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章
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
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
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
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
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
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
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
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
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
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
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
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
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
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guó mín dǎng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
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
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
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
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
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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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
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
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
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①《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máo zé dōng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
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
但已无法发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
《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③ máo zé dōng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máo zé dōng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
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
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
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
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
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
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
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
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
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 ），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
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jiāo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
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xìng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
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
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
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
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
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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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
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
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
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
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
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
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
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
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
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jiāo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
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
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
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
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
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
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
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
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
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
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
所yù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xìng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
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
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
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
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
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
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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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
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xìng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
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máo zé dōng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
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máo zé dōng也脱不了湖
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
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
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
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
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jiāo驰，催促他和广州
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终于
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
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
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
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
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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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
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
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
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
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
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
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
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
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
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
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
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
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guó mín dǎng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
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
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
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
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
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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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
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
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
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①《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máo zé dōng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
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
但已无法发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
《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③ máo zé dōng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máo zé dōng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
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
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
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
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
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
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
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
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
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 ），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
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jiāo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
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xìng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
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
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
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
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
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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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
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
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
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
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
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
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
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
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
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jiāo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
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
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
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
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
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
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
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
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
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
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
所yù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xìng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
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
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
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
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
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
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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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
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xìng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
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máo zé dōng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
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máo zé dōng也脱不了湖
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
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
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
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
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jiāo驰，催促他和广州
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终于
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
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
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
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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