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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章

  面工作中的问题。

  土地改革的章程规定,政府应给予农民及其代表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和检举各级干部,罢免和选举政府和农会组织全部干部的权利。

  不幸的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农民并不经常行使这些权利。但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例子,说明有人敢于对八路军干部行使这种权利。我在河北时曾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位农村民兵拿着村公所的传票步行五十英里来到北方大学,要求把一个在该校担任教授的八路军高级干部jiāo给他,带回村里受法庭审判。尽管教授的同事们表示反对,他还是立刻被jiāo给这位民兵带走了。教授被带到村里店,因过去犯的一些错误受到“斗争”。他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大受羞辱,最后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这类事件使解放区的许多知识分子惧怕农民和他们新获得的民主权利。

  言论自由对共产党地区人民中的许多阶层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自由。如前所述,华北某些地区的穷苦农民过去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不敢公开指责地主。如果一个农民胆敢顶撞地主,他就会被关别土牢里,被赶出村子,或者被杀掉。现在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穷人可以象任何人一样自由讲话了。

  言论自由对华北农村的广大fù女也是一种新鲜事物。她们不再象先前一样,只能低着头坐在桌旁,等别人问话时才能说话。她们现在拥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想出门就可以走出家门,可以自由集会,参与政治,管理本村的事务。

  由于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于是人们可以大胆提意见,抱怨,发牢骚。但是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自由似乎是没有的。

  共产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但上海的中共官员公开声明他们不给“反动派”以出版自由。说句公道话,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向来都是军队、政党和政府办的。所以,共产党封闭许多报馆,也无非是做了我们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事情而已。上海和天津原来有几家独立报纸。这些报纸曾经不时激发公众舆论,使蒋政府有所顾忌。后来共产党允许这些报纸继续出版,正如他们也允许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继续出版一样。但是共产党对报刊的基本态度,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报刊批评他们的政权。

  尽管共产党内绝非舆论一律,但是党的领导人和主管宣传工作的人员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为革命服务。máo zé dōng认为文学应该服从政治。解放区的一位著名作家同毛唱反调说政治应服从于文学。有些党员对他很恼火。但仍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发表意见。由于毛一再宣称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于是宣传官员就附和他的调子,声称不存在中立的文学。他们说,所谓的中立文学统统是“伪装”的。

  尽管共产党利用报刊为政治服务,但至少在内战时期,在整个共产党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新闻自由。共产党领导人,非党游击队队长和县干部经常对我说,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公开的。我认为除少数情况外,这种说法是完全真实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象共产党这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自上而下地搞革命,没有彻底的沟通消息的自由是不行的。为了宣传他们的政策并了解农民的想法,共产党需要这种自由。

  本书之所以充满了关于暴力的描写,原因之一是我曾特意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样做绝不是想要诋毁共产党,而是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很有价值。当局不仅没有阻止我了解这些情况,相反,大家都尽力帮助我搜集材料。本书关于土地改革的报道,大部分来自于村、县土改干部和农民的介绍,以及我本人的见闻。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提供的情况甚少,而且缺乏我自己在本书里所介绍的许多细节。为了了解情况,我走村串户,一个一个地找干部谈话。这好象一个学生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每个教室上的课都不一样。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尽管共产党人有二十年的经验,他们也得采用大致与此相同的办法了解土改中的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太大,采用别的方法不行。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土地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错误和不公正的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采取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态度),这些错误并没有僵化成教条。新闻自由是任何一场革命的生命线,就这一点来说,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革命时期的新闻自由是一国事,革命以后的新闻自由却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目前正在夺取国家政权,今后在他们的辖区内不大可能象以前那样自由传播新闻,特别是国外新闻。

  五

  共产党为了恢复社会安定所进行的斗争,必然会赢得任何诚实的观察家的高度同情和尊敬。资本主义文明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使中国人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怎样行事方是正确的。习惯和传统已无法迫使人们遵循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只有使用高压手段才能使人们就范。

  蒋介石使用的高压手段是警察和特务。但是,警察和特务的人数不可能多于老百姓,因此他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正采取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启发、唤起人们社会良知的办法来控制中国人民。某些观察家说,这是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铲除异己,实现大一统。不过,大概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使中国恢复社会安定。

  共产党在着手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时,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不仅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且必须改变人们的习惯、传统和思想。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随着物质条件的缓慢变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人生现。过去,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缓慢。但是现在历史不容许它继续那样极慢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封建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使国家获得真正而彻底的独立,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和宗教般的狂热进攻习惯势力,这就不可避免地殃及个人自由。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准。但他们的美德本身却使人感到害怕。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任何反对他们的基本生活哲学的人都是错误的。他们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狂暴之徒。他们从不盛气凌人,嚣张跋户。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有时也可以见到例外)。他们欢迎批评,在解释他们的纲领时令人难以理解地耐心。他们也不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并不指望中国能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讲求实际(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这样,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历史的需要。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所有的人。这样一来,自由就受到威胁了。

  翻身这个口号体现了改造人的哲学。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竟然会既震慑邪恶,又损害自由。翻身是改造地痞、二流子和鸦片鬼的极有效的手段。无可否认,确实有不少以前的社会渣滓被改造成为有用的人。但另一方面,在那些职业社会改革家的手中,这种改造人的哲学有时竟成了精神压迫的武器。青年学生经常挥舞着翻身的口号干涉别人的自由。不仅如此,由于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贪污舞弊,检举反动派,改造别人,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视别人的暗探。这种危险在共产党辖区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这种倾向确实存在。

