第 69 章
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
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象列宁本人说话的口气一样，甚至就象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话的口气一样。因为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样，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那些出于策略考虑的灵活做法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宣传，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只会成立一个“改良”政府的幻想，也就完全成了泡影。共产党实质上等于是在说：“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两条道路由你挑吧！“
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人决不愿意结束他们的社会制度而选择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但是他们知道怎么也得牺牲蒋介石了，至少也得作出这样的姿态来。不管蒋介石怎样哀求也无法使guó mín dǎng团结起来支持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他派自己的亲信张群去汉口和长沙，争取华中政治负责人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又呼吁法、英、美、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结果在国内外都碰了壁。
蒋的这些活动不过是困兽犹斗。他已陷入重围，只好四处求助。不管是guó mín dǎng内的旧友、东山再起的宿敌、美国、以至于苏联，他都一一求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把蒋介石同保他的老部下分割开来。
一月十四日，máo zé dōng蔑视一切外国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宣告人民解放军有力量“粉碎和消灭”整个guó mín dǎng统治机器。但是为了实现和平，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南京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guó mín dǎng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等于要求guó mín dǎng无条件投降，是guó mín dǎng所无法接受的。但是，毛的声明已经把蒋的求和文告驳得体无完肤。蒋在宣传上已经无地自容，不得不下呀。下野当然会危及他的威信。但是为了平息guó mín dǎng内部日益增长的恐慌情绪和反蒋浪潮，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在长江以南建立防御体系，为了由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其他人物出面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争取外国援助，蒋介石觉得自己离开南京不失为良策。
蒋介石是搞这种幕后yīn谋勾当的老手。他在máo zé dōng提出和平条件后，就召集了陈立夫、谷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十来个亲信共商大计。据报道，蒋虽然行将下野，但仍将继续控制和谈。他的亲信将受到guó mín dǎng秘密警察的保护，中央调查统计局则受权惩办所有不服蒋领导的人。最重要的政治犯将移解华南。
蒋在南京的最后几天，是在秘密警察严密保卫下度过的。可能他是害怕再次遭人劫持。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停泊在长江上的一艘英国赠予guó mín dǎng的军舰上过夜，万一南京城内出事，他就可以马上开溜。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事。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向李宗仁移jiāo职务以后，登上一架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离开南京，飞往二百一十英里外的原籍浙江奉化。蒋介石在中国掌权二十二年，只有一两次间断，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蒋下野离京却完全无动于衷。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三年半中，蒋的威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同样一个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抗日胜利庆祝大会上，曾是受到全场十万群众热烈欢呼的风云人物，如今黯然归里，既没有一个人欢呼也没有一个人掉泪，也许他从此就默默无闻了。
但是蒋介石自己决不会甘心情愿就此默默无闻。他临走时发表了一篇告别文告，
闪烁其词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在他离开南京后的第二天，有一道发给前线军官的命令传达了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示，里面把话说得十分明白。命令说：
“总统离京事前作了周密部署，现由李宗仁副总统和孙科行政院长主持政局。当前国际风云多变，我军胜利在握，吾等均系总统及参谋总长门生，理应善自治军“云云。
中国的旧势力就是这样竭力维护其下台的领袖。
五十八．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亿万人民处于持续的动乱之中，真是蔚为奇观。人们放下本业，东征西讨，进行掠夺，互相残杀，有的获胜，有的陷入绝望，有的叛变，有的被出卖。这个时期改变了人们整个生活的道路，甚至可能也改变了亚洲的未来。这种激烈的动dàng究竟有什么基本特点呢?
