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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9 章

  了。中共中央仅

  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①是由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

  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jiāo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

  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xìng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

  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guó mín dǎng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

  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jiāo中央

  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

  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guó mín dǎng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

  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jiāo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

  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

  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

  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

  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

  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

  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

  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

  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

  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guó mín dǎng人的妒忌,因

  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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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

  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yīn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guó mín dǎng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

  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

  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

  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

  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

  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

  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

  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

  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

  而上海不少guó mín dǎng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guó mín dǎng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

  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

  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

  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guó mín dǎng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

  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

  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yīn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

  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

  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

  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guó mín dǎng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

  东省委否定guó mín dǎng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guó mín dǎng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

  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

  同志们忽视了整个fǎn gòng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

  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fǎn gòng势力,显

  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

  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

  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

  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

  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

  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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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

  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

  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

  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

  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guó mín dǎng,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

  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

  自视为guó mín dǎng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guó mín dǎng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

  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

  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guó mín dǎng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

  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guó mín dǎng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

  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

  广州举行中国guó mín dǎng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

  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guó mín dǎng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

  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

  派的活动,将造成guó mín dǎng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

  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

  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

  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

  为当时guó mín dǎng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

  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

  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guó mín dǎng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

  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guó mín dǎng人士出席guó mín dǎng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

  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guó mín dǎng

  的事应由guó mín dǎng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

  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guó mín dǎng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

  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

  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恳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

  民主义和guó mín dǎng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guó mín dǎng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

  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guó mín dǎng共同努力,但不包办guó mín dǎng事务,不排斥

  guó mín dǎng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

  guó mín dǎng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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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

  但多数guó mín dǎng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

  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

  表中央在guó mín dǎng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

  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guó mín dǎng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言在中

  共仍留在guó mín dǎng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guó mín dǎng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

  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间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

  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guó mín dǎng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

  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guó mín dǎng内已弊多于

  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

  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guó mín dǎng。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

  是否退出guó mín dǎng。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guó mín dǎng,团结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

  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

  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

  有听任guó mín dǎng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①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戴季陶、林

  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

  外jiāo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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