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章
经写信给在西安的陈固亭报捷，比较详细地谈了破译经过。他也回信热烈祝贺。一九四零春季，陈固亭因公从西安到重庆，在一个星期天，带了一个叫罗俊的朋友到池步洲家里来，据说是重庆农民银行副经理。池步洲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因是陈固亭带来的人，也就备了酒席，热情招待。席间欢声笑语，无话不谈。罗俊似乎对池步洲破译日文密电码一事很感兴趣，频频发问，池步洲既然视他们两个为“自己人”，也就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连破译的关键所在也不保留。后来罗俊自己找上门来，还在池步洲家住过几天。看样子，当时陈固亭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们两个，都在客观上起了提供情报和掩护的作用。
人的大脑，结构十分奇特。有的人记忆力强得出奇，古代能把四书五经全文背下来的人，数量众多；有的人记忆力只在某一方面显示特强，而在另一方面却特弱。池步洲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在记忆公式、数字方面能力特强，一般人很难记住的数字，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记人的面孔、姓名，却属于“特弱”者一类。许多原本很熟悉的人，几年不见，不是把人家的姓名忘了，就是连面孔也忘了。罗俊与他不过一面之jiāo，况又事隔九年，连姓名带面孔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罗俊笑眯眯地继续说：“我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后来原合作金库系统也划归人民银行管辖，我从遣散人员名单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就想过要把你找回来。我对你的历史不说了如指掌，也基本了解，知道你是个纯技术人员，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抗战中为国家立过大功，胜利以后反对内战，退出了军政系统，回家务农，后来在金融界工作。你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就证明你是个爱国人士，属于统战的对象。根据中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共产党一定会用你的。不过你已经被遣散，要回到本系统工作，必须经过党委讨论以后才能决定。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的，即便因为遣散政策的关系本系统不便于安chā，我也会把你介绍到别的系统去妥善安置。你尽管放下顾虑和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包袱，耐心等待我的通知。”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心花怒放，频频点头，连连道谢。
池步洲回到家里，因为忘了抄来姚耐的电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汇报与罗俊谈话的经过，并且告知与罗俊在重庆的那一段jiāo往。
一等等了两个多星期，罗俊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池步洲不便于去催，又写了一封信给姚耐，请姚耐从侧面再催一下。
没过几天，人民银行人事部门的通知终于到了，通知池步洲于十一月一日到人民银行储蓄部报到上班。
得到这一消息，阖家欢乐，不可名状。
池步洲被遣散又被召还，出于三“巧”：一巧在外滩与何孝纯相遇，二巧在军管会与姚耐相遇，三巧在人民银行与罗俊相遇。多年不见的老友，相继出现，巧上加巧，这就是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的第二次体现。
事后姚耐告诉池步洲说：军管会遣散一大批银行界的高级职员，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大都走了，业务上不免捉襟见肘，难以开展，不得已，领导班子中有人提出不妨选择一批比较忠诚可靠的遣散人员回来工作，但还在酝酿阶段，并未形成决议。恰巧这时候池步洲找上门去，姚、罗二人就把池步洲作为第一个召还人员往上报。上级党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见不一，经姚、罗二人力争，方才通过。所以池步洲是最早获准召还的遣散人员。后来虽然还有人陆续被召还，但大都先经过一年半载的学习，才分配工作的。
如此说来，三巧之上，还应该再加一巧！
工资有继，用不着节衣缩食了。白须宾给池步洲定了一磅牛nǎi，用来补养身子。她总念念不忘内江那个看相先生说的话：四十四岁有大难。如今国泰民安，生活有着，还会有什么大难？最多不过是生场大病罢了。如果身体补养好了，到了明年，就可以什么病也不生，这场大难，不就可以脱过去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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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留用人员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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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地方政府各部门，除了军队转业干部和新进干部之外，还有一种“留用人员”。
他们在业务上往往是骨干，但在政治上因为和guó mín dǎng党政军各部门有过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被认为“不可靠”，至少不是“自己人”。
其中不少人则从“友人”逐渐转化为“敌人”。
解放后的一年半时间中，池步洲究竟是怎样完成从友人到敌人这种转化的呢？
一、高级职员，变办事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二层洋房，房间敞亮，走廊宽阔，煤气、电话、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间房间，还不算太挤，门口就有电车直达银行储蓄部，可谓方便之极。更巧的是：楼上楼下住的几乎全是原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jiāo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池步洲恢复工作以后，偶然得知俞鸿谟的近况，到海燕书店去看望他。谈起前一时期“几乎失业”的经过，俞鸿谟说：他书店里正要用人，如果当时去找他，也许就不用到军管会去求姚耐了。接着又说他书店里正在编辑出版一部世界文学家传记，依旧需要翻译方面的人手，问池步洲能否在业余时间帮他翻译点儿资料。池步洲满口答应。俞鸿谟就抱出十几本日文版的精装书来，里面有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传，请池步洲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按译文字数计酬。
从此，池步洲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海燕书店去一次，送去译稿，取回稿费。累计起来，每月大约也能收入七八十个折实单位。这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超过“不无小补”的范畴了。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恰逢月底，无钱办招待，去向俞鸿谟预支若干稿费，他也从来不加驳回。有这一笔“额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俞鸿谟待人诚恳，事业心强，办书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惜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与夏衍关系密切频频被批斗无法忍受愤而自杀了。
二、粉墨登场，新事新办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设在外滩的一座大楼内。经理张茂成，是解放军干部，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布军装，讲话和气，待人亲切。两个副经理都是留用人员，一个叫王惟中，本是个大学教授；另一个不久就被捕，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捕原因，所以谁也不知道底细。此外还有正副两位党委书记：正书记姓马，资格老，年纪大，文化低，不善言辞，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含笑，平易近人。副书记姓陆，与马书记恰恰相反：资格浅，年纪轻，文化高，善于言辞，是个白面书生。经理、书记下面，设有人事、保卫、储蓄等若干个科股，科股长有的是解放军干部，有的是留用人员。储蓄科科长姓陈，副科长姓潘，科内还有一个股长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员。要论原来的地位，池步洲比他们都高。通过一遣散一召还，高级职员变成了低级职员，地位反而在科员之下了。
