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3 章

  ，除了正前方之外，看不见两边；第三池步洲走路步履较轻，不是十分注意，不容易听见。池步洲刚在西边一个坑位上蹲下，就听见东边的坑位有两个人在讲话：

  “他妈的，共产党真恶dú，满口里说优待俘虏，关了咱们那么多年了还不放，真不讲理！”说这话的是姜士行。

  “你还当过那么多年营长哩，不说官儿有多大，起码吃喝玩乐嫖女人你都占了。我有什么呀？关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过是沾姐夫的光，补了个少校副官的名额，到如今也关了我七年了，我哪儿有那么大的罪过呀！”说这话的是蔡培元。

  “关你，是要从你嘴里挖你姐夫的材料，要不，怎么把你姐夫关在北京，不把你们俩关在一起？其实，‘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们当兵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跟马棚里的牲口也差不多：他们当头头儿的反目不和了，一个命令下来，让我们向东不敢向西；他们握手言和了，当兵的死了也是白死。如今把我们关在这里不放，还说是优待，这算是哪门子优待呀！”

  下面当然还说了一些话。过了一会儿，两人就从东门走了。池步洲心中冷笑：好你个姜士行，原来你是个假积极，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像你这样的坏蛋，饶你不得，你等着吧！

  池步洲回到房间，拿起一本数学书和纸笔，坐到树荫凉底下奋笔疾书，把姜士行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考虑到蔡培元的为人还不坏，故意说另一个人的口音听不出来是谁，他也没说什么反动的话。写好了“小报告”，正往回走，迎面碰上了管理员，就把小报告当面递jiāo给他。由于池步洲从来没打个小报告，管理员开头还一愣，只以为他是递的什么申请报告呢。

  过了几天，队长把姜士行叫到队部。他还以为给他布置什么任务，兴致勃勃一步一颠地跑了去。半个小时以后，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组里，不用问，准是挨了批评了。从这以后，他老实了几天，不那么飞扬跋扈了。池步洲本想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干脆把他的丑恶嘴脸在大家面前彻底暴露一下的，但是考虑到这一来难免要伤及蔡培元，再说同是囚犯，也不必把事情做得太绝，只要提醒他稍加收敛就可以了。

  不久以后开生活检讨会，池步洲发言，借题发挥，大意说：组里有这样一个人，表面装得很积极，背后却发牢骚、讲怪话。别人听了，没往心里去，姜士行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生怕池步洲一不做，二不休，把原话抖落出来。池步洲也见好就收，公开点一下，不过表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从那以后，姜士行果然收敛了许多，不那么嚣张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次重新编组，姜士行依旧当组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批战犯特赦中有他，可见他的“积极”，还是起了一定效用的。当时他得意洋洋，没有想到回到陕西老家以后，当地仍拿他当四类分子看待，人人都可以在他头上拉屎撒尿，过的是“贱民”的生活，而他的小报告绝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日子比在管训处难过多了。──这是后话，一笔带过。

  重新编组以后，池步洲被编到了杨肆当组长的组里。杨肆与池步洲以前在重庆的时候，虽然由于“派系不同”没有什么来往，但也没有矛盾。如今同为战犯，总算是老熟人，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亲切感。杨肆为人厚道，组内成员又是老人居多，而且都没有刑期，互相之间打小报告的人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别的组那么多，日子好过多了。每天学习，杨肆因为有过给共产党破译密电码的特殊经历，得免不谈过去历史，算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待吧。

  一九五八年，为攀登1070这个高峰，全民大办钢铁，管训处也不例外。先由王振处长动员，大家表态表决心，然后搬运大批砖头、水泥，开始在cāo场的一角建造小高炉，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工，连饭都送到工地来吃。姜士行倒是个好瓦工，高炉由他主砌。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高炉终于封顶了。接着点燃芦苇、干柴烘炉。又过一天一夜，炉膛烘干，用鼓风机吹着了煤炭，等到炉顶冒出火光，投进许多搜集来的废铁，破锅、旧锁、脚镣、手铐、火筷子什么都有，然后保持旺火继续猛烧。又过一天一夜，封炉熄火。等温度下降后，王处长一声令下：开炉出钢！可惜的是，掏了又掏，扒了又扒，什么也没扒拉出来：扔进去那么多的废铁，都炼成氧化物和矿渣了。

