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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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máo zé dōng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卫生间，而是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也说不清自己是走向短兵相接的战场还是走上接受审判的法庭，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是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颇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máo zé dōng回到北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主席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máo zé dōng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然而，恰恰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又使高岗的思想开了叉。从延安的时候起，高岗就同刘少奇有过多次接触，关系虽然说不上很好，也谈不上坏。现在怎么样？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许他去年夏天干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韬略？没有考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干了个“一锤子买卖”？
刘少奇拿着讲话稿开始作报告的时候，饶漱石的心情也许比高岗更复杂、更难堪。他同刘少奇的关系比高岗同刘少奇的关系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刘少奇从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陈毅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呈上升趋势。后来呢，刘少奇待饶漱石也不薄。再后来，偏偏遇上了高岗，饶漱石一时“聪明”，以为又攀上一个“高枝”，一直发展到去年夏天迈出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步。人们说，凡是大麻子，十个有九个脾气暴躁，没准儿真是这么回事。跟着高岗这个大麻子，可真是“聪明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了。但是，一般说来，饶漱石的xìng情不像高岗那样暴烈，饶漱石有一种隐忍的功夫。现在是应该收敛一下，走着瞧了。高岗这一次也未必一败涂地。即使高岗失败了，只要饶漱石加上一百个、一千个小心，不在他和刘少奇之间增加任何新的芥蒂，凭着从前那层“老关系”、那层“旧情”，事情也许会有点转机、有点希望……唉！
当刘少奇报告关于这次全会的第一、第二项议程时，高岗一直处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状态之中，都没有听清，或者没听进去；当讲到此次全会的第三项议程，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高岗收住了千端思绪。他听见刘少奇说：
我们的党，目前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说，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刘少奇又说：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
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还有一段话，简直是对高岗直言不讳的警告。
刘少奇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刘少奇这几句话撞击着高岗的耳膜，使高岗全身的毛孔都发了一下热，以致刘少奇下面说的什么“为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xìng和政治敏感”，什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应当以身作则”，就都没有听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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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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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要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
（二）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máo zé dōng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xìng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xìng的估计只是一个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我认为，自己在总的方面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自己当坚决改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遵循的原则。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与会者心目中的反响很不相同。有的认为，少奇同志这样做，很好，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躲躲闪闪，反正就那么几根小辫子，又不是背后搞什么鬼，而是公开的讲话或见诸文字的批示，公开的辫子在党内公开抖搂出来，这就主动了，就可以轻装前进，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认为像少奇同志这样的身份，能作出这样的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姿态高，实在难能可贵。持这些看法的是到会者的大多数。但也有人认为少奇同志不必这样，恐怕会授人以柄；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自我批评未免一般化，太简单。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有忧。高岗喜的是，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错误，高岗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高岗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想对自己思绪中隐约的忧虑理出个头绪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此人分量不轻。他的发言得好好听听。
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máo zé dōng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
邓小平又说：“决议草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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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máo zé dōng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卫生间，而是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也说不清自己是走向短兵相接的战场还是走上接受审判的法庭，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是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颇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máo zé dōng回到北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主席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máo zé dōng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然而，恰恰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又使高岗的思想开了叉。从延安的时候起，高岗就同刘少奇有过多次接触，关系虽然说不上很好，也谈不上坏。现在怎么样？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许他去年夏天干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韬略？没有考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干了个“一锤子买卖”？
刘少奇拿着讲话稿开始作报告的时候，饶漱石的心情也许比高岗更复杂、更难堪。他同刘少奇的关系比高岗同刘少奇的关系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刘少奇从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陈毅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呈上升趋势。后来呢，刘少奇待饶漱石也不薄。再后来，偏偏遇上了高岗，饶漱石一时“聪明”，以为又攀上一个“高枝”，一直发展到去年夏天迈出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步。人们说，凡是大麻子，十个有九个脾气暴躁，没准儿真是这么回事。跟着高岗这个大麻子，可真是“聪明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了。但是，一般说来，饶漱石的xìng情不像高岗那样暴烈，饶漱石有一种隐忍的功夫。现在是应该收敛一下，走着瞧了。高岗这一次也未必一败涂地。即使高岗失败了，只要饶漱石加上一百个、一千个小心，不在他和刘少奇之间增加任何新的芥蒂，凭着从前那层“老关系”、那层“旧情”，事情也许会有点转机、有点希望……唉！
当刘少奇报告关于这次全会的第一、第二项议程时，高岗一直处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状态之中，都没有听清，或者没听进去；当讲到此次全会的第三项议程，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高岗收住了千端思绪。他听见刘少奇说：
我们的党，目前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说，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刘少奇又说：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
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还有一段话，简直是对高岗直言不讳的警告。
刘少奇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刘少奇这几句话撞击着高岗的耳膜，使高岗全身的毛孔都发了一下热，以致刘少奇下面说的什么“为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xìng和政治敏感”，什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应当以身作则”，就都没有听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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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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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要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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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máo zé dōng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xìng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xìng的估计只是一个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我认为，自己在总的方面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自己当坚决改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遵循的原则。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与会者心目中的反响很不相同。有的认为，少奇同志这样做，很好，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躲躲闪闪，反正就那么几根小辫子，又不是背后搞什么鬼，而是公开的讲话或见诸文字的批示，公开的辫子在党内公开抖搂出来，这就主动了，就可以轻装前进，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认为像少奇同志这样的身份，能作出这样的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姿态高，实在难能可贵。持这些看法的是到会者的大多数。但也有人认为少奇同志不必这样，恐怕会授人以柄；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自我批评未免一般化，太简单。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有忧。高岗喜的是，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错误，高岗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高岗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想对自己思绪中隐约的忧虑理出个头绪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此人分量不轻。他的发言得好好听听。
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máo zé dōng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
邓小平又说：“决议草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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