池步洲这个办事员，实际上是个文字秘书，不仅科内有关储蓄方面的章程及宣传品要他来草拟，就是部内开会，首长的讲话，也由他来记录。有一次开会，马书记讲话，讲得结结巴巴，缺乏条理。会后整理成文，发在人民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马书记看了，十分赞赏，对张经理说：“这是谁记录的？比我讲的好得多了。”
其实，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记录，因为他手耳不能并用，不能边听边记。科长让他做记录，他又不能不答应。结果是马书记的话讲完了，他的记录本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马书记讲话，也是认真地听了的，根据记忆，“笔述”出来，好像根据首长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简洁流畅而有条理了。从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个“储蓄部一支笔”的雅号，每次部里开会，记录一席，也非他莫属。至于他的记录都是怎么记下来的，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公开，各机关单位都有团组织，与党、政、工会共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不但响应上级号召，带头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满口新名词，一脸进步相。年轻人思想简单，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积极进步，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的青年积极分子，主要在工作、学习方面表现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业余活动如文娱、宣传、体育、卫生包括大扫除、刷墙壁等等，都积极带头，走在前面，还没有出现专门整人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党团组织也经常教育他们要与留用人员搞好团结，因此他们在部内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个叫吴天敏的山东姑娘，就是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而且漂亮文静，态度和蔼，不论大会小会，她都带头发言，口齿清晰，有条有理，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是部内未婚男士的追求对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机关里，单凭穿着服装，就能够判断每个人的身份：穿布军装的，当然是解放军干部；西装笔挺的，不用问都是留用人员；而穿人民装、列宁装的，则一定是新进人员，或者是留用人员中自愿改造自己的的积极分子。风气所及，人民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服终于逐渐退出潮流。
在储蓄部里，有一项并无明文规定的例会，多则几个星期、少则一两个星期，必定召开一次。开会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干部轮流到会，只带耳朵和纸笔，不带嘴巴，虚心听取并记录群众的意见，不许当场反驳或解释。这种会议，开头几次留用人员是不敢发言的，一般都由解放军中来的小干部发难，新进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响应，最后才有胆大的留用人员提几条不关痛痒的意见凑凑热闹。正是这种“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把池步洲这个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又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领导干部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比起封建时代的从谏如流来，无论周公的三吐哺还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无法比拟。再联系到银行系统印发的内部通报，用的都是前中央银行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确认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中国，振兴中华。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幸福的明天”，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苏联专家”奉若神明。为援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苏联顾问”成批而来。他们趾高气扬，“不学有术”，待遇特高，脾气极大，对待中国专家，往往暴跳如雷，蛮不讲理。中苏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按照“一面倒”的处理原则，大板总是打在中国专家的屁股上，因此后来中国专家干脆不再出面争执，任凭苏联专家独断独行，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倒是没有苏联专家，仅为业务需要而从苏联进口一批财会办公器械，如手摇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结算。苏联机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粗糙笨重，二是价格昂贵。同样的机器，如果买美国货或者日本货，不但机器精巧，价格大约能便宜一半儿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员中早就有人议论，只是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池步洲是个头脑简单的书呆子，出于对共产党的一片热忱，发扬“主人翁”的积极精神，把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问题，拿到每月召开一两次的“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当众向领导提出，认为买苏联机器不合算，浪费了外汇，建议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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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三巧之上，还应该再加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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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业务上往往是骨干，但在政治上因为和guó mín dǎng党政军各部门有过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被认为“不可靠”，至少不是“自己人”。
其中不少人则从“友人”逐渐转化为“敌人”。
解放后的一年半时间中，池步洲究竟是怎样完成从友人到敌人这种转化的呢？
