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章
）刊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透露了这一消息。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发表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秘密发行两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震动。随即被guó mín dǎng当局严加查禁。8月5日出版的第二期即改名《文学导报》，11月15日，出到第8期也遭查禁了。
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
这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在上海设立2年的华兴书店被查封。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jiāo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鲁迅题赠冯雪峰的照片
天津《益世报》主办人刘豁轩在给罗隆基的聘约里主动提出，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将报纸的言论全权jiāo给了他。1月12日，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guó mín dǎng“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从《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到《攘外即可安内》等，他的社评锋芒所向披靡。guó mín dǎng天津党部多次要求将他解聘，《益世报》都不理睬。
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湖风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guó mín dǎng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jiāo请愿书，要求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位知识分子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这是一批留学欧美归来、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办的同人刊物，经费由他们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费。他们在创刊号发表的《引言》中提出“独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甚至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胡适和丁文江等就民主与独裁问题有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也不违反他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根本态度。
《独立评论》以政论为主，无非是“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他们不依傍朝廷，不依傍其他任何政治党派，更不为社会流俗的成见所迷惑，坚持独立发言，“说平实的话”，这是《独立评论》的特色所在。胡适称这是“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他们发表文章时几乎都不用笔名，体现了胡适一贯倡导的签名负责的精神。
从6月30日起，《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时评，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申报》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时评，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水灾捐
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
款丑闻和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蒋介石龙颜震怒。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被“禁止邮递”达35天。
禁邮成为蒋介石对付上海租界报刊的惯用伎俩，继《申报》之后，这年8月，guó mín dǎng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邮寄。《生活》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记录。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表明《生活》周刊并无任何背景，“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对此，史量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时，曾愤怒抗议“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认为“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9月4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致函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约法赋予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不得随意干涉。
9月24日，北平《导报》、《益世报》因刊出第29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的新闻，秦指使武装士兵闯入《导报》，殴打并试图绑架三名编辑，到《益世报》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通电guó mín dǎng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被guó mín dǎng政府引渡押解南京。这一事件引起了南北舆论界“重大的注意”，北平、天津几个重要的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公正、合法的判决。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及《法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追踪报道。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同一天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24号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上海）还组织了“陈案”的讨论。可以说，1932年的中国是在对“陈独秀案”的关注中结束的。
［记事］
3月5日，左联主办、鲁迅等主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出至第3期被查禁。
3月7日，因为2天前的社评中有“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语，汉口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等罪名勒令《正义报》停刊3天，听候查核。3月1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谁荒谬？》的小言论：“劝‘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而为言论荒谬，则劝中央政府实行误国殃民，当为言论公正！……我们痛念尚在暴敌铁蹄下之东北三千万同胞，及最近淞沪惨死流离的民众，是否‘误国殃民’，大可‘心照不宣’！”
4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只出了1期就遭查禁。接着出版的《新文化》也只出2期遭查禁。
4月15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接见平、津新闻界代表胡政之、陈博生、罗隆基等，罗隆基在发言中抨击“九一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新闻舆论界的摧残，上海《民国日报》、青岛《民国日报》、北平《英文导报》等或被威胁停刊，或被直接捣毁。在东三省，日军实行邮检，严禁关内的报纸进入。我国报纸在本国领土之内竟失去了发行自由。
4月，山西《太原民报》、《一报》因披露省政府公卖鸦片真相，被阎锡山下令查封，两报负责人被捕。
7月26日，192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的《江声日报》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得罪了当地权贵遭查封，主笔兼经理刘煜生锒铛入狱。
7月，guó mín dǎng中宣部下令查禁“反动”刊物，包括《礼拜六》、《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及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等。同月，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出至第2卷3、4期合刊后遭查禁。10月，北平公安局通令继续查禁宣传普罗文艺的“反动刊物”。据他们报告，邮件检查员近期检扣的有关共产的“反动刊物报纸”就已达千余种，均已销毁。
9月27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10月21日，王造时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办了4期，guó mín dǎng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主张与批评》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发表《紧要启事》抗议，责问当局“信义何存，保障何在”？
1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月报》只出1期就遭查禁。
11月24日，guó mín dǎng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属“反动”，凡批评guó mín dǎng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应“一律禁止”。同月，南京电报局局长解释新闻电报时有被扣留的情况时说：本局奉jiāo通部令，负有检查责任，凡对政治治安有妨碍的新闻一律扣留。按部颁检查电报办法的规定，明码官商电报，如查有危害民国、违反法律或妨碍公安或风化之处，均应扣留。
11月，夏衍、楼适夷等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出至第5期后遭查禁。
12月，“左联“主办的《文学月报》出版5、6期合刊后遭查禁。
12月，史量才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做茶余饭后的“报屁股”，“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年元旦，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下子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此前，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qiāng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什么也不相信的鲁迅没有参与“做梦”，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无非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他在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zhà，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在一个“昏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3月16日）胡愈之就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1月21日，年仅32岁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qiāng决，罪名是“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江声日报》编辑、撰稿人有张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包括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团体合力抗争、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2月5日，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也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争。
刘煜生被处决的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qiāng杀。2月17日，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遭害一事通电全国，要求guó mín dǎng政府严惩凶手。
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天津、武汉、杭州、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太原、汕头、香港等地到处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这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8月和9月1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9月1日”，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