  炼钢失败，大家都垂头丧气。王处长下令拆掉高炉。大家又花费一天一夜工夫，把高炉拆掉。

  大炼钢铁以前，吃饭是不定量的，不够可以到伙房去添。大炼钢铁以后，吃饭有定量了。伙房根据人数把一组的饭装在一个木桶里，组内派值日生连菜端回来，由组长平均分。吃馒头，分起来不难，可以做到“公平”二字，吃大米饭，要分平均了，可不容易。这时候各组都盛行“土秤”，也就是用一根木棒，打磨光洁了，刻上刻度，算是秤杆，再用旧饭盒或新铁皮做一个秤盘，用旧锁或铁疙瘩做秤砣，自己制造杆秤。这种秤，斤两当然与标准度量衡不一样，但用来分饭，只要求分量相等，还是管用的。只是这样一来，每吨饭在进口之前，要折腾好长时间，才能把饭基本上分平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不但饭里面掺上了青菜、萝卜，而且米粒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据说是全国遭受到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了。后来证实：“天灾”固然也有，主要还是“人祸”作祟。社会上几乎人人饿肚子，劳改农场饿死的人当然更多。作为战犯，倒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只吃了一个多月的菜饭，就又恢复大米、白面的供应。这不能不说是沾了“战犯”的光。当然，“敞开肚子吃饭”的岁月，是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六三年，池步洲十二年刑期已满，释放回上海。那年他已经五十六岁，如果用其所长，当个日语教师，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上海人事部门按照政策，只能分配他到长宁区房修三队当“壮工”，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活儿，时间长达十一年又两个月，直到六十七岁做不动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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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地覆天翻人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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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步洲服刑十二年，释放回上海，接着又当了二十多年“贱民”。一个旷古奇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沦为出卖劳动的苦力。

  历史的误会，又由历史的巧合来解除。三十二年的冤狱，因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guó mín dǎng特务机关里的共产党高级情报人员，一纸证明，冤枉解除。

  但是“老骥”年已七十有六，虽有千里之志，已无千里之力，只能侨居日本，安度晚年。拳拳之念，但求不祸延子孙，于愿足矣。

  吉人自有天相，神户大地震。池先生一家大小二十余口，安然无恙。

  一、三等贱民，悲惨生活

  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guó mín dǎng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幸亏他的爱妻白须宾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不但一口流利的“国语”讲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强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笔汉字，写得极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来以后，她即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俾便能在物价飞涨的岁月中活了下来。解放后，如果大学里设有日语课，按说她应该是最难能可贵的日语教师了。但是一者解放后提倡“一面倒”，连语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语”课只许学俄语，号称世界通用的英语尚且不许学，更遑论“鬼子话”哉！

  池步洲被捕以后，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会计是“掌握财权”的人，不能jiāo到反革命家属手中，工作终于失去。那一段时间，她只能靠给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幸亏姚耐、罗俊等人背后出力，以她长子参军为由，作为光荣军属，被安排到幼儿园去当个保育员，方才能够含辛茹苦地把两子二女（长子已参军）拉扯长大，教养chéng rén，其中的艰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狱返沪以后，虽然释放证上没有写着戴任何帽子，名义上也是公民，但实际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战犯，连三等公民也数不上，干的又是最脏的活儿，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叫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见了都会“掩鼻而过之”的。

  这期间，左右的邻居，当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连跟池步洲见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银行储蓄部时期的人事科王科长、储蓄科潘副科长、汪股长及当年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和另一些同事们，虽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经劳改释放回来，也知道他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但是经过镇反、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政治上翻过车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谅解的。

  只有东中野“沙龙”中人，到底旧观点浓，旧情谊深，能够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继续来往，而且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虚情假意的。

  走动得最频繁的，还是梁孝志家。他们两夫fù一如既往，并不因为池步洲的身份变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门，诚挚招待，没有一丝半点儿蔑视的音容，依旧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家常便饭，殷勤招待。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全没有勉强应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后，圆明讲堂被政府封闭，改为某工厂的仓库，大多数和尚都还俗了，只有明[ 杨改日旁] 法师依旧吃素，也不结婚，靠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为是单身，依旧住在圆明堂旧址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里来混日子，也帮姐姐干些家务活儿。赶上姐夫宴请朋友，他也帮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门戒规，不沾一点儿荤腥，只吃素菜。

  还有一个刘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到池步洲家里去坐坐，照常来往，照常畅叙，并不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战犯”、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而有隔阂。他还多次提出来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愿牵连朋友，婉言谢绝了。

  三年后，大陆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牵连到妻子儿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学校里功课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得之家传，对数学尤有天分，但也囿于“阶级路线”，无缘进大学深造，只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面朝黄土，背负青天”，逐渐消失才华，蹉跎青春。

  可以设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刘子崧的聘请，到福建农学院去任教，则他们两个，势必一根线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这个也蹦不了那个也！

  不过刘子崧这人也怪，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解放以后本来应该当个更大的官儿，但他却安于教务，不追求高官厚禄。以他的学识与才华，本应该有若干著作问世的，但终其一生，居然一部书也没有出版过。一九七六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宣布结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刘子崧听说了，多次来找池步洲畅叙，还多次提出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教书，有一次甚至把应聘的表格都带来，一定要池步洲填写。像这样“超然物外”、不以阶级偏见待人的人，在党内可真不多。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触及了灵魂”。当年人民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年轻，漂亮，活跃，简直是一颗璀灿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处分，最后落一个夫妻二人双双开煤气自杀的下场。

  比较起来，梁孝志因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的内弟，因为坚持吃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还把猪ròu硬塞在他嘴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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