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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章

  派出所,要求四周的治安部队撤离,俾大会能顺利进行,南区警备司令部的张副司令,则认为黄信介未遵守诺言,双方谈判破裂。

  群众的情绪,本来不易控制,受到刺激,更易发生反应。八点四于五的,yóu xing开始,人数约四、五十名。均持火把,另有数十人持木棍铁棒,由三辆宣传车为首开道,向中正四路行进。

  宪兵奉命阻止,yóu xing队伍即以火把攻击。官方的宣传说,执勤宪兵奉命“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

  九时左右,yóu xing队伍抵达杂志服务处对面的大益饭店,和保警发生冲突。据说,“数十名暴徒这时猛力掷出石头与砖块,然后举棍见到保警就打。保警以盾牌抵挡攻击,保住了上身,脚部即挨棒击;护住了上半身,头、手又挨到无情的棒打,他们因此节节后退。”

  十时二十分,宪兵开始镇压,施放摧泪弹,人群逐渐驱散,但仍有数十人继续投掷石头、火把、酒瓶。

  凌晨二时三十的,双方撤离,恢复平静。

  官方的说法,先暴后镇,党外人士的指责,是先镇后,.这个是非,局外人不易弄得清楚。

  比较中庸的判断,guó mín dǎng有备无患,张网捉鱼,尽力搜集证据,准备算总帐。党外人士,走火入魔,认为,利用群众的力量,逐渐升级,终有使国府就范的一天。

  官方事后出了一本小册子,一面之词,理所当然,但仍不无可信的观点与分析,如:

  “第二,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群众支持有所错估。自从大前年底选举以来,部分无党籍人士即陶醉于拥有大量群众的幻想。这种幻想,主要源于演讲台前的大量听众。他们未能分别出听众、投票者和追随者的不同,他们也未曾体会到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珍惜.与对暴力破坏的厌恶。他们把临时驻足的听众,当作了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常说:‘guó mín dǎng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可见其误解之深。”

  很多人对国府不满,那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可是不满与起而革命间,有很大的距离。台湾在国府的统制下,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谁肯跟自己过不去呢?

  黄信介等以“中坜事件”为例,误以为国府未逮捕许信良,自然也不敢逮捕他们黄、姚等人,犯了估计的错误。

  三天后的凌晨,当局下令全面逮捕出席高雄人权会的人士,共捕一百五十二人,后陆续释放次要分子。军法审判的结果,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十二年。

  被陈鼓应称为“高雄之冬”的“《美丽岛》事件”,就guó mín dǎng言,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如果国府再让步,星火燎原,这一群众运动,将蔓延扩人到使guó mín dǎng政权覆亡的地步。不如及时扑灭,通过司法程序,将为首分子,判处重刑,俾收杀鸡警猴之效。

  一月三日,蒋经国总统,在guó mín dǎng的一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付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经国先生这段话,不论是否出于他的内心,抑受环境所迫发出来的呼应。他对民主法治的肯定与认同,比蒋先生在世时,已显示出巨大的进展。

  随着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文化关系的蜕变演进,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快速地进入全面革新、多元体系的关键时刻。那末,现在的步伐,必须加快,报禁、党禁,应该放弃,戒严法,亦应顺从民意,予以解除。

  注释:[1]《蒋总统秘录》中译本,14册,第202页。

  [2]同[1]。

  [3]《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

  [4]同[3],第26-27页。

  [5]阮大仁著《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第40-41页,一九七五年七月。

  [6]同[5]。

  [7]同[5]。

  [8]陈鼓应著《台湾新生代的改革运动》(上)、(中)(下),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六、七、八月。

  [9]同[8]。

  [10]林正杰、张富忠合著《选举万岁》,美国《台湾言论》社出版,第242页。

  [11]同[10],第254页。

  [12]同[10],第277页。

  [13]沈剑虹著《使美八年记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97页。

  [14]同[13],第199页。

  [15]同[13],第200页。

  [16]同[13],第212-213页。

  [17]同[13],第213页。

  [18]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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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一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xìng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guó mín dǎng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guó mín dǎng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xìng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

  以放逐代替监禁。guó mín dǎng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顶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jiāo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赏。

  放宽出入境限制。guó mín dǎng多年使用的杀手铜,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理,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guó mín dǎng党工于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guó mín dǎng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拔扈,成为guó mín dǎng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

  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因王去,内部得以和谐团结,经国的声望,更是猛升数倍。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经国不愿在他身后,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未来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许更宽广、更平直。

  我们了解guó mín dǎng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一个蒋经国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本质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径庭,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蒋先生在世,绝难想象,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guó mín dǎng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jiāo的是白卷。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无论外面如何批评,他仍是坚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的观念和行动。“政治部”、“救国团”、“特务机构”是他三个宠儿,所招引的批评责难也最多,和吴国祯、孙立人的冲突,即以此为导火线。究竟这些组织,是否为fǎn gòng必需的手段?在当时争论不已,即使到今天,仍无众所一致的定论。

  唯一能争取别人同情之处,是病急投医,求生存的手段。其次,是传统思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国粹后遗。

  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那本从苏联携回的笔记簿,一直使他受用不尽。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兢兢业业。

  苏联学回来的东西,并非一无可取。以接近群众而言,不仅别的guó mín dǎng官员办不到,即使处处打着“人民”招牌的苏共,也早成历史的陈迹。

  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一九四八年,上海经济管制,他的确作了一次大胆地尝试,“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成立,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也惟有在他的推动下,才能组织起来。后来,虽然失败,乃大势所趋,非战之罪也。

  关于他平易的故事,可以编著成书。一九五五年,一位记者,曾写下他自己的经历。

  马丁代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常驻中国。江西时代和经国初识,到台湾,再次相逢。他这样写着:

  “他几乎没有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征或排场,他自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象那个俄国人的故事。

  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二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马丁和他相处四天,最后一天,经国请他吃饭,除了译员在场,再没有他人,吃完自己付帐,和普通的客人一样,来去自如。

  做了行政院长以后,经国的足迹,遍及台湾全岛,而且不时出现。看起来,他好象典型的美国政客,想竟选什么?心血来潮,到田边和农夫话家常,到乡下的摊子上,叫一碗面果果腹充饥,报纸的吹捧,不在话下。这类故事,举不胜举。

  亲民的动机,随各人不同的观点,会做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