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正文 第四十三章学界风云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常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何如。
看不懂吧？没关系，民族存亡之际的民国26年6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中央方面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以上是请柬内容，这文绉绉的是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他们看的，任何读者看不懂都不用伤自尊心。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抗战后更名为西北大学）校长李子彝先生也受邀请来到了庐山。李先生生于1879年，是秦省蒲城荆姚镇中街村人。早年随担任汉中府学教授的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祖父病逝，他千里扶柩返回蒲城。服丧期满以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又得秦省学政沈卫(淇泉)器重，选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宣统元年(1909)，李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秦省咨议局成立，李任秘书长。由于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咨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李任秦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陕西教育计划的制订、三秦公学的创办、派遣留日学生等教育界重大事宜，均在他直接领导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李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光绪皇帝御笔朱批成立的秦省大学堂，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刚成功，李子彝就担任了秦省教育负责人，他牵线改组大学堂成立了西北大学。他一直与于伯徇一起奔走西北革命，是孙义贤先生的信徒，刘越石实行西北革命后，李子彝一直参与西北公务，先是负责边区政府的审计工作，后又重新回到教育部门，现在主持西北联合大学。李子彝之与西北联合大学的缘分，那是颇多曲折的。
话说西北大学的横空出世，实在是因了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倾覆和秦省革命力量的一朝得势，是秦省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然而非常奇怪，这个由秦省高等学堂、秦省法政学堂、秦省农业学堂、秦省实业学堂、秦省客籍学堂所谓“五所学堂筹组”的西北大学，其当年整个的创校班底中，有钱鸿钧（陶之）、马凌甫（步云）、崔云松（叠生）、郗朝俊（立丞）、谭耀堂（焕章）、党松年（积龄）、康寄遥（炳勋）、寇锡三（鸿恩）、惠甘亭（象贤）、谢文卿（增华）、王芝庭（觐墀）等，当然还有时任秦省都督、在该校创建中居功尤伟的张凤翙先生，统计一十二人。但却居然没有时任时任秦军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曹澍，尤其是没有时任秦省教育司司长的李元鼎子逸先生，潇洒地“忽略”了这位革命元老、十足当事人的贡献。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赫然在列的先贤们，除过康寄遥、惠甘亭两位，大多都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张凤翙之负笈东瀛更是人所共知），而且基本上都是省城学堂出去的学生，尤其堪可注意的一点，是钱鸿钧、谭耀堂、党松年、崔云松、郗朝俊和马凌甫诸贤，又均系之前和《夏声》各张旗帜的《关陇》杂志的中坚分子和参与者，基于地域和早年肄业学校的缘故，其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感情相对接近，也是史有明载、毋须争辩的事实。所以，这个搭眼让人肃然起敬的创校班底，其实于今看来，似乎更像是一个共襄盛举的同人组织。李子彝先生以教育司长之关联职务和功不在小的参与实践，竟然既未列名当时的创设名单，又未在后来的校史记载上杳然无踪，完全因为尽管他职掌教育，也有东渡留学的资本，可惜之前就读渭北宏道学堂，并不在省城学堂的圈子里。而当年省城、渭北这两个圈子，恰恰又时起龃龉，分野犹若鸿沟，以至不少先贤的回忆文章，于此都不靳笔墨，著名的《秦陇报》以内部不谐，仅出一期就一拍两散，析为《夏声》和《关陇》各别出刊，据说就是这个原因，而李子彝先生其时正是《夏声》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笔之一。
可是李子彝注定要与西北大学有缘有份。1926年3月初，吴佩孚遣刘镇华以10个师兵力围困西安城，历时230日，造成全城百姓及西北大学师生的极大困难。当时校长王凤仪字来庭，秦省户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曾赴佛国留学，入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为发放教职工工资和口粮，他多方奔走，维持了师生的最低生活水准。可是当刘琨率领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解围长安时，西北大学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费无着，快要关门了事了。好在刘琨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他请李子彝出山担任教育人民委员，还提供了足够的预算，李子彝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他确实对西北大学创帮立派的那些人看不惯，认为这些人治校无方，但是从秦省教育的大局考虑，他还是大力扶持了这所西北唯一的综合性大学，他不知道，在银河系地球真实历史上，西北大学在西安解围后沉沦为一所中学，默默无闻十年之久。