有人很可能会用最笼统的哲学术语回答说，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是方生未死的现象。一方面，新的社会正在诞生；另一方面，旧的制度正在灭亡。
在革命阵营方面，到处都是一片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象：从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军队，从农会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从信贷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银行。在反革命阵营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到处是一片暮气沉沉，衰败破落的景象；正规军队变成了警察部队；堂堂的国家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机关。银行也不成其为银行，剩下的只是密藏于远方海岛的金库。人们感到造成这些变化的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以推迟，却绝不可能予以制止。
但这并不是说，guó mín dǎng所代表的社会之灭亡和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之诞生都是命中注定的。恰悟相反，中国内战的结局完全是打出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时，已经把广大群众的力量、理想和热情都发动起来了，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人想要予以阻挡，就犹如螳臂当车，只是徒劳。
蒋介石就是一个例子。他下野离开南京后，还拼命笼络正作鸟兽散的部下。由于他仍然控制着国库的钱，他比他的许多政敌能拿出更高的价钱来收买秘密警察和一部分将领。同时，由于他仍然擅长权术，他还能继续分化自己的对手。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钱笼络大批的人，而且他的分化手段虽然使他在同主要对手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却也使guó mín dǎng内和军内下层人心涣散，结果使其中大部分人完全丧失了斗志。
蒋介石可能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他在guó mín dǎng内的政敌决不可就接受的。等到他的党内对手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可以神气十足地重新上台。在此期间则由他的亲信设法破坏和谈，搞臭那些反对他亲政的人。这真是一条妙计。但是，蒋的亲信给政府内部的改良派拆台，破坏民主与和平运动，实际上也就破坏了guó mín dǎng及其政府进行战争的能力。他们极力防止亲蒋势力四分五裂，结果只是加剧了guó mín dǎng系统的全面瓦解。况且，如果说蒋介石竟然还有什么办法保住自己的话，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改行革命的政策；但是蒋介石尽管诡计多端，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明智。
整个一九四九年春季，蒋虽然身在奉化老家韬晦，却一心念念不忘他所离别的国都，继续伸出黑手控制那里的一举一动。报馆编辑批评他在幕后cāo纵，就被捕入狱；学生yóu xing示威要求和平，就在南京的街头遇到dú打以至qiāng杀；甚至还有人企图绑架代理蒋介石总统职务的李宗仁。
更令人民惊的是，在蒋下野后，竟有九十二名在押的汉jiān获释出狱，已由中国法庭定罪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也被迫送回国。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蒋的法官竟悍然宣告日本谋略家冈村宁次大将无罪，让他搭乘美国轮船返回日本，受麦克阿瑟将军的庇护。冈村宁次毕生研究如何征服中国，历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蒋介石一方面继续镇压本国人民，一方面又释放日本“战犯”，这自然就使他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更加声誉扫地。由此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蒋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发动中国人民起来打败共产党，所以就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bào发，极力同日本和驻日美军拉关系。
尽管蒋介石仍然企图对国务进行遥控，但是他既已离开首都，他的权威必然受到削弱。guó mín dǎng内部的裂痕在不断加深。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guó mín dǎng政府都不成其为政府了。奉化有一个自行“引退”但未宣布辞职的总统，想方设法继续打下去。南京有一个代总统，想方设法要和谈。广州有一个以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为首的guó mín dǎng内阁行政院。台湾岛上还有以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人称“小委员长”的陈诚以及蒋的长子为首的一伙人。这几个方面各持己见，你骂我好战，我骂你投降。
和谈固然是造成guó mín dǎng分裂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guó mín dǎng最高领导中有许多人不过是把和平挂在嘴上，装装门面，以便背地里重新组合力量继续fǎn gòng，并继续争权夺利。争取获得美援的希望，大大促进了各派系的相互倾轧。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在广州的一次会上对七十六名guó mín dǎng要人说，“美国国会正在酝酿再向我们提供六亿美元的军援，赠予我二、三亿美元购物资，并另行提供二、三亿美元作为稳定我货币的基金。“
美援有望也促使边远省份的军阀重新组合力量继续抵抗共产党的攻势。在重庆举行的八省联防会议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将军宣称，西南各省将编练五百万人的新部队。这位将军是在吹牛，他哪里能搞起来这样大的力量?恐怕也是希望捞点美援罢了。其实他是受了某些美国军事评论家的怂恿，这些评论家鼓吹扶持中国的地方势力以遏制席卷中国的赤色浪潮。这种主张不过是三十年前就已失败的与此类似的政策之翻版，当时列强普遍支持俄国高尔察克将军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当时就已经证明是下策，现在把它搬到中国来也决不会是什么高招。
这是因为guó mín dǎng的头头们虽然嘴上还痛斥共产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信心。这些人眼看自己快要完蛋，干脆也就不再想什么办法笼络民心、挽救危亡，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老百姓进行掠夺。他们干吗还不最后捞一大把呢?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旧中国的统治者恨不得一下子刮地三尺，简直连最起码的门面也顾不得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掠夺。以云南省会昆明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越“驼峰”的美国空运线曾以这里为终点，当地人赚了美国大兵的不少美元。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中央银行运来大批票面五十元的紫色金元券，把市面上所有的外币和金条收购一空。在二十四小时内，黄金和所有商品的价格涨了一倍。第二天，中央银行竟宣布所有的票面五十元的金元券都是伪钞。结果有三万人聚集在中央银行所在的南屏街，要求该行兑换，中央银行关上大门，结果发生了骚乱。省主席卢汉坐着装甲车，率领数百名军警赶到现场，驱散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一百一十八人。就在中央银行大楼前的马路上，由卢汉主持进行军法审判。当着几千群众的面把被捕的人一一草草过堂就地qiāng决。qiāng毙了二十一个人以后，行刑队求情说；“剩下的人看来都是从犯”，卢汉才宣布结束审讯。
在guó mín dǎng行将覆灭的黑暗日子里，发生了不知多少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当guó mín dǎng在内战个节节败退，甚至到了共产党即将向资源丰富、有两亿人口的华南进军的时候，guó mín dǎng的官僚们仍然不去动员人民群众的巨大潜力来支撑自己的政权，而是竭力把民脂民膏换成便于带出国外的金条和外汇。一九四八年八月后，他们强制人民把外钞兑换成金元券，估计从中既使刮了一亿八千万美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为了给guó mín dǎng的国库筹集资金，单凭一纸命令就从各家商业银行榨取了四千万美金。