4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当年“五四”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guó mín dǎng特务暗杀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
这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在上海设立2年的华兴书店被查封。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jiāo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鲁迅题赠冯雪峰的照片
天津《益世报》主办人刘豁轩在给罗隆基的聘约里主动提出，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将报纸的言论全权jiāo给了他。1月12日，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guó mín dǎng“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从《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到《攘外即可安内》等，他的社评锋芒所向披靡。guó mín dǎng天津党部多次要求将他解聘，《益世报》都不理睬。
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湖风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guó mín dǎng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jiāo请愿书，要求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位知识分子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这是一批留学欧美归来、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办的同人刊物，经费由他们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费。他们在创刊号发表的《引言》中提出“独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甚至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胡适和丁文江等就民主与独裁问题有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也不违反他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根本态度。
《独立评论》以政论为主，无非是“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他们不依傍朝廷，不依傍其他任何政治党派，更不为社会流俗的成见所迷惑，坚持独立发言，“说平实的话”，这是《独立评论》的特色所在。胡适称这是“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他们发表文章时几乎都不用笔名，体现了胡适一贯倡导的签名负责的精神。
从6月30日起，《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时评，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申报》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时评，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水灾捐
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
款丑闻和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蒋介石龙颜震怒。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被“禁止邮递”达35天。
禁邮成为蒋介石对付上海租界报刊的惯用伎俩，继《申报》之后，这年8月，guó mín dǎng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邮寄。《生活》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记录。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表明《生活》周刊并无任何背景，“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对此，史量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时，曾愤怒抗议“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认为“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9月4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致函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约法赋予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不得随意干涉。
9月24日，北平《导报》、《益世报》因刊出第29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的新闻，秦指使武装士兵闯入《导报》，殴打并试图绑架三名编辑，到《益世报》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通电guó mín dǎng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被guó mín dǎng政府引渡押解南京。这一事件引起了南北舆论界“重大的注意”，北平、天津几个重要的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公正、合法的判决。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及《法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追踪报道。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同一天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24号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上海）还组织了“陈案”的讨论。可以说，1932年的中国是在对“陈独秀案”的关注中结束的。
［记事］
3月5日，左联主办、鲁迅等主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出至第3期被查禁。
3月7日，因为2天前的社评中有“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语，汉口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等罪名勒令《正义报》停刊3天，听候查核。3月1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谁荒谬？》的小言论：“劝‘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而为言论荒谬，则劝中央政府实行误国殃民，当为言论公正！……我们痛念尚在暴敌铁蹄下之东北三千万同胞，及最近淞沪惨死流离的民众，是否‘误国殃民’，大可‘心照不宣’！”
4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只出了1期就遭查禁。接着出版的《新文化》也只出2期遭查禁。
4月15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接见平、津新闻界代表胡政之、陈博生、罗隆基等，罗隆基在发言中抨击“九一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新闻舆论界的摧残，上海《民国日报》、青岛《民国日报》、北平《英文导报》等或被威胁停刊，或被直接捣毁。在东三省，日军实行邮检，严禁关内的报纸进入。我国报纸在本国领土之内竟失去了发行自由。
4月，山西《太原民报》、《一报》因披露省政府公卖鸦片真相，被阎锡山下令查封，两报负责人被捕。
7月26日，192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的《江声日报》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得罪了当地权贵遭查封，主笔兼经理刘煜生锒铛入狱。
7月，guó mín dǎng中宣部下令查禁“反动”刊物，包括《礼拜六》、《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及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等。同月，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出至第2卷3、4期合刊后遭查禁。10月，北平公安局通令继续查禁宣传普罗文艺的“反动刊物”。据他们报告，邮件检查员近期检扣的有关共产的“反动刊物报纸”就已达千余种，均已销毁。
9月27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10月21日，王造时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办了4期，guó mín dǎng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主张与批评》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发表《紧要启事》抗议，责问当局“信义何存，保障何在”？
1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月报》只出1期就遭查禁。
11月24日，guó mín dǎng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属“反动”，凡批评guó mín dǎng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应“一律禁止”。同月，南京电报局局长解释新闻电报时有被扣留的情况时说：本局奉jiāo通部令，负有检查责任，凡对政治治安有妨碍的新闻一律扣留。按部颁检查电报办法的规定，明码官商电报，如查有危害民国、违反法律或妨碍公安或风化之处，均应扣留。
11月，夏衍、楼适夷等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出至第5期后遭查禁。
12月，“左联“主办的《文学月报》出版5、6期合刊后遭查禁。
12月，史量才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做茶余饭后的“报屁股”，“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年元旦，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下子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此前，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qiāng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什么也不相信的鲁迅没有参与“做梦”，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无非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他在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zhà，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在一个“昏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3月16日）胡愈之就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1月21日，年仅32岁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qiāng决，罪名是“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江声日报》编辑、撰稿人有张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包括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团体合力抗争、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2月5日，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也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争。
刘煜生被处决的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qiāng杀。2月17日，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遭害一事通电全国，要求guó mín dǎng政府严惩凶手。
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天津、武汉、杭州、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太原、汕头、香港等地到处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这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8月和9月1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9月1日”，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
4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当年“五四”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guó mín dǎng特务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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