  “斗争”的方法在那些肆无忌惮的干部手中是一种很危险的武器。实际上“斗争”这个词在一些地区具有很不祥的意义。只要一提“斗争”,就足以把反对派吓倒。

  中国共产党人很以其‘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自豪,这不无道理。因为只有不断检查自己,他们才能改正错误,防止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检讨”和“整风会”的目的常常不仅是为了纠正干部对群众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且是为了改变同党的政策不一致的个人信念。许多从蒋管区投过来的知识分子私下告诉我,他们开始时很讨厌这些批评会议,但后来逐渐愿意参加这些会此因为这些会议有助于他们改造“世界观”。虽然这种思想统制的方法还未搞得太过份,但它有可能扼杀人们的活跃思想,使人们完全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思考和活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既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正确的行为准则又已dàng然无存,所有其他集团在道德上都十分无能,又怎么可能不这么办呢?共产党的反对者均无法反驳这一点。

  西方毕竟有足足一百年的时间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蒋介石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这样做。现在轮到共产党来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了。

  六

  任何关于自由的讨论,毕竟很难得出什么结果,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的。根明显,自由同宗教一样,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农民的上帝未必是哲学家的上帝,穷人的自由同资本家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肤浅的观察家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辖区的自由制度证明任何他所希望的赞成或反对的结论。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已成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或者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股来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辖区的自由存在着两大误解。共产党在自己的地区所消灭的最大自由,就是旧政权直接通过秘密警察、匪帮、宪兵,或者见解通过通货膨胀、巧取豪夺、苛捐杂税、贪污舞弊,来残害人民的自由。

  另一方面,一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人民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人民的自由。

  两者也都忘记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创建新的权力(连美国革命也是如此)。两者都不懂得,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和一场已大功告成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最后,两者还忽略了这一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尚未完成,在目前阶段也不可能明确地建立任何自由制度。

  考虑到这些因素,并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我们可以重新归纳一下共产党辖区自由的情况。共产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得到了他们前所没有的下列自由,

  免受饥饿的自由,武装起来的自由,婚姻自由,选举自由,和平集会及批评政府的部分自由。

  共产党保证了除官僚资产以外的私有财产的安全,但他们取消了出租土地的自由(特殊情况除外)。

  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普遍有旅行的自由,不过将来未必有出国旅行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特别是涉及到社会当局)要比以前广泛得多。但是否会有美国今天的言论自由,则令人怀疑。现在仍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但许多报刊都是政权的喉舌。

  在农村中,人民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者,基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农民将不再会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被高利贷者吸尽骨髓,或被抓壮丁。丈夫不许打老婆,当官的不许打当兵的,当兵的不许打老百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都不用担心被军队抢劫。

  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接管所有的工业、商业、农业,并置其于国家(即党和领袖)的管理之下。他们没有消灭私有财产。他们还没有消灭一切差别,从而消除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共产党人不杀俘虏,他们没有押运死刑囚犯的汽车,没有流动法庭,也不在大街上qiāng决犯人。党尚未建立恐怖制度。党的高级领导人强烈反对暴力行动,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

  共产党没有对政府雇员实行忠诚检查。他们没有地区xìng的反颠覆法。他们没有设立非华活动委员会。他们没有禁止他们的主要反对党—guó mín dǎng的成员担任政府职务。他们没有把作家召到特设委员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参加了什么党派。他们有意对大多数从前的反对者采取温和态度。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保证guó mín dǎng军官在农村中可以分到土地。

  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控制。他们大搞群众xìng的宣传和教育在工厂和学校中建立学习小组。这些小组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

  却造成了令人感到压抑的舆论一律。有迹象表明,党最终将对文学、艺术、戏剧和科学采取某种形式的控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党公开对立或者批评党的根本政策的情况是极少有的。允许各党各派的成员进入政府,但不允许“fǎn gòng分子”进入政府。

  可能要进行比蒋介石统治下规模重大的思想灌输运动。已经开始改写历史,尤其是关于美国在东亚活动的历史。

  共产党许诺人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一切迹象表明党打算过问没有改造的人在道德、哲学和心理方面的观念。无论什么时候党总是在忙个不停。它的干部深入生活,接触了蒋政权从不了解的许多方面。由于在中国能读会写的人将成为统治者,因此知识分子就成了灌输道德概念的主要对象。关于改造、侮过、整风和检讨的无休止的谈论,最终可能形成新的正统作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思想方面的压制还极微小。

  根据人身保护法人们所应享有的人身自由,由不受国家权力机关控制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西方人直到最近还从为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种种权利是否存在,仍然都是疑问。

  中国从不存在象样的独立的法院系统,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从头搞起。人民法庭在目前通常是附属于政权的机构。斗争会和坦白jiāo代会有时完全成了报私仇的工具。人们有时被迫贬辱自己向“人民”检讨,认罪,而毫无辩解的机会。当前,共产党的法律体现了不断前进的人民的意志以及不断壮大的政权的需要。除非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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