这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去的地方还不少。据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大公报》报道，有八千六百箱的金银财宝和珍贵图书运往美国。总计约达四百万盎司的黄金整箱整柜地运到了台湾岛上，而且已经做好风声一紧便可启运国外的准备。guó mín dǎng的广东银行通过兑换金元券高来的五万盎司黄金和五千万元港币都存到了属于英国管辖的保险库—香港。菲律宾也成了guó mín dǎng银行资本的避难所、guó mín dǎng美元投资的新天堂，也是逃往国外的guó mín dǎng头头们搞投机买卖的活动中心。guó mín dǎng的许多官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产出卖给欧籍犹太难民，讲定在马尼拉付款，用以在当地兴办工厂企业。guó mín dǎng的头头恳求美国人为中国和guó mín dǎng的前途下大本钱，可是他们自己却把大批资金转到国外去进行投资，他们究竞还有多少自信，也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的军阀向来是恋栈到底的，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念，而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鱼ròu老百姓，把聚敛的钱财存到租界或外国，日后下台，便可到国外当寓公。guó mín dǎng的头头同这些军阀差不多，虽然手段要更高明一些。也许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按中国的老习惯办事。
当时guó mín dǎng人的精神状态并不象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处于衰落时期的世纪末情调，倒是象沙皇俄国和法国波旁王朝覆灭时的世界末日气氛。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干什么都行，都情有可原，救自己要紧—这就是那些人的处世之道；
guó mín dǎng政权的盛衰，就象是一条总是断断续续地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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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象列宁本人说话的口气一样，甚至就象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话的口气一样。因为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样，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那些出于策略考虑的灵活做法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宣传，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只会成立一个“改良”政府的幻想，也就完全成了泡影。共产党实质上等于是在说：“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两条道路由你挑吧！“
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人决不愿意结束他们的社会制度而选择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但是他们知道怎么也得牺牲蒋介石了，至少也得作出这样的姿态来。不管蒋介石怎样哀求也无法使guó mín dǎng团结起来支持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他派自己的亲信张群去汉口和长沙，争取华中政治负责人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又呼吁法、英、美、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结果在国内外都碰了壁。
蒋的这些活动不过是困兽犹斗。他已陷入重围，只好四处求助。不管是guó mín dǎng内的旧友、东山再起的宿敌、美国、以至于苏联，他都一一求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把蒋介石同保他的老部下分割开来。
一月十四日，máo zé dōng蔑视一切外国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宣告人民解放军有力量“粉碎和消灭”整个guó mín dǎng统治机器。但是为了实现和平，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南京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guó mín dǎng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等于要求guó mín dǎng无条件投降，是guó mín dǎng所无法接受的。但是，毛的声明已经把蒋的求和文告驳得体无完肤。蒋在宣传上已经无地自容，不得不下呀。下野当然会危及他的威信。但是为了平息guó mín dǎng内部日益增长的恐慌情绪和反蒋浪潮，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在长江以南建立防御体系，为了由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其他人物出面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争取外国援助，蒋介石觉得自己离开南京不失为良策。
蒋介石是搞这种幕后yīn谋勾当的老手。他在máo zé dōng提出和平条件后，就召集了陈立夫、谷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十来个亲信共商大计。据报道，蒋虽然行将下野，但仍将继续控制和谈。他的亲信将受到guó mín dǎng秘密警察的保护，中央调查统计局则受权惩办所有不服蒋领导的人。最重要的政治犯将移解华南。
蒋在南京的最后几天，是在秘密警察严密保卫下度过的。可能他是害怕再次遭人劫持。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停泊在长江上的一艘英国赠予guó mín dǎng的军舰上过夜，万一南京城内出事，他就可以马上开溜。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事。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向李宗仁移jiāo职务以后，登上一架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离开南京，飞往二百一十英里外的原籍浙江奉化。蒋介石在中国掌权二十二年，只有一两次间断，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蒋下野离京却完全无动于衷。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三年半中，蒋的威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同样一个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抗日胜利庆祝大会上，曾是受到全场十万群众热烈欢呼的风云人物，如今黯然归里，既没有一个人欢呼也没有一个人掉泪，也许他从此就默默无闻了。
但是蒋介石自己决不会甘心情愿就此默默无闻。他临走时发表了一篇告别文告，
闪烁其词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在他离开南京后的第二天，有一道发给前线军官的命令传达了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示，里面把话说得十分明白。命令说：
“总统离京事前作了周密部署，现由李宗仁副总统和孙科行政院长主持政局。当前国际风云多变，我军胜利在握，吾等均系总统及参谋总长门生，理应善自治军“云云。
中国的旧势力就是这样竭力维护其下台的领袖。
五十八．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亿万人民处于持续的动乱之中，真是蔚为奇观。人们放下本业，东征西讨，进行掠夺，互相残杀，有的获胜，有的陷入绝望，有的叛变，有的被出卖。这个时期改变了人们整个生活的道路，甚至可能也改变了亚洲的未来。这种激烈的动dàng究竟有什么基本特点呢?
