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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

  动矢勇,毋怠毋忽。”《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1976年5月版。

  对于蒋介石的遗嘱,留美知识分子刊物《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

  “以‘总统’身份向guó mín dǎng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guó mín dǎng的‘国教’呢。”

  该刊还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40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宋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各种蒋介石的传记中都找不到蒋介石早年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的记载。难道蒋介石是40多岁才束发的吗?

  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guó mín dǎng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谓“实践三民主义”,无非是说非有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当权不可,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人士若想要和guó mín dǎng“轮流坐庄”,对不起,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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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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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复大陆国土”这句话是宣称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代表大陆各省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绝不能取消。所谓“政治革新”,谈谈可以,真正实行嘛,不可造次。

  “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大蹄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

  也有舆论称:

  所谓“束发”,那是古时对发式的称谓,一般指青年时期。“蒋在清末已是‘文明头’,在上海租界做捞家,到日本走江湖时更非什么‘束发’,入军校剃光头,更无发可‘束’,死亡前后更无发可言,遑论发式?”“束发以后既要‘追随总理革命’,同时又怎么可能‘追随耶稣’?”“或者革命,或则传教。尽管能言善辩者,也无法对这‘两者得兼’能自圆其说”。“更有甚者,‘无时不以耶稣与总理信徒自居’一语,只能说明蒋介石既非耶稣信徒,也非中山信徒,如若有之,他只是‘自居’而已,耶稣或中山,中山或耶稣都不承认的”。“短短两百字的老蒋遗嘱,掀起了guó mín dǎng人对绝望挣扎的小朝廷无可代替的绝望感觉”。唐人:《草山残梦》第12集第298页,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就在蒋介石病第二天凌晨7时,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行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1976年11月中国guó mín dǎng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陈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革命文献》第77辑第322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guó mín dǎng党章》中,蒋介石遗命纳入党章,以使guó mín dǎng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纳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革命文献》第77辑第325页。

  guó mín dǎng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依笔者看来,如果接任guó mín dǎng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guó mín dǎng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淦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

  “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意的志业,竟智尽忠,驰驱效命。”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第二项规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从政主管官员身份向guó mín dǎng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257页。

  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咸以国家内遭大变,外毁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竟……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共竭其效死勿去这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258页。

  蒋经国对guó mín dǎng中常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257页。

  对于guó mín dǎng中常会两项决议,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guó mín dǎng中常委,那又当别论。”江南:《蒋经国传》第447页。

  阮大仁先生就guó mín dǎng中央上述决议也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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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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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吊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会的身份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权力。”阮大仁:《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

  江南与阮大仁均从法理上指责guó mín dǎng中常会两项决议不妥,确切中要害。但殊不知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guó mín dǎng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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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纷纭话丧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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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至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改为一律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的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吴一舟:《蒋总统的一生》。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0页。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

  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的一种彷徨无主、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

  “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借钱穆之口,《中央日报》告台湾民众“不要有惊慌之心”,“必须镇定和团结”,并多次重复被人引为笑柄的所谓蒋介石的格言:“处变不惊,庄敬自强”。

  借何应钦之口,《中央日报》要台湾民众:

  “遵奉蒋公的遗志,拥护政府暨严总统、蒋院长,与我们全国同胞团结一致。相信蒋公的精神一定是永远与我们常相左右,我们也将必能在蒋公的精神与我们政府的领导下,实现蒋公的遗志,达成fǎn gòng复国建国的最后成功。”

  蒋介石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guó mín dǎng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此一讯息说明中共对蒋介石死后有如生前一样的鄙视。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jiāo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xìng的声明,称: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版。。

  美国人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死反应冷淡,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在台湾的理想统治工具。guó mín dǎng退台前后,美国人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致使吴、孙、陈一一被清除。美、蒋失和后,中国积极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蒋介石病逝之时,正值中、美两国建jiāo前夕,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人不能不对蒋介石表示遗憾了。

  蒋介石另一“外jiāo”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日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日本人自古就同情有如凋落的樱花似的“失败英雄”;也因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里,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其根源全在于蒋到日本留学的缘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本发动战争罪责的“既往不咎”与“以德报怨”,也使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东洋人的信条”。正是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使日本对病逝的蒋介石产生了好感。日本的井出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非官方式”的谈话,称赞蒋介石,并以示哀悼。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打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滕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大陆方面的抗议,日方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不用,佐滕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来自台湾近邻菲律宾一家报纸的消息是:

  蒋介石“梦想返回大陆仍旧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②③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

  来自欧洲地区的讯息是,瑞典《今日新闻》报编辑奥洛夫山德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的死是:

  “一个鬼魅死去了”,“逝去的只是一个老顽固,这老顽固在一段长的荒谬的时间里,曾经赢取过他完全不配得到的同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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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纷纭话丧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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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舆论对于蒋介石病逝后台湾政局及前途给予相当重视,外电评论称:

  “蒋介石的死,意味着统治过战后冷战时代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这种虚构,已名副其实地崩溃了”。“蒋介石之死,已使台湾进入了蒋经国的领导体制。今后的台湾是孕育着风波的”。③

  今后台湾孕育着什么风波呢?外电分析称:

  “第一,蒋介石在各界都拥有绝对优势的力量,但是,对蒋经国无论在政界或军界内都有不少反对势力。蒋经国近3年半以来事实上能够代行总统的权力,也是由于蒋介石发挥了保护人的作用。这些反对势力许多是在日本战争、国共内战中与蒋介石同生死共命运的所谓嫡系。他们认为蒋经国是战后派……,因此,当主张蒋经国应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的意见抬头时,他们说:‘天下为公,不应靠父子之情而让之’,一直表示反对。蒋经国要在短期内清除反对势力,其力量在目前尚不足。”

  “第二,占居民85%的台湾人认为蒋经国体制归根结底还是外省人的强权统治”。蒋介石病逝后,“台独”之声甚嚣尘上。②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

  外电上述评论确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主席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论与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几十年老蒋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毛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