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9 章
层
yīn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guó mín dǎng内的中共党团组织。guó mín dǎng
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
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guó mín dǎng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guó mín dǎng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guó mín dǎng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guó mín dǎng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
是否合于guó mín dǎng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
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guó mín dǎng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
则认为guó mín dǎng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
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bào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
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bào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
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
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
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guó mín dǎng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bào发后,guó mín dǎng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
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
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
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
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guó mín dǎng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
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
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
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bào发后,guó mín dǎng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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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
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guó mín dǎng应联合比较进步
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
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
没有所谓进步的,guó mín dǎng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
是曹吴的jiān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guó mín dǎng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
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guó mín dǎng分得一
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guó mín dǎng,与
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
直系、与guó mín dǎng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
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
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guó mín dǎng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
联络。但是东jiāo民巷外jiāo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
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
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
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guó mín dǎng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
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
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
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
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
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
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
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
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guó mín dǎng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
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guó mín dǎng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
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
guó mín dǎng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
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
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guó mín dǎng执行部秘书的
máo zé dōng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guó mín dǎng”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xìng。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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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guó mín dǎng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guó mín dǎng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guó mín dǎng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guó mín dǎng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xìng,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
宣言的guó mín dǎng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
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
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
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
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
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
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
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
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
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
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
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
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
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
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
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
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
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
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
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
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
员和若干guó mín dǎng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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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
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guó mín dǎng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
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
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
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
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
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
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guó mín dǎng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
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guó mín dǎng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
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guó mín dǎng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
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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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īn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guó mín dǎng内的中共党团组织。guó mín dǎng
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
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guó mín dǎng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guó mín dǎng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guó mín dǎng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guó mín dǎng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
是否合于guó mín dǎng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
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guó mín dǎng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
则认为guó mín dǎng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
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bào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
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bào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
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
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
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guó mín dǎng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bào发后,guó mín dǎng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
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
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
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
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guó mín dǎng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
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
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
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bào发后,guó mín dǎng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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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
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guó mín dǎng应联合比较进步
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
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
没有所谓进步的,guó mín dǎng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
是曹吴的jiān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guó mín dǎng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
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guó mín dǎng分得一
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guó mín dǎng,与
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
直系、与guó mín dǎng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
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
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guó mín dǎng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
联络。但是东jiāo民巷外jiāo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
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
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
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guó mín dǎng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
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
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
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
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
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
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
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
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guó mín dǎng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
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guó mín dǎng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
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
guó mín dǎng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
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
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guó mín dǎng执行部秘书的
máo zé dōng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guó mín dǎng”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xìng。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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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guó mín dǎng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guó mín dǎng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guó mín dǎng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guó mín dǎng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xìng,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
宣言的guó mín dǎng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
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
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
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
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
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
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
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
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
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
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
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
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
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
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
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
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
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
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
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
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
员和若干guó mín dǎng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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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
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guó mín dǎng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
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
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
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
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
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
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guó mín dǎng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
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guó mín dǎng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
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guó mín dǎng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
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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