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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章

  修在内的5名记者在南京被捕,分别来自《新民报》、《南京人报》、《南京日报》、《南京晚报》、《每日晚报》。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

  败局已定的guó mín dǎng依然在垂死挣扎,2月1日,《南京人报》被guó mín dǎng警察捣毁,当晚又以“别具用心”等罪名遭查封(4月8日复刊,不久被迫停刊)。3月5日,徐中玉、姚雪垠主编、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报告》周刊只出了一期就被禁。19日,发行量已达到每期5.3万份的《展望》周刊出到第三卷第十八期遭查封,封刊令全文如下:

  上海市社会局全字第01808号令:查《展望》第三卷第○期所刊之《和平的尺度》、《三月渡江》、《广大集团之幕后》,《北平有新望自由吗》等文,言论荒谬,挑拨离间,公开反对戒严法令之措置,违反国策,值兹戒严期间,奉令应予停刊处分,并请上海市警察局查照。《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页194。

  《展望》周刊社在上海《新闻报》等报纸上登出启事:“兹由本刊上海办事处转来上海市社会局令一件云‘查该刊第三卷第○期(谅系十七期)所刊载之《和平的尺度》、《三月渡江》(谅系《三月江南》之误)、《广大集团之幕后》(谅系《“广东大团结”的幕后》之误),《北平有新望自由吗》(谅系《北平有新闻自由吗》之误)等文,言论荒谬……奉令应予停刊处分,等因。’查本刊自发行以来,三卷十八期于兹,素本不偏不倚之立场,公正执言,当为读者所共鉴。今遭此处分,殊为遗憾!”同上,页194195。

  被杨卫玉誉为“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传统”的《展望》周刊,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也为了抗议guó mín dǎng当局的倒行逆施,给所有读者发了《告别了,再见》的告别书:

  我们以“yù言无语”的心情来宣布:本刊奉令停刊了。

  在这样一个翻天动地的大时代,一个刊物的被令停刊可说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被令停刊既不由《展望》始,言论自由的成为力量,也不会随《展望》停刊止。……

  本刊出刊到三卷十八期以来,在对读者负责的一点上,虽然距理想还远,但自问曾作最大努力。没有一篇文章,不是以真理事实为依据,句斟字酌。立论、报道,也极尽忠恕之道。言论之是否荒谬,为千万读者所共鉴,无意多赘。惟我们预收的订费,未能发满,感到遗憾。关于余剩未满之订户,我们决照现价三百元一期合计,以3月26日市价折为银元由每个读者决定:发还;抑待有机会复刊后继续寄满;或dài bàn指定之书刊。

  文化事业是我们这一群的终身志趣,我们当永远跟随在读者诸君的后面,随时贡献我们的力量,以答谢读者们的爱护盛意。

  告别了,再见!《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页195196。

  《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

  在时代转换的途中,2月25日,成舍我一手创立的北平“世界”报系全部被随大军进城的军管会接管。2月27日,天津《大公报》变成了《进步日报》。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于在上海谢世。

  在南京城头chā上了红旗之后,上海还在guó mín dǎng军队掌握中,所有报纸都接到了不许发表自行采访的新闻和外国通讯社消息的禁令。从4月30日,这一天起,淞沪警备司令部设立新闻检查所,检查本地的报纸稿底,及各国新闻记者从上海发出的报道。不论中文还是外文的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统统都在被检查之列。报纸上只允许刊出guó mín dǎng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jiāo由中央社发播的新闻。这样的局面自然维持不了几天。

  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的暗夜里,长期在望平街上称雄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是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记事]

  5月5日,汉口《大同日报》因违背“政府法令”、“动摇人心”遭guó mín dǎng当局永久停刊处分。差不多同时,《武大新闻》因“言论荒谬,煽惑人心”而被迫停刊。

  5月19日,长沙《晚晚报》、《长江日报》以“谎报军情”、“刊载不实消息”罪名被罚令停刊,《晚晚报》总编辑戴哲明被捕。

  5月27日,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顾建平被捕,9月17日《大公报》被guó mín dǎng以“改组”的名义窃夺。

  7月23日,《新民报》成都版遭查封,从经理、主笔、总编辑到记者、编辑,有6人被捕。《新民报》重庆版宣布与陈铭德、邓季惺脱离关系而暂时幸存下来。

  7月25日,重庆《世界日报》被guó mín dǎng当局查封。

  10月21日,四川泸县《中国晚报》因副刊发表的“新归去来辞”中有“大势已去胡不归”等句,遭永久停刊。

  10月3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因为发表杂文《鬼重庆》,副刊编辑下狱三天。

  11月27日,1948年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的五位《新民报》编辑、记者、职工被guó mín dǎng杀害,他们并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后记

  大约五年前,我萌生了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念头,在写了一组约4万字的系列随笔《漂浮的木板》之后,我感到写不下去了,一是史料的积累不够,二是自身的学养尚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大题目,所以就暂时停了下来。

  随后,湖南《湘声报》的编辑向继东先生约我为他主持的“文化沧桑”副刊写稿,我就将其中关于1933年的一段发给了他,很快就在“往事今说”栏目发了出来,《1933年的事》这个题目也是他起的。这篇小文随后被《杂文选刊》2002年第8期转载。接着,我又在《湘声报》发了一篇《1924年的事》,有朋友对此说好。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写一部系统的言论史专着的条件不成熟,何不顺着这个路子,以一年一篇短文的形式先写一本编年体的言论简史。从2002年夏天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写了起来。到2003年秋天一共写了60来篇,每篇长则数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大体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毕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以言论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们到底做了些事情,留下了那些永远抹不去的印记。读书和写作的整个过程,就是我重温历史、寻找先辈踪迹的过程,我曾被许多可歌可泣的言论和故事一次次地感动着。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编年体的百年中国言论史,只是与一般僵硬、枯燥的编年史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和我发表过的许多有关言论史的随笔一样,这本小书也算是我这些年来学习、思考百年言论史的一点小小结晶。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想重新梳理一些史料,回到历史、回到常识而已。

  向继东先生一直关注着这个专题的写作,从第一篇小文在《湘声报》发表到本书面世,他始终关心着书稿的进展。对此,我深表感激。现在本书列入他主编的“回望文丛”,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求学时代的恩师吴式南先生,从头到尾细致地校读了全部书稿,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如我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在课堂上听恩师讲课时的情景。周筱博士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所提出的宝贵意见都使本书大为增色,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6年春天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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