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0 章

  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革命和我军建

  设的实际问题。

  我军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有三十年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我军在极端困

  难的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的敌人，这些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但是，我

  们不能以此满足，故步自封，而不虚心学习外国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住毛

  主席的指示，必须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骄做使人落后，虚心使

  人进步。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我们不能只继承不发扬，或者只发扬不

  继承。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

  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

  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1］，“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

  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2］；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

  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3］。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

  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党的八人文件，刘少奇同志的

  报告，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应当很好地去阅读。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两

  种不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就不需要很好学习外国

  经验，不重视研究敌情、我情，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另一种倾向是在强调将

  来战争需要的时候，而又不重视我军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一切外

  国经验，都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端过来。在这个问题上，全军同志要很好学

  习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给军事学院的训词》那两篇指示。而

  学又必致用，我们不能只把箭拿在手里，口口声声说，好箭好箭，而不从实

  际出发以致用。譬如说，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运用。

  所谓合理，即合于进攻或防御之理，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

  件。假如任务、条件变了，你是否仍要如此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抽象的

  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主客观一致了，就是真理。

  个别同志在学习中不动脑筋，吃现成饭，大少爷作风。在这方面最重要

  的问题是各级首长他们是指挥官又是教官，都要亲自动手，努力学习，

  切实教育，不能象瘸子捉强盗，坐着喊。大家要实际干，要学习。学习除了

  要有精力，要有很好的学习方法和时间的保证外，还必须要勤勉，要有古人

  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4］。全军同志都要上下一致共同奋勉，努

  力学习，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注　　释

  ［1］“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句话出自《宋史岳飞传》。

  ［2］参看《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马良、马谡传》。

  ［3］孙膑是战国时的著名兵法家，著有《孙膑兵法》。他和庞涓都是鬼谷

  子的学生。

  ［4］“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这是古人发愤读书勤勉学习的故事。头

  悬梁，汉朝时的孙敬，读书时用绳子拴住自己的发结吊在梁上，以免打瞌睡。

  锥刺股，战国时代的苏秦学习时困了就把锥子向自己腿上扎。

  回顾长征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

  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

  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

  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

  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

  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máo zé dōng同

  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

  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

  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人中央根据地，更使

  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节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

  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

  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左”倾路线更把

  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

  大变化，反而把同guó mín dǎng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

  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

  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

  不平衡xìng、曲折xìng和长期xìng，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

  乡村根据地的重要xìng，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máo zé dōng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

  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

  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1］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

  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

  革命危机己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同存在着”；认为第

  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左”倾路

  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

  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xìng

  和运动xìng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

  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

  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

  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

  击xìng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

  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

  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

  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

  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

  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

  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

  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

  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

  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

  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

  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

  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

  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

  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

  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

  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

  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

  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

  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

  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

  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

  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máo zé dōng同

  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

  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

  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

  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

  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

  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

  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

  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

  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

  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

  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

  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

  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

  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并招致了氏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

  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

  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

  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yīn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

  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

  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

  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

  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水（今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

  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

  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

  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己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

  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

  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

  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

  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chā入敌人

  大队中，

  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迫

  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

  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

  曲折，穿chā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

  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

  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侍敌部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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