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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多年来进行的各类体裁的创作——电影、戏剧、电视、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说。小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思想与心灵的世界。你可以在小说中尽情塑造角色。从剧作家到编剧到小说家的转型比我预期中的要容易。其中的益处更是自不待言!

  小说家环游世界开展调研,结识有意思的人,游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你写的东西有哪一点打动了别人,别人也会乐于跟你分享。我有时候就会收到一些非常感人的邮件。

  我收到过一位女士的来信,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不让父母和男朋友到医院看她。她告诉我,她虽然只有二十一岁,却已经想到过死了。有人在她床头放了一本《午夜的另一面》。她先是随意地翻了翻,里面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于是她又从头把整本书仔细看了一遍。她为书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深深吸引,忘了自身的困境,现在她已经准备勇敢地直面人生了。

  还有一位女士写信给我,说她女儿在临终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写的每一本书摊在她的病床上,然后这位女儿幸福地走了。

  《天使的愤怒》中一个小男孩的死去招来了许多抗议信。东部一位女士写信给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给我打电话吧。我无法入睡。为什么要让他死去呢?”

  类似的信件铺天盖地,所以在改编成电视剧时,我让这个男孩复活了。

  有许多女士跟我说,她们之所以会成为律师,是为了效仿《天使的愤怒》中的詹尼弗·帕克。

  我的小说在一百零八个国家可以购得,被翻译成了五十一种语言。1997年,我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了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成最多国语言的作家。我的作品销量达到了三亿册。

  说到我的作品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塑造的人物对我而言非常地真实,因此对读者而言也很真实。国外的读者也能在我的书中找到共鸣,因为爱、仇恨、嫉妒是人人都能体会的普遍的情感。

  当我成为一名小说家之后,有一件事情令我很受震动:人们对小说家的敬意要远远大于对好莱坞编剧的敬意。杰克·华纳曾经说过:“编剧不就是坐在打字机前的一帮笨蛋吗?”这是多数电影公司老总的共识。

  在创作《万花锦绣》期间,有天我去亚瑟·弗里德的办公室,他的保险经纪刚好也来了。我们正在聊天,秘书进来通知他去看样片。弗里德对他的保险经纪说:“我们去看样片吧。”

  他们俩起身出去了,把我一个人晾在了那儿。他们要去看的那个样片可是我编的啊。

  毫无敬意可言。

  我很喜欢环游各地,为我的小说进行调研,我非常地乐在其中。为了写《午夜的另一面》,我去了雅典,乔亚跟我同行。我们经过一家警察局,我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走了进去。办公桌后面有一位警察,问我们:“需要帮忙吗?”

  我说:“需要。有谁可以告诉我怎样炸毁一辆汽车?”

  三十秒钟后,我们被锁进了一间屋子。乔亚又惊又怕,“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吧。”

  “别担心。有的是时间。”

  四位持枪警察走了进来,“是你要炸车?为什么?”

  “我是西德尼·谢尔顿,我正在进行调研。”

  幸好他们知道我,然后他们给我讲了怎样才能炸掉一辆汽车。

  在创作与钻石有关的《谋略大师》一书时,我去了南非做调研。我联系了戴比尔斯公司,询问是否可以到他们的钻石矿上去看看。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就获得了到钻石矿区一探究竟的殊荣。

  戴比尔斯一位主管跟我提到了他们的一处矿区,是一片地面上便有钻石的海滩,这个矿区一面有海洋的保护,另外一面是一处警卫森严的大门。我觉得这是个挑战,于是我想了个办法,安排我笔下的一个人物潜入这个矿区偷走了钻石。

  为了写《假如明天来临》,我去参观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的安检系统。据说这个系统是坚不可摧的,不过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想办法从里面偷出了一幅价值连城的油画。

  创作《众神的风车》之前,我去了趟罗马尼亚,因为书中有些场景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当时还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这个政权的多疑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在大使的办公室里,我对大使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大使站起身,“请随我来。”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间有海军陆战队士兵二十四小时在周围巡逻的房间,然后说:“你想问什么?”