有人很可能会用最笼统的哲学术语回答说，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是方生未死的现象。一方面，新的社会正在诞生；另一方面，旧的制度正在灭亡。
在革命阵营方面，到处都是一片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象：从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军队，从农会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从信贷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银行。在反革命阵营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到处是一片暮气沉沉，衰败破落的景象；正规军队变成了警察部队；堂堂的国家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机关。银行也不成其为银行，剩下的只是密藏于远方海岛的金库。人们感到造成这些变化的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以推迟，却绝不可能予以制止。
但这并不是说，guó mín dǎng所代表的社会之灭亡和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之诞生都是命中注定的。恰悟相反，中国内战的结局完全是打出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时，已经把广大群众的力量、理想和热情都发动起来了，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人想要予以阻挡，就犹如螳臂当车，只是徒劳。
蒋介石就是一个例子。他下野离开南京后，还拼命笼络正作鸟兽散的部下。由于他仍然控制着国库的钱，他比他的许多政敌能拿出更高的价钱来收买秘密警察和一部分将领。同时，由于他仍然擅长权术，他还能继续分化自己的对手。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钱笼络大批的人，而且他的分化手段虽然使他在同主要对手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却也使guó mín dǎng内和军内下层人心涣散，结果使其中大部分人完全丧失了斗志。
蒋介石可能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他在guó mín dǎng内的政敌决不可就接受的。等到他的党内对手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可以神气十足地重新上台。在此期间则由他的亲信设法破坏和谈，搞臭那些反对他亲政的人。这真是一条妙计。但是，蒋的亲信给政府内部的改良派拆台，破坏民主与和平运动，实际上也就破坏了guó mín dǎng及其政府进行战争的能力。他们极力防止亲蒋势力四分五裂，结果只是加剧了guó mín dǎng系统的全面瓦解。况且，如果说蒋介石竟然还有什么办法保住自己的话，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改行革命的政策；但是蒋介石尽管诡计多端，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明智。
整个一九四九年春季，蒋虽然身在奉化老家韬晦，却一心念念不忘他所离别的国都，继续伸出黑手控制那里的一举一动。报馆编辑批评他在幕后cāo纵，就被捕入狱；学生yóu xing示威要求和平，就在南京的街头遇到dú打以至qiāng杀；甚至还有人企图绑架代理蒋介石总统职务的李宗仁。
更令人民惊的是，在蒋下野后，竟有九十二名在押的汉jiān获释出狱，已由中国法庭定罪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也被迫送回国。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蒋的法官竟悍然宣告日本谋略家冈村宁次大将无罪，让他搭乘美国轮船返回日本，受麦克阿瑟将军的庇护。冈村宁次毕生研究如何征服中国，历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蒋介石一方面继续镇压本国人民，一方面又释放日本“战犯”，这自然就使他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更加声誉扫地。由此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蒋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发动中国人民起来打败共产党，所以就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bào发，极力同日本和驻日美军拉关系。
尽管蒋介石仍然企图对国务进行遥控，但是他既已离开首都，他的权威必然受到削弱。guó mín dǎng内部的裂痕在不断加深。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guó mín dǎng政府都不成其为政府了。奉化有一个自行“引退”但未宣布辞职的总统，想方设法继续打下去。南京有一个代总统，想方设法要和谈。广州有一个以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为首的guó mín dǎng内阁行政院。台湾岛上还有以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人称“小委员长”的陈诚以及蒋的长子为首的一伙人。这几个方面各持己见，你骂我好战，我骂你投降。
