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章

  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发愤图强，改 革自救；他们揭露顽固派拒绝接受新事物，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 落后、保守思想；批判他们好事不为，无恶不作的行径。为此，他们依据西 方资产阶级 “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建立君主立 宪制度的思想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愿望。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还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改变中国的半殖 民地地位的思想。他们一方面痛斥外强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等平条约给中 国带来的无穷灾难，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通过谈判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 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的权利，实行独立自主的外jiāo政策。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有很大进步，而且在实践中还积极主张 洋务运动，有的不直接参加洋务运动的实践，比如郑观应，他早年在太古洋 行任买办，1882年进入上海的轮船招商局任会办，嗣后又经营织布局。在此 期间，由于参与新式企业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洋务运动有了更深 切的体验，他指责 “官”对近代企业的态度是唯利是图，期望清政府能改弦 更张，顺应商情，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地位的要求。   早期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缘附于民族资 产阶级，他们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符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封 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爱国 主义的体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打上了民族资产阶 级软弱xìng、妥协xìng的烙印。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主张用谈判方 式去解决；他们批判封建主义，却又不要求打乱封建政治制度，只要求在承 认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良；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 思想，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提不出革命的主 张。这正是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近代社会各种因素、 各种条件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xìng。   首先，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对华推行所 谓的 “合作政策”，但其实质仍然是用有限度地支持清政府以达到全面控制 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的本xìng决定了它无论变换什么手法都不可能给近代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城乡还基本上占统治地位； 政治上，封建统治阶层中的 “顽固派”时刻都在阻碍着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和 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顽固派代表了近代中国生关系中最落后、最反动、最腐 朽的势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停滞xìng及个体农 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牢固xìng，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中最严重的障碍。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 路。因此，按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这个任务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再加上超稳 定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形 成。这样，近代化的任务一开始便落到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洋 务派身上。由于洋务派的组织领导，使得封建地主阶级落后、保守、愚昧、 妥协的特点一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体现在洋务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 中，并最后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正体现了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官僚在向 西方学习上的局限xìng。封建主义是地方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创办一 系列近代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根基而在于强化它，以维护自己摇摇yù坠 的封建统治。当然，客观效果并不是洋务派官僚所希望看到的，随着洋务运 动的步步深入，随着人们向西方学习的深入，逐步认识到：要想“富”、“强”， 必须建立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 级已经成熟的时候。当洋务派意识到洋务运动要触及到他们封建统治的根基 时，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本能，也必然站到历史进步的反面，这正是洋务运 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xìng，而且在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具有 一定的妥协xìng。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作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 是与人民对立的，因此，它必然是软弱的，软弱产生妥协。在对外关系上， 千方百计地避免与外国兵戎相见， “须力保和局”，“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 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种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只能加剧帝国主义的对 华侵略，加深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与洋务运动 “求强”的口号是相违 背的。当然，这与洋务派对 “内忧”和“外患”的认识不无关系，“臣等就 今日之势论之：发、捻jiāo乘，心腹之害也”；而俄、英等国不过是 “肢体之 患也”。这种反人民的立场与历史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脉相承。   因此，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被迫提出来的。它缺乏必需的经 济基础、阶级力量和思想准备。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经过社会实践的 检验，宣告了它最终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社会各阶级认真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中国独立、富强、文明之路应该怎样走？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人 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此后的中 国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从反面开了资产 阶级维新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大革命的先河。

  改良救国的失败   19世纪末，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和 《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 对中国 “瓜分豆剖”的狂潮愈演愈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强国御侮成为最 迫切的时代呼声。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顺应历史发展的客 观要求，高举 “变法”、“维新”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政治 改良运动，并于1898年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场运动虽然被封建统 治者扼杀，但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登上政治舞台所进行的第一次 尝试，无疑震撼了中华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当然维新志士的鲜血也昭 示人们：改良不能救国这一客观真理。                   一   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历史上 先后出现了一些仁人志士，他们不断进行着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艰辛探索 与斗争。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撰写了 《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由最初的 “求强” 逐渐发展到 “求富”，反映了着中国向西方学习认识的提高。   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出现了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改良 主义思想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走工商致富的道路；在文化教育 上主张废八股，学以致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政治上他们初步认识 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度。   可见这些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已不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 要求在各个领域全面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在政治上触及 到了国家政体问题，要求以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来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   虽然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同有或很少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但由于他 们的奋臂疾呼，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思潮，最终发展成 康有为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维新运动。                   二   1895年4月，正值京都进行举人会试时，传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日本 逼签 《马关条约》的消息。一时间在京举人纷纷到督察院上书，掀起了反对 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巨浪。康有为亲自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上皇帝书，发动 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合签名，于 5月2日递jiāo都察院，这就是历史上 有名的 “公车上车”。在上书中，康有为首先指出割地赔款等必将导致的严 重后果，提出 “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份上书涉及到政治、经济、 教育等诸方面，可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一个政治纲领。都察院以 《马 关条约》已被批准签订为借口而拒绝接受。   上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 流传，它呼唤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使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由此成 为公认的变法领袖。   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维新变法思想付诸行动的开始。此后，康 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围绕着如何进行改良变法开始了一 系列政治活动。

  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改良派先后组织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 等等。他们定时集会，发表演说，宣传维新变法。   改良派还创办了各种报刊，象北京的 《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 湖南的 《湘报》、天津的《国闻报》、《国闻汇编》等，都刊出过大量宣传 变法的文章及著述，并经常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 多文章、译著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维新思想逐步深入人心，通过一些报刊， 使得部分官员 “亦渐知新法之益”。   据统计，至 1897年底，全国成立、创办的学会、学堂报馆等已达 300 余所。改良维新运动已形成全国规模。   维新运动的高涨，激起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 恨。围绕着变法与否，维新派利用学会、学堂、报刊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 论战，出现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的一次正面jiāo锋。   改良派与顽固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战。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 “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遗留下的治国之道， “皇上为祖宗持 守宗庙，无权更改祖宗大法”，要 “恪守祖训”，否则将“敌”国家。   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反驳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 是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已旧”， 故而祖宗之法亦不能不变。清代各项政策的变化如在朝廷增设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由 “闭关自守”变为“开埠通商”，由“刀矛弓石”变为“洋qiāng洋pào” 等几事即是绝好的说明。他们又列举俄国、日本变法致强的事实以及中国所 面临的危机说明变则强，不变则亡。   第二，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   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到 “设议院以通下情”。改良派认为变 法富强的根本在于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对此，顽固派极为恐惶。他们叫嚷： “若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 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此则亡且宜速，又焉能起而救之？” “民权一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兴民权“无 一益而有百害”。   维新派针锋相对。首先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 论证君民关系：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君末也，民本 也”，既然君是由民 “共举之”，亦可由民共废之，这是“天下之通议”， 批驳了 “君权神授”说。接着，又以日、俄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强大的事 实指出 “吾国会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由此 得出在中国也只有兴民权、设议院，才能使国家富强。维新派还为兴民权描 绘出一副非常美妙的画面： “一乡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俗清；一国 之大，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国宁；环宇宙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天下 和。民权之说如此，民主之说如此。”   在这个问题的论战上，维新派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事实阐述了兴民权、 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xìng和必要xìng，使国民逐步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 的腐朽。   第三，要不要废科举。要想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必 须有相应的人才，而在封建制度下诞生出来的科举制度是不能培养出求新求 异，具有维新思想人才的。因此，维新派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提倡

  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学。   顽固派极力反对。他们认为： “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 么也。” “若废制义取士，人将弃四子书而不读，其害有甚于洪水猛兽。”   维新派反驳指出，科举制度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 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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