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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除辽西)、吉林两省后,即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垣齐齐哈尔。接着又掉转矛头进攻锦州,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全部辽西地区。熊正平记述了日军侵占锦州的实况:

  12月初,南京guó mín dǎng政府派顾维钧与日本大使jiāo涉,双方决定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防守大凌河岸,并约定日军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调查团前来调查解决东北问题。因此,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留在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领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等。12月下旬,我派公安骑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驻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军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十二辆火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黄显声即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指示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军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pào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qiāng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军最先渡河的七人被我军擒获。时已天黑,我军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经夜半。黄显声率省府人员退至城西二十里的杨官屯,我仍驻城内。后半夜2时,日军开始攻城。4时,我命令zhà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岘、锦西撤退。1月3日早10时,日军飞机9架至虹螺岘上空侦察,我全部人马在山坡森林中隐蔽,未受损失。1月4日,日军派古贺骑兵联队向锦西方向来追,我全部人马退至锦西的西南大山中。

  1月10日,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退至河北省抚宁,日军进至山海关外前所车站即不再前进。

  日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又将进攻方向转到北满夺取哈尔滨。这时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至此,经过四个月零十八天,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的中国军队虽然没有"好几十万",但精确的数字,也有十九万人之多,即使扣除事变后由辽宁退入关内的五万人,也还有十四万人之众,而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加上从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总共也不过一万五千人。中日兵力如此悬殊,而短短的几个月,就丢弃了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民众的哀怨与愤懑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的民众不明白: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呢,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吗?

  第五部分 3.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1)

  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

  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是张学良。不论有多少理由,也不管有多少苦衷,作为一方统帅,置东北民众和土地于不顾,眼睁睁地放任日军践踏,张学良是难辞其咎的。

  不抵抗主义的发明者,是蒋介石。蒋介石是放狼入室的罪魁,是丢弃东三省的祸首。

  早在1931年7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侵华意向已充分显露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对日军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8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jiāo涉,听候中央处理。"

  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同党政军要人商讨了对日方略:"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

  22日,蒋介石向南京党员发表演说,阐明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军队避免冲突,国民严肃镇静不抵抗,依靠国联压迫日本撤兵。

  全国各界民众,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势不可挡;即使guó mín dǎng和guó mín dǎng军队,也有一部分人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自动地起来抗日。

  民气不可欺,但有时却可利用。guó mín dǎng内各反蒋派系竭力攻击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前在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核心,则乘机逼蒋下野,企图取而代之。

  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当中不抵抗主义遭到民众反对,党外的抗日民主运动,使其处于非常不得人心的被动地位;党内各派系的乘机压迫,又使其处境十分不利。

  蒋介石见势不妙,重演故技,以退为进,再次宣告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此事发生在1931年12月15日。

  蒋介石飞回了浙江奉化县老家,他的亲信还都在南京,仍然把持着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形同虚设,新任行政院长孙科面临财政、外jiāo两大危机,一筹莫展,难撑局面,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孙科吁请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蒋的亲信也乘机叫嚷促蒋复职。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决定拉汪排胡,重新出山。蒋通过宋子文对汪说,只要与蒋合作,汪派人物可以全部进入南京政府。汪精卫也想通过与蒋合作,在南京政府中谋得权位。二人一拍即合。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16日,汪精卫也由上海到达杭州。经过密商,二人达成权力分配协议:汪主持内政外jiāo,蒋负责军事。21日,蒋、汪联袂入京。28日,guó mín dǎng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决定劝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五人为常委(3月6日蒋正式出任委员长)。

  1月28日,在历史上是值得记述的一天。蒋介石重新上台,蒋汪合作,进行权力再分配,在这一天:日本在上海发动进攻,制造新的侵华事件;在这一天;蔡廷锴、蒋光鼐领导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为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抗战的起点,也在这一天。

  蒋介石重新上台,不抵抗主义的初衷未改,他与汪精卫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淞沪抗战。

  第五部分 4.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2)

  上海战端一起,南京政府不思抵抗,惶惶然于1月30日迁都洛阳。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奋力抵抗,打得日军多次更换司令官而难于进展。蒋汪却密令中国海军保持"镇静",通过何应钦电令十九路军航空队,"对日海军,决不抛掷zhà弹",蒋介石指示十九路军"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蒋介石反对增援淞沪抗战,让何应钦通令各部队,"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蒋汪还断绝了十九路军的给养和军饷,截留各界民众和华侨的抗战捐款。抗战部队处于非常困难境地被迫撤退。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上海军民的抗战被彻底出卖了。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北三省,出卖了上海抗战,难道他要甘心卖国、当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吗?不,蒋介石雄心勃勃,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何况,他的外jiāo重心在美、英一边,还有它们的支持呢。

  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背后,蕴藏着别一样的东西。

  《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正式宣布了一项国策"攘外必先安内",把它作为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后来回忆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guó mín dǎng面临"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种严重的危机,"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8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

  此前,蒋介石就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加以宣传。

  1931年7月,日本侵华的意图已路人皆知,蒋介石面对即将入侵的日本和正在被他"围剿"中的工农红军,就明确表示:"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即不能御侮"。同年11月30日,又老调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jiāo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攘外必安内"定为基本国策之后,蒋介石更是大肆宣扬,一再诠释。

  1932年12月14日,发表演讲:"我们的内政有两大毛病:一种是党及政府内部分裂,一种是土匪、赤匪在各地方扰乱,这使得我们国家分崩离析,国不成国。""'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

  1933年4月6日,致电各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4月7日训诫"剿共"高级将领:"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第五部分 5.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3)

  5月8日,对军官讲话:"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

  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是"心腹之患",日本的侵略势力是"皮肤小病","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由此出发,产生了不抵抗主义的误国方针。

  蒋介石是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懂得专政稳固的重要xìng,把个人专制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允许革命力量的存在,不允许党内有其他派别,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无视整个中华民族的权益,使"攘外"成了一块空招牌。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标准来衡量,此时的蒋介石是不合格的。

  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背后,还有一样东西,这就是浓重的民族失败主义。

  1933年4月12日,在一次讲演中说:"无论如何,他的武器比我们的精良,技术比我们高明,我们在最短期间,是无法补救这两个重大的缺点的。"

  1934年7月,对军官训话说:"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

  日本吹嘘"皇军不可战胜",蒋介石也确实认为日本的侵略是不可抗拒的。只着眼于武器和技术装备,而无视爱国军民的伟大力量,把本民族看得一钱不值,不堪一击,蒋介石的"三日亡国论",成为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

  "攘外必先安内"和"三日亡国论",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两大基因。

  "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

  "一二八"事变bào发后,冯玉祥在南京举行的guó mín dǎng中央会议上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冯玉祥因中原大战失败正避居山西省乡村。9月20日,从孔祥熙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肝胆yù裂,彻夜未眠,23日,发表通电,回复孔祥熙。

  冯玉祥在通电中,严厉地批评蒋介石"专横暴戾,yīn狠险dú,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cāo纵钳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jiāo则认贼作父,妥协屈服",指出,敌人大肆武装入侵,"实由蒋政府历年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所由致",对于日本侵略,不设法抵抗,却听候国联"主张公理",真是"无气骨无人格",号召全国同胞"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雪此无上之奇耻。"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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