和谈固然是造成guó mín dǎng分裂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guó mín dǎng最高领导中有许多人不过是把和平挂在嘴上，装装门面，以便背地里重新组合力量继续fǎn gòng，并继续争权夺利。争取获得美援的希望，大大促进了各派系的相互倾轧。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在广州的一次会上对七十六名guó mín dǎng要人说，“美国国会正在酝酿再向我们提供六亿美元的军援，赠予我二、三亿美元购物资，并另行提供二、三亿美元作为稳定我货币的基金。“
美援有望也促使边远省份的军阀重新组合力量继续抵抗共产党的攻势。在重庆举行的八省联防会议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将军宣称，西南各省将编练五百万人的新部队。这位将军是在吹牛，他哪里能搞起来这样大的力量?恐怕也是希望捞点美援罢了。其实他是受了某些美国军事评论家的怂恿，这些评论家鼓吹扶持中国的地方势力以遏制席卷中国的赤色浪潮。这种主张不过是三十年前就已失败的与此类似的政策之翻版，当时列强普遍支持俄国高尔察克将军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当时就已经证明是下策，现在把它搬到中国来也决不会是什么高招。
这是因为guó mín dǎng的头头们虽然嘴上还痛斥共产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信心。这些人眼看自己快要完蛋，干脆也就不再想什么办法笼络民心、挽救危亡，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老百姓进行掠夺。他们干吗还不最后捞一大把呢?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旧中国的统治者恨不得一下子刮地三尺，简直连最起码的门面也顾不得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掠夺。以云南省会昆明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越“驼峰”的美国空运线曾以这里为终点，当地人赚了美国大兵的不少美元。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中央银行运来大批票面五十元的紫色金元券，把市面上所有的外币和金条收购一空。在二十四小时内，黄金和所有商品的价格涨了一倍。第二天，中央银行竟宣布所有的票面五十元的金元券都是伪钞。结果有三万人聚集在中央银行所在的南屏街，要求该行兑换，中央银行关上大门，结果发生了骚乱。省主席卢汉坐着装甲车，率领数百名军警赶到现场，驱散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一百一十八人。就在中央银行大楼前的马路上，由卢汉主持进行军法审判。当着几千群众的面把被捕的人一一草草过堂就地qiāng决。qiāng毙了二十一个人以后，行刑队求情说；“剩下的人看来都是从犯”，卢汉才宣布结束审讯。
在guó mín dǎng行将覆灭的黑暗日子里，发生了不知多少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当guó mín dǎng在内战个节节败退，甚至到了共产党即将向资源丰富、有两亿人口的华南进军的时候，guó mín dǎng的官僚们仍然不去动员人民群众的巨大潜力来支撑自己的政权，而是竭力把民脂民膏换成便于带出国外的金条和外汇。一九四八年八月后，他们强制人民把外钞兑换成金元券，估计从中既使刮了一亿八千万美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为了给guó mín dǎng的国库筹集资金，单凭一纸命令就从各家商业银行榨取了四千万美金。
这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去的地方还不少。据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大公报》报道，有八千六百箱的金银财宝和珍贵图书运往美国。总计约达四百万盎司的黄金整箱整柜地运到了台湾岛上，而且已经做好风声一紧便可启运国外的准备。guó mín dǎng的广东银行通过兑换金元券高来的五万盎司黄金和五千万元港币都存到了属于英国管辖的保险库—香港。菲律宾也成了guó mín dǎng银行资本的避难所、guó mín dǎng美元投资的新天堂，也是逃往国外的guó mín dǎng头头们搞投机买卖的活动中心。guó mín dǎng的许多官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产出卖给欧籍犹太难民，讲定在马尼拉付款，用以在当地兴办工厂企业。guó mín dǎng的头头恳求美国人为中国和guó mín dǎng的前途下大本钱，可是他们自己却把大批资金转到国外去进行投资，他们究竞还有多少自信，也就可见一斑了。
中国的军阀向来是恋栈到底的，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念，而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鱼ròu老百姓，把聚敛的钱财存到租界或外国，日后下台，便可到国外当寓公。guó mín dǎng的头头同这些军阀差不多，虽然手段要更高明一些。也许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按中国的老习惯办事。
当时guó mín dǎng人的精神状态并不象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处于衰落时期的世纪末情调，倒是象沙皇俄国和法国波旁王朝覆灭时的世界末日气氛。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干什么都行，都情有可原，救自己要紧—这就是那些人的处世之道；
guó mín dǎng政权的盛衰，就象是一条总是断断续续地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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