而在蜜儿克星系蔚蓝星球这个时空，虽然西北边区正在抗旱救灾，资金非常紧张。李子彝其时除了教育还负责审计，对政府开支情况很清楚，可是在刘越石将军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只是暂时更名为省立长安大学（西北边区决定秦省和甘省当时各自建设一所省立大学，都以省会命名，这就是长安大学和兰州大学。），获得了政府资金上的支持，李子彝还从刘越石那里获得了新的办学理念，把大学从单纯的教学机构变为集研发、教学、智囊于一体的真正大学，结合西北边区蓬勃的工业化和农业科学运动，承接了大量企业科研项目，在西北边区的税务制度引导下，企业的科研和培训费用都可以获得返税，因此很多企业与长安大学合作，为长安大学提供了大量资金和科研的机会，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水平，造就了长安大学也就是西北大学很多王牌学科，西大没有哪个理工科专业在圈内不是响当当的！比如西北大学的地质绝对是中国地学界的一支王者之师，诸夏民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就是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走出去的。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也被誉为“华夏石油英才之母”。西北大学在当时国内科技奖励的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三大奖及1934～1937年science/nature第一作者论文成果总得分中排名第一，超越了清华、北大、南开等名牌高校！不仅仅是理工科强，西大文科类学科的最强音是什么？嘿嘿，正是当今最炙手可热的学科——经济学。当时，中国四大顶尖经济学研究机构领军人物均为西大经济管理学院门徒：难怪一提起它，圈内人总是肃然起敬。西大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工商经济学界的西点军校”的美誉。
李子彝在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辞去了审计和教育的政府职务，想专心著书立说，然而当时兼任水利工作的长安大学校长李仪祉工作过于繁重，辞去了校长职务，校务委员会一致邀请李子彝接任校长，盛情难却，从此李子彝成为长安大学的掌门人。在他任内，长安大学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诸夏民国的学术重镇。这反而是拜日苯侵略之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们不甘沦为亡国奴，流亡关内，先是追随东北军滞留在燕都，1933年长城抗战后，东北军被日苯人赶出燕都，东北大学也面临着再次播迁的命运。长安大学一向以爱国为己任，九一八事变后，师生们就为东北流亡学生多次捐款，与东北大学也常有联系，知道了东北大学的困难后，校务委员会慨然允诺，与东北大学联合办学，为诸夏国保存东北学术教育的一片薪火，1934年乃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东北大学。既然两校联合办学，那么这个联合体也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了，1936年张杨兵变后，石城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为向国人表示收复东北的决心，乃将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由石城国民政府提供相当的办学费用。
七七事变前国立西北大学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名校了，虽然如此，西北大学的主校门（西门）在中国高校寒酸校门榜上绝对名列前茅，又小又旧，看起来灰扑扑的！西大人认为，大学校门只要实用、突出本校特色就行了，何况，它正是西大悠久历史的代表和珍贵见证。每年新生们第一次踏入西北大学校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条巨大的横幅：“今天我以西大为荣，明天西大以我为荣。”当时他们只觉得好笑，这所学校怎么一点都不谦虚啊！以后的以后，越来越明白，西大，值得为自己骄傲。
西校门正对的就是一块刻有“公诚勤朴”校训大字的巨石，这是1932年举行三十年校庆时树立的。它的背后是一条被法国梧桐的浓荫遮蔽的主干道，走过一树五角枫一树石榴一树丁香，走过紫藤园的孙义贤先生塑像，就是西北大学最负盛名的建筑——西大礼堂。它是张汗青先生1934年所建，原为“九一八”事变后随张学良入关而迁至长安的东北大学之礼堂。矗立在礼堂旁边的一块石碑也是少帅手迹，激励东大学生发奋苦读，东北大学校舍奠基纪念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校长张汗青立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
张汗青先生被军事法庭宣判的那天，礼堂的碑前不知被谁放上了一束百合。那是一个细雨迷朦的天气，石碑静默，鲜花静默。在碑前走过的人无不肃穆低头，为先生，更为西大人在铮铮傲骨之外的那种特有的纯情、细致和温柔。
礼堂的对面是升旗台和大草坪，草坪四周，数株苍劲挺拔粗可盈抱的雪松以威严的姿态傲视云天。草坪南侧那座方头方脑的建筑就是义贤图书馆了，别看它外表不起眼，藏书规模和质量号称全国首席，其中线装古籍万余种18万册，它的特别优势在于古旧资料的丰富，大量孤本、珍本都可以在这儿觅得芳踪。大礼堂北侧那栋高耸于蓝天白云之中的十层现代化白色大楼是科学楼，该楼配有电梯，里面各种现代化实验教学设施俱全，一楼大厅里还陈列着一条鱼，这就是西北大学地质学院著名古生物学家发现的“昆明鱼”化石，当年轰动一时，将脊椎动物的起源向前整整推进了5000万年。《自然》杂志还专门为此发表了“逮住天下第一鱼”的评论；英国《科学进步年度述评》也强调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鱼，其意义最为重大”。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诸夏国学术界的一只鼎，也是李子彝毕生的骄傲。
