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7 章

  切，又为guó mín dǎng中称为政学系的一派人所拥戴。guó mín dǎng这时四分五裂，政学系是其中的右翼，由曾参与欧事研究会的一部分政客所组成，他们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同北方的研究系差不多。以岑春煊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政客所支配。

  以后，到了1920年，由于陈炯明的军队把桂系力量赶出广东，孙中山又回到广东，仍然在护法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的武力是孙中山1918年任大元帅时为对抗桂系力量而培植起来的。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不久，陈炯明又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发动政变，使孙中山再一次无法在广州立足，护法运动遭到彻底失败。

  吴玉章（他在护法运动期间作为民主革命家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工作）的回忆录说：“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①

  这些是当时孙中山和其他有志于改造国家命运的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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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时各省的军事长官改称为“督军”。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425。

  ① 冯国璋在1919年病死，曹锟成了直系军阀的领袖，曹锟也是直隶人。

  ② 包括陆军和海军两个协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页1365-1369。

  ① 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的演讲。见《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三篇，页1072。

  ② 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电。同上书，页1085。

  ① 孙中山致港商陈赓如函。见《总理全集》，函扎页176。

  ② 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

  ① 七总裁中，伍廷芳和唐绍仪没有兵权，是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旧官僚。林葆怿是海军的首脑（程璧光已于1918年2月被人暗杀）。岑春煊是反袁的护国运动中的军务院的首脑，已见前。

  ①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页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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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族工业昙花现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由于战争，西方各国不可能继续以大量商品输入中国。虽然日本货的进口并不受到影响，反而更增加些，但进口货的总额减少是显著的。 1912年（民国元年）进口额为四亿七千三百万两，1913年增加到五亿七千万两。到了1914年，欧战bào发的一年，是五亿五千七百万两，比前一年已减少了一些。以后几年，直到1918年，即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每年进口额都比1913年少，最少的一年是1915年，降到四亿五千四百万两，比1913年减少一亿一千多万两。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出口额一般的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战争中的各国需要从中国输入农产品、原料和面粉等等的原故。所以，在战前几年，中国每年入超数字达一亿两至二亿两，而在战时的1915年到1913年，入超降到二千六百万两至八千三百万两。

  有些原来由于受外国货排挤，营业不振，甚至连年亏损，无法维持的私人资本企业，到了欧战期间，一变而为取得厚利。以纱厂来说，“1909年所建的无锡振新纱厂，经营七、八年，并无重要发展，惟到了1919-1920年，股东红利曾高达六分之多。又同年所建的宁波和丰纱厂，战前本难于维持的，但在1919年该厂竟以九十万元的资本获净利达一百二十五万元。江yīn利用纱厂，一向出租出去，1915年始由原股东收回自办，其后六年内以七十二万两的资本，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枚纱锭，获利达三百余万元之多。......总之，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全能获得意外的厚利。"①别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华侨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6年创办于香港，十万元的资金曾亏蚀殆尽。1915-1916年间，该公司业务大为发展，1918年它的总公司移到上海，除在上海设厂外，又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厂。 1919年公开招股，成为一千五百万元的大公司②。

  这时期抵制日货的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了各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情。有人以牙粉和伞为例，说明抵制日货的效果："从前中国人惯用舶来之牙粉，如日本之金刚石牙粉到处风行。其后无敌牌出而应世，外货势力遂削。"无敌牌牙粉是上海的一个笔名为天虚我生的文人陈栩园在1918年创办的家庭工业社的出品。"以前我国用伞多来自日本"，1918年，杭州的旧式作坊孙源兴"改良纸伞，减轻重量，制造弯伞柄"，由此杭州的制伞工场逐渐增多，所制丝伞、布伞在市场上渐次代替了进口的日本伞③。

  在欧战期间，发展得最快的是棉纺织业。这可以从下列关于华商棉纺织厂的统计数字看出来①：

  年份 厂数 纱锭（枚） 布机（台）

  1915 22 544,010 2,254

  1919 29 659,721 2,650

  1920 37 856.894 4,540

  1921 51 1,238,902 6,650

  1922 64 1,593,034 7,817

  1919-1922已是战后时期。因为筹组新厂和从外国购置机器需要时间，所以由战时有利条件激起来的建厂潮流到了1921-1922年才达到顶点。在战前由经营面粉业发家的荣宗敬，1916年和1919年在上海办了两个纱厂，1921年又在无锡和汉口办了两个纱厂②，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由于他的两个老厂在1915-1916年获利甚丰，就定了新建九个厂的大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1921年他在江苏海门办了个新厂，以后在1924年还办了个新厂。从上表中可以看到，1915年到1922年八年间，私人资本的纱厂，厂数和纱锭都增加了近二倍，布机增加且不止二倍，除了棉纺织业外，缫丝、丝织、针织等业这一时期都有显著发展。因此，这几年被认为是民族纺织业的"黄金时代"。面粉在战前有少量出口，但进口是大量的。 1913年和1914年的入超都在二百万担以上。1915年起的六年间一变而为出超，1918年到1921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在这期间，各地纷纷创办面粉工厂。战前全国面粉工厂只有四十多家，到了1920年、1921年间，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包括少数外国资本的工厂）。面粉工业也是在欧洲战争期间民族资本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

