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让我们离中国更近些
广袤的天地间，一株桃树，枝叶茂盛。
一颗花苞悄悄生长，成形，开放，结果。
风雨交加，寒暑更替，春风与阳光轻拂，雨露共月辉滋润。
一只桃子成熟了。
一只桃子，正在下坠……在写作这本书的日日夜夜，我的眼前时常闪现出这样的情景。
这本书，我前后“写”了六七年。作为新华社常驻浙江的经济记者，我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专业市场的风起云涌、跌宕起伏。
当浙江文艺出版社提出由我来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担当了下来。这于我，与其说是因为一种工作上的兴趣，倒不如说是为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然而，在真正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却发现过去的所有观察无非是对于一个蕴含量丰富的宝矿的浅表层开采。
为此，便有了自1996年6月到1997年6月之间的长达一年之久的反复采访和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尽管在此期问，我这工作被职业和生活上的种种要事、急事、琐事一再打断，但是，日积月累的坚持，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报。
现在，我对发生在20世纪末东方乡土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的追记和描述，以及对未来中国农村的走向预想，全部写在了这里。
在这期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摘桃者”。为了这只桃子的成熟，已经有无数的人们为之付出了无数的心力和时光。我始终为自己能否把他们的风采记录下来而惴惴不安。
但愿这本作业能够合格。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畅言道：谁能够解开中国经济腾飞之谜，谁就将成为本世纪最后几块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之一。
因为，在最近30年的世界经济演进史上，没有哪一场变革比12亿人口的现代化之旅具有更大、更迷人的人文价值了。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神话中，农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当代经济的最主要的课题：从农业经济形态向现代工业形态的转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城市化之路等等，无一不在中国可以找到独特的解答。
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一个现实：在过去的20年里，农民继续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提供着粮食、猪肉、棉花甚至土地和人才，与此同时，他们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并令人惊奇地建立起了一大批星罗棋布的城镇。
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是一对真正带来奇迹的“双子星座”。前者，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积累，后者，则释放出了巨大的流通潜能和消费空间。
专业市场使乡镇企业与现代信息社会之间的沟通成为了可能，中国农民以这种现货交易的方式，获得了城市工业及市民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由他们设立的大擂台上，取得了同台竞争的资格。，尽管站在那些熙熙攘攘的市场中间，人们惊叹，人们感慨，但是，似乎很步有人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类型来解剖和研究。
在我的采访中，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专业市场的及时出现，乡镇企业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许多落后地区的观念更新和摆脱贫困之路，更是要漫长得多。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呼唤现实主义经济理论的壮大。
作为职业新闻记者，我所能够做的可能只是“摘桃”而已一种对经济原生态的直观描述和带有浓厚情绪色彩的思考，至于大量的理性分析和论证，只能有待于教授和博士们去完成了。
如果我的劳作能成为这一理论工程的一部分，我就非常满意了。
在这本书中，我较多地使用了“当代乡土变革”这一概念。
因为我觉得，无论专业市场也罢，乡镇企业也罢，或是在两者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小城镇热潮也罢，唯有放到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完全地发掘出它们的真正意义。
而这一伟大变革的起源，应该从已显得遥远的50年代算起。在那个时代，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响亮口号，“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当年中国农民的最高梦想。然而，这一梦想几经曲折，一直到70年代末才又再次续上，并在今天终于发出了了走在当今中国东南沿海的广阔乡土上，我们会为奔到打的一幕幕风景而感奋，然而，我们又找不到一种共同的模式来描述它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山东经验等等，各地农民正以自己的方式，培植出品种各异的“经济桃树”。事实上，差异性和多样化正是本次中国乡土变革的最大特点，这也昭示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
在这中间，我们看到，就浙江而言，它的变革之路既具有很强的共性同时更有相当明显的独特性，而专业市场更是其中最显眼的一只“桃子”。
“办市场，看浙江”、“浙江经验数市场”，这样的说法正是人们对这个资源小省的高度评价。
在本书的写作之初，我一直摇摆在两大主题之间，一方面我企图探寻中国农村变革的整体轨迹，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想描绘出浙江市场经验的独特一页。
最终，我便以这种摇摆的姿态走完了整个写作过程。
因为我渐渐领悟到，这两大主题共生并存，是无法取舍的。而在它们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主题存在，那就是人的革命，也就是一代中国农民在现代化感召下的自我更新和脱胎换骨。尽管我用这四个字作了某一章的标题，而事实上，它才是本书的唯一主题。
我还想说一些与本书关系不大的话。
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身上，还存在着两种不太为人察觉的弊病。
一种是喜欢“整体评论中国”，喜欢以书生意气指点江山，将一些新闻、旧闻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再冠之以耸人听闻的书名和论断。这类文字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或许可以“警世”。但其实却并不“识世”。
第二种则是动辄以“西方理论注中国”，喜欢将西方经济理论中五花八门的流派原样搬来，套在中国的身上，稍不合身，便忧心忡忡痛不欲生，这种行为其实与许多年前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当作教条来指导实践一样僵化。