就在华北风雨飘摇之际，李子彝作为西北的代表之一，接到了赴庐山国是座谈的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受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在原庐山图书馆楼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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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吧？没关系，民族存亡之际的民国26年6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中央方面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以上是请柬内容，这文绉绉的是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他们看的，任何读者看不懂都不用伤自尊心。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抗战后更名为西北大学）校长李子彝先生也受邀请来到了庐山。李先生生于1879年，是秦省蒲城荆姚镇中街村人。早年随担任汉中府学教授的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祖父病逝，他千里扶柩返回蒲城。服丧期满以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又得秦省学政沈卫(淇泉)器重，选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宣统元年(1909)，李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秦省咨议局成立，李任秘书长。由于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咨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李任秦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陕西教育计划的制订、三秦公学的创办、派遣留日学生等教育界重大事宜，均在他直接领导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李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光绪皇帝御笔朱批成立的秦省大学堂，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刚成功，李子彝就担任了秦省教育负责人，他牵线改组大学堂成立了西北大学。他一直与于伯徇一起奔走西北革命，是孙义贤先生的信徒，刘越石实行西北革命后，李子彝一直参与西北公务，先是负责边区政府的审计工作，后又重新回到教育部门，现在主持西北联合大学。李子彝之与西北联合大学的缘分，那是颇多曲折的。
话说西北大学的横空出世，实在是因了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倾覆和秦省革命力量的一朝得势，是秦省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然而非常奇怪，这个由秦省高等学堂、秦省法政学堂、秦省农业学堂、秦省实业学堂、秦省客籍学堂所谓“五所学堂筹组”的西北大学，其当年整个的创校班底中，有钱鸿钧（陶之）、马凌甫（步云）、崔云松（叠生）、郗朝俊（立丞）、谭耀堂（焕章）、党松年（积龄）、康寄遥（炳勋）、寇锡三（鸿恩）、惠甘亭（象贤）、谢文卿（增华）、王芝庭（觐墀）等，当然还有时任秦省都督、在该校创建中居功尤伟的张凤翙先生，统计一十二人。但却居然没有时任时任秦军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曹澍，尤其是没有时任秦省教育司司长的李元鼎子逸先生，潇洒地“忽略”了这位革命元老、十足当事人的贡献。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赫然在列的先贤们，除过康寄遥、惠甘亭两位，大多都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张凤翙之负笈东瀛更是人所共知），而且基本上都是省城学堂出去的学生，尤其堪可注意的一点，是钱鸿钧、谭耀堂、党松年、崔云松、郗朝俊和马凌甫诸贤，又均系之前和《夏声》各张旗帜的《关陇》杂志的中坚分子和参与者，基于地域和早年肄业学校的缘故，其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感情相对接近，也是史有明载、毋须争辩的事实。所以，这个搭眼让人肃然起敬的创校班底，其实于今看来，似乎更像是一个共襄盛举的同人组织。李子彝先生以教育司长之关联职务和功不在小的参与实践，竟然既未列名当时的创设名单，又未在后来的校史记载上杳然无踪，完全因为尽管他职掌教育，也有东渡留学的资本，可惜之前就读渭北宏道学堂，并不在省城学堂的圈子里。而当年省城、渭北这两个圈子，恰恰又时起龃龉，分野犹若鸿沟，以至不少先贤的回忆文章，于此都不靳笔墨，著名的《秦陇报》以内部不谐，仅出一期就一拍两散，析为《夏声》和《关陇》各别出刊，据说就是这个原因，而李子彝先生其时正是《夏声》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笔之一。