  除了纺织业、面粉业以外，火柴、水泥、卷烟、榨油、造纸、制糖、制皂、制烛等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间也有些发展。总之，利用这时机发展的主要是轻工业，是日用品制造工业。民族的私人资本也只有力量发展这种较易于兴办，能较快取得利润的轻工业。

  当时的军阀政府并不利用这种时机兴办工业。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从外国得来的大量借款都用于军政费用，特别是用以扩充军队。当权的大小军阀、官僚手中积累的财富，或用于购置田产，或用以从事商业投机和高利贷剥削，或存于外国银行。他们一般地对于办工业是没有兴趣的。但是社会上仍有相当数量的游资在寻求出路。有个作者这样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内则军阀干政，干戈迭寻，外则列强环伺，压迫有加。实业供其削，民生坠于涂炭。建设事由，无由发皇。民间资金若无出路，壅塞于外国银行。在外商银行全盛时期，国人存款，多数无息，且有收取保管费者。”①这些“苦无出路”的“民间资金”的拥有者大多是卸任失势的官僚军阀和较大的商人。在看到办工业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转而投资于工业。此外，有许多中小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也乘机经营新式的工业，他们所能办的当然只能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他们以及某些中小地主也成为较大企业吸收股金的对象。

  民族工业繁荣的好景不长。1918年世界战争结束。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迅即上升到超过战前的水平。 1919年的进口额为六亿四千六百万两，已高于战前1913年的五亿五千七百万两，但因这一年出口额还较多，所以入超只有一千六百万两。1920年进口额增为七亿六千二百万两，出口额却有所减少，这一年入超高达二亿二千万两，打破了战前的纪录。1921年进口额剧增为九亿两有余，入超高达三亿两。与外国商品的进口剧增同时，外国资本也大举重新侵入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期繁荣既然只是利用了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间隙，所以当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民族工业向上发展的趋势立刻就被打断了。受到打击最明显的也就是曾经发展最盛的棉纺织和面粉业。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而致产品销路呆滞，资金周转不灵，有的只能停产歇业，有的被外国资本并吞或因举借外债而受人cāo纵。

  经济史研究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中国棉纺织业的繁荣景象，维持到1922年而完全消逝，接着就是长期的慢xìng萧条"①。另一作者说："惜我国工业基础未固而欧战即已告终。民国九年（1920年），中国国外贸易为先前未有之巨额，然查其进出口货，进口增六分之一，出口反减少六分之一。外货又来，经济压迫又来，经济压迫之幕又开。国人居此恶劣环境之下，不知振刷精神，亟谋补救，反于此时争设jiāo易所与信托公司等投机事业，想谋意外之财，置本业于不顾，结果皆遭惨败。停厂者有之，杀生破家者有之，遂酿成民国十年（1921年）之经济恐慌"②。这所说争作投机事业的现象，是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下没有出路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统制工业资本的落后本质"③的表现。许多工厂经营者特别在遇到困难时，就转而从商业投机中找出路，这种情形反过来更增加了工业的危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繁荣景象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繁荣景象的暂时出现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中国的国民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当时有些人因为看到政治黑暗无望而提倡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但是在军阀统治下根本谈不到发展教育。实业救国也同样只是一种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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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页185-186。

  ②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03-1005；参看龚骏编《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页226-227。

  ③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页98。

  ① 《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编印。原注："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

  ② 这四个厂即申新一厂到四厂，以后荣家还在1925-1928年续办了申新五厂到七厂。

  ① 洪大里：《民元来我国之工业》。见银行周报社编印的《民国经济史》，页237。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202。

  ② 《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页132。

  ③ 《中国棉纺织史稿》，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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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思想界处于很混乱的状态。

  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梁启超在1915年这样写道："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①梁启超这段话透露了他一向抱有的对民主革命的反感，但是确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面对辛亥革命后混乱局势的悲观情绪。

  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的思想。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康有为不但参加他们的行列，而且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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