就在不久前，我还是这两种风尚的追随者，凡是有那样的文章到手必读，有那样的新书每本必买。但是，在《农民创世纪》的调研和写作中，我才发觉过去的自己竟然是一位游离在火热时代之外的悠闲看客。
如果不是那些天奔波在各个市场之间，如果不是穿梭于农家村舍之中，如果没有同那一只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相握，如果没有与那一双双清澈而执拗的眼睛对视，如果没有这一切，而仅仅是坐在书斋之中，袖手妄谈什么忧国之心、兴国之道，现在想来，实在是极其幼稚的。
在本世纪的30年代，梁漱溟、费孝通等学者曾经带头发起过一次“回到农村”的运动，一些大知识分子别离城市回到乡村。在那里，他们收集民谣、实地考察，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基础。
然而以后很久，我们没有在那片乡土上看到后来者的身影了。
在写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宇的时候，我愿意对所有的同时代文化人说：
让我们离中国更近些罢；让我们回到人民中去罢。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一颗花苞悄悄生长，成形，开放，结果。
风雨交加，寒暑更替，春风与阳光轻拂，雨露共月辉滋润。
一只桃子成熟了。
一只桃子，正在下坠……在写作这本书的日日夜夜，我的眼前时常闪现出这样的情景。
这本书，我前后“写”了六七年。作为新华社常驻浙江的经济记者，我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专业市场的风起云涌、跌宕起伏。
当浙江文艺出版社提出由我来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担当了下来。这于我，与其说是因为一种工作上的兴趣，倒不如说是为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然而，在真正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却发现过去的所有观察无非是对于一个蕴含量丰富的宝矿的浅表层开采。
为此，便有了自1996年6月到1997年6月之间的长达一年之久的反复采访和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尽管在此期问，我这工作被职业和生活上的种种要事、急事、琐事一再打断，但是，日积月累的坚持，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报。
现在，我对发生在20世纪末东方乡土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的追记和描述，以及对未来中国农村的走向预想，全部写在了这里。
在这期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摘桃者”。为了这只桃子的成熟，已经有无数的人们为之付出了无数的心力和时光。我始终为自己能否把他们的风采记录下来而惴惴不安。
但愿这本作业能够合格。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畅言道：谁能够解开中国经济腾飞之谜，谁就将成为本世纪最后几块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之一。
因为，在最近30年的世界经济演进史上，没有哪一场变革比12亿人口的现代化之旅具有更大、更迷人的人文价值了。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神话中，农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当代经济的最主要的课题：从农业经济形态向现代工业形态的转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城市化之路等等，无一不在中国可以找到独特的解答。
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一个现实：在过去的20年里，农民继续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提供着粮食、猪肉、棉花甚至土地和人才，与此同时，他们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并令人惊奇地建立起了一大批星罗棋布的城镇。
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是一对真正带来奇迹的“双子星座”。前者，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积累，后者，则释放出了巨大的流通潜能和消费空间。
专业市场使乡镇企业与现代信息社会之间的沟通成为了可能，中国农民以这种现货交易的方式，获得了城市工业及市民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由他们设立的大擂台上，取得了同台竞争的资格。，尽管站在那些熙熙攘攘的市场中间，人们惊叹，人们感慨，但是，似乎很步有人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类型来解剖和研究。
在我的采访中，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专业市场的及时出现，乡镇企业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许多落后地区的观念更新和摆脱贫困之路，更是要漫长得多。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呼唤现实主义经济理论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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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劳作能成为这一理论工程的一部分，我就非常满意了。
在这本书中，我较多地使用了“当代乡土变革”这一概念。
因为我觉得，无论专业市场也罢，乡镇企业也罢，或是在两者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小城镇热潮也罢，唯有放到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完全地发掘出它们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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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之初，我一直摇摆在两大主题之间，一方面我企图探寻中国农村变革的整体轨迹，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想描绘出浙江市场经验的独特一页。
最终，我便以这种摇摆的姿态走完了整个写作过程。
因为我渐渐领悟到，这两大主题共生并存，是无法取舍的。而在它们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主题存在，那就是人的革命，也就是一代中国农民在现代化感召下的自我更新和脱胎换骨。尽管我用这四个字作了某一章的标题，而事实上，它才是本书的唯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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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的30年代，梁漱溟、费孝通等学者曾经带头发起过一次“回到农村”的运动，一些大知识分子别离城市回到乡村。在那里，他们收集民谣、实地考察，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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