可是李子彝注定要与西北大学有缘有份。1926年3月初，吴佩孚遣刘镇华以10个师兵力围困西安城，历时230日，造成全城百姓及西北大学师生的极大困难。当时校长王凤仪字来庭，秦省户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曾赴佛国留学，入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为发放教职工工资和口粮，他多方奔走，维持了师生的最低生活水准。可是当刘琨率领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解围长安时，西北大学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费无着，快要关门了事了。好在刘琨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他请李子彝出山担任教育人民委员，还提供了足够的预算，李子彝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他确实对西北大学创帮立派的那些人看不惯，认为这些人治校无方，但是从秦省教育的大局考虑，他还是大力扶持了这所西北唯一的综合性大学，他不知道，在银河系地球真实历史上，西北大学在西安解围后沉沦为一所中学，默默无闻十年之久。而在蜜儿克星系蔚蓝星球这个时空，虽然西北边区正在抗旱救灾，资金非常紧张。李子彝其时除了教育还负责审计，对政府开支情况很清楚，可是在刘越石将军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只是暂时更名为省立长安大学（西北边区决定秦省和甘省当时各自建设一所省立大学，都以省会命名，这就是长安大学和兰州大学。），获得了政府资金上的支持，李子彝还从刘越石那里获得了新的办学理念，把大学从单纯的教学机构变为集研发、教学、智囊于一体的真正大学，结合西北边区蓬勃的工业化和农业科学运动，承接了大量企业科研项目，在西北边区的税务制度引导下，企业的科研和培训费用都可以获得返税，因此很多企业与长安大学合作，为长安大学提供了大量资金和科研的机会，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水平，造就了长安大学也就是西北大学很多王牌学科，西大没有哪个理工科专业在圈内不是响当当的！比如西北大学的地质绝对是中国地学界的一支王者之师，诸夏民国的第一批石油地质专业人才就是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走出去的。据统计，曾一度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总地质师均由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的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也被誉为“华夏石油英才之母”。西北大学在当时国内科技奖励的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三大奖及1934～1937年science/nature第一作者论文成果总得分中排名第一，超越了清华、北大、南开等名牌高校！不仅仅是理工科强，西大文科类学科的最强音是什么？嘿嘿，正是当今最炙手可热的学科——经济学。当时，中国四大顶尖经济学研究机构领军人物均为西大经济管理学院门徒：难怪一提起它，圈内人总是肃然起敬。西大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工商经济学界的西点军校”的美誉。
李子彝在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辞去了审计和教育的政府职务，想专心著书立说，然而当时兼任水利工作的长安大学校长李仪祉工作过于繁重，辞去了校长职务，校务委员会一致邀请李子彝接任校长，盛情难却，从此李子彝成为长安大学的掌门人。在他任内，长安大学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诸夏民国的学术重镇。这反而是拜日苯侵略之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们不甘沦为亡国奴，流亡关内，先是追随东北军滞留在燕都，1933年长城抗战后，东北军被日苯人赶出燕都，东北大学也面临着再次播迁的命运。长安大学一向以爱国为己任，九一八事变后，师生们就为东北流亡学生多次捐款，与东北大学也常有联系，知道了东北大学的困难后，校务委员会慨然允诺，与东北大学联合办学，为诸夏国保存东北学术教育的一片薪火，1934年乃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东北大学。既然两校联合办学，那么这个联合体也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了，1936年张杨兵变后，石城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为向国人表示收复东北的决心，乃将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由石城国民政府提供相当的办学费用。
七七事变前国立西北大学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名校了，虽然如此，西北大学的主校门（西门）在中国高校寒酸校门榜上绝对名列前茅，又小又旧，看起来灰扑扑的！西大人认为，大学校门只要实用、突出本校特色就行了，何况，它正是西大悠久历史的代表和珍贵见证。每年新生们第一次踏入西北大学校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条巨大的横幅：“今天我以西大为荣，明天西大以我为荣。”当时他们只觉得好笑，这所学校怎么一点都不谦虚啊！以后的以后，越来越明白，西大，值得为自己骄傲。
西校门正对的就是一块刻有“公诚勤朴”校训大字的巨石，这是1932年举行三十年校庆时树立的。它的背后是一条被法国梧桐的浓荫遮蔽的主干道，走过一树五角枫一树石榴一树丁香，走过紫藤园的孙义贤先生塑像，就是西北大学最负盛名的建筑——西大礼堂。它是张汗青先生1934年所建，原为“九一八”事变后随张学良入关而迁至长安的东北大学之礼堂。矗立在礼堂旁边的一块石碑也是少帅手迹，激励东大学生发奋苦读，东北大学校舍奠基纪念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校长张汗青立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
张汗青先生被军事法庭宣判的那天，礼堂的碑前不知被谁放上了一束百合。那是一个细雨迷朦的天气，石碑静默，鲜花静默。在碑前走过的人无不肃穆低头，为先生，更为西大人在铮铮傲骨之外的那种特有的纯情、细致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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