  我问:“您认为我的房间遭到窃听了吗?”

  “不只是你酒店的房间遭窃听了,就算你去夜总会,他们也会窃听你的。”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乔亚去了一家夜总会。领班给我们安排了座位。空调正对着我们,所以我们起身想换个位置。领班赶紧跑了过来,招呼我们坐回原来的位子。显然那张台子是装了窃听器的。

  第二天,我去大使家里用餐。我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他起身,“我们去花园里走走吧。”

  在罗马尼亚,即便你贵为大使,家里也是要遭到窃听的。

  在创作《时间之沙》时,我去了西班牙调查巴斯克独立运动。我让司机带我走了书中修女们要走的两条路。我们最后回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司机把我送到酒店门口后说:“我得走了。”

  我说:“你不能走。我们的调研才做了一半。”

  “您不明白,”他说,“这里是巴斯克总部。他们见到马德里牌照就会把车炸了的。”

  我见了一些巴斯克人,听了他们讲述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们觉得自己被逐出故土,他们想要回自己的土地,想要复兴他们的语言和自治权。

  以上就是我的部分经历。对这样的经历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爱好写作,我很幸运,从事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相信,不管是绘画、音乐还是写作的才华,都是天赋的礼物,我们应当为自己被赋予的才华心存感激,并努力让这种才华得到发挥。

  让我最最乐在其中的还是写作过程本身。有次我生日,我的经理人送了我价值五百美元的网球课程,网球教练每周一次上门辅导我练习网球。

  有一天他说:“钱已经花光了。你还要继续学吗?”

  我非常喜欢打网球。开始我说想,不过转念一想,我不愿意老在这儿待着。我更情愿去办公室写作。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网球场。我最后一次打网球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加里·格兰特的收山之作《樱都春梦》拍摄四年之后,他打电话告诉我,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要在纽约给他颁发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问我是否愿意出席颁奖礼。我当然乐意前往。这个奖加里早就该得了。

  我还非常欣喜地见到,这些年来,鲍勃·拉塞尔和本·罗伯茨在事业上也都大有斩获。

  我弟弟理查德最后还是离婚了,1972年,他又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结识了魅力四射的商人贝蒂·雷恩并跟她结婚。

  1985年,我深爱的乔亚心脏病发作逝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噩耗,我的生命就此一片空白,我觉得这个空白永远无法填上了。

  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这个空白被填上了。我邂逅了亚历山德拉·科斯托夫,人生就此改变。她身上集合了我笔下那些女性的所有优点——智慧、魅力、令人惊叹的才华,我对她一见钟情。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秘密举行了婚礼,只有家庭成员参加。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老朋友马蒂·艾伦和他妻子卡隆也来到了婚礼现场。多才多艺的卡隆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曲她自创的婚礼进行曲。伴着优美的乐曲声,我们举行了婚礼。

  如今我和亚历山德拉已经共同度过了美妙的十六个年头。

  让我非常欣慰的是,我的女儿玛丽也成了一名作家。到现在,她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我的外孙女丽奇在十六岁时便已经发表了一篇小说。我希望十岁的丽贝卡也会步妈妈和姐姐的后尘。

  因为狂躁抑郁症——就是如今常说的双向情感障碍综合征,过去这四年我的行动迟缓了不少,不过在碳酸锂药物的帮助下,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我正在筹划写一部新小说、一本非小说类图书和一部百老汇音乐剧。我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八十八岁生日。

  我的人生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极富刺激,我珍视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精彩旅程。我感激奥托,是他说服了我要继续往下翻页,我感激纳塔莉,她对我的信心从未有过动摇。

  我的事业也是大起大落,有过巨大的成功,也有过难以言表的失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还要向你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电梯一直在上升。

  (全书完)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