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北大的反右派斗争（3）
第28节第二十八章北大的反右派斗争（3）
第二十八章北大的反右派斗争（3）
1979年陈奉孝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陈奉孝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c张景中c赵清c林树果c叶予胜c张亚航c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陈奉孝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c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于，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顾原判无期，六○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
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陈奉孝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陈奉孝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陈奉孝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陈奉孝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陈奉孝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
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陈奉孝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陈奉孝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得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这回可把我饿服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陈奉孝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
杨路c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1979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c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竟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冤罹难，终被开除公职或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c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此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是多么地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
关于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c二c三。什么叫百分之一c二c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
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c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最快更新本书清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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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北大的反右派斗争（3）
1979年陈奉孝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陈奉孝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c张景中c赵清c林树果c叶予胜c张亚航c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陈奉孝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c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于，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顾原判无期，六○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
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陈奉孝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陈奉孝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陈奉孝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陈奉孝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陈奉孝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
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陈奉孝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陈奉孝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得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这回可把我饿服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陈奉孝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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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竟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冤罹难，终被开除公职或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c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此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是多么地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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