一、高级职员，变办事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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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jiāo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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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池步洲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海燕书店去一次，送去译稿，取回稿费。累计起来，每月大约也能收入七八十个折实单位。这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超过“不无小补”的范畴了。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恰逢月底，无钱办招待，去向俞鸿谟预支若干稿费，他也从来不加驳回。有这一笔“额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俞鸿谟待人诚恳，事业心强，办书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惜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与夏衍关系密切频频被批斗无法忍受愤而自杀了。
二、粉墨登场，新事新办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设在外滩的一座大楼内。经理张茂成，是解放军干部，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布军装，讲话和气，待人亲切。两个副经理都是留用人员，一个叫王惟中，本是个大学教授；另一个不久就被捕，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捕原因，所以谁也不知道底细。此外还有正副两位党委书记：正书记姓马，资格老，年纪大，文化低，不善言辞，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含笑，平易近人。副书记姓陆，与马书记恰恰相反：资格浅，年纪轻，文化高，善于言辞，是个白面书生。经理、书记下面，设有人事、保卫、储蓄等若干个科股，科股长有的是解放军干部，有的是留用人员。储蓄科科长姓陈，副科长姓潘，科内还有一个股长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员。要论原来的地位，池步洲比他们都高。通过一遣散一召还，高级职员变成了低级职员，地位反而在科员之下了。
池步洲这个办事员，实际上是个文字秘书，不仅科内有关储蓄方面的章程及宣传品要他来草拟，就是部内开会，首长的讲话，也由他来记录。有一次开会，马书记讲话，讲得结结巴巴，缺乏条理。会后整理成文，发在人民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马书记看了，十分赞赏，对张经理说：“这是谁记录的？比我讲的好得多了。”
其实，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记录，因为他手耳不能并用，不能边听边记。科长让他做记录，他又不能不答应。结果是马书记的话讲完了，他的记录本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马书记讲话，也是认真地听了的，根据记忆，“笔述”出来，好像根据首长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简洁流畅而有条理了。从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个“储蓄部一支笔”的雅号，每次部里开会，记录一席，也非他莫属。至于他的记录都是怎么记下来的，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公开，各机关单位都有团组织，与党、政、工会共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不但响应上级号召，带头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满口新名词，一脸进步相。年轻人思想简单，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积极进步，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的青年积极分子，主要在工作、学习方面表现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业余活动如文娱、宣传、体育、卫生包括大扫除、刷墙壁等等，都积极带头，走在前面，还没有出现专门整人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党团组织也经常教育他们要与留用人员搞好团结，因此他们在部内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个叫吴天敏的山东姑娘，就是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而且漂亮文静，态度和蔼，不论大会小会，她都带头发言，口齿清晰，有条有理，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是部内未婚男士的追求对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机关里，单凭穿着服装，就能够判断每个人的身份：穿布军装的，当然是解放军干部；西装笔挺的，不用问都是留用人员；而穿人民装、列宁装的，则一定是新进人员，或者是留用人员中自愿改造自己的的积极分子。风气所及，人民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服终于逐渐退出潮流。
在储蓄部里，有一项并无明文规定的例会，多则几个星期、少则一两个星期，必定召开一次。开会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干部轮流到会，只带耳朵和纸笔，不带嘴巴，虚心听取并记录群众的意见，不许当场反驳或解释。这种会议，开头几次留用人员是不敢发言的，一般都由解放军中来的小干部发难，新进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响应，最后才有胆大的留用人员提几条不关痛痒的意见凑凑热闹。正是这种“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把池步洲这个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又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领导干部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比起封建时代的从谏如流来，无论周公的三吐哺还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无法比拟。再联系到银行系统印发的内部通报，用的都是前中央银行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确认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中国，振兴中华。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幸福的明天”，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苏联专家”奉若神明。为援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苏联顾问”成批而来。他们趾高气扬，“不学有术”，待遇特高，脾气极大，对待中国专家，往往暴跳如雷，蛮不讲理。中苏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按照“一面倒”的处理原则，大板总是打在中国专家的屁股上，因此后来中国专家干脆不再出面争执，任凭苏联专家独断独行，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倒是没有苏联专家，仅为业务需要而从苏联进口一批财会办公器械，如手摇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结算。苏联机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粗糙笨重，二是价格昂贵。同样的机器，如果买美国货或者日本货，不但机器精巧，价格大约能便宜一半儿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员中早就有人议论，只是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池步洲是个头脑简单的书呆子，出于对共产党的一片热忱，发扬“主人翁”的积极精神，把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问题，拿到每月召开一两次的“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当众向领导提出，认为买苏联机器不合算，浪费了外汇，建议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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