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京百姓惊呼
“忙！第二个字还是忙！”秦文彩说，自从“3·26”人民大会堂的那次汇报会后，他和石油部主管海洋石油对外工作的张文彬副部长等“海洋组”的同志，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嫌不足。“白天上班时间不用说有多忙碌。而晚上你也没有多少休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与欧美国家的石油公司取得联系，我们的夜里，正好是他们的白天，有些事就只能等到半夜去处理……”秦文彩说。
1978年的中国北京是什么情况？我们许多过来的人都非常清楚：你要打一个长途电话，就必须到复兴门东边的长途电话局去排队，一个电话等上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你若打电报，就得去西单长安街的电报大楼等候。石油部对外联系的都是国际电话、国际电报，等候的时间就更长了。那时能打国际长途的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石油部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在海上钻井，如果要打一个国际电话，先得通过电报打到陆上的北京或上海，然后再转香港线路，才能再转到某个国家。这还不是特别难的问题，让秦文彩和石油人感到伤脑筋的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时，许多时候你必须得通过上面一道又一道的机关审批，你还得等待外交部，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批文。“但所有这些等候和审批，我们都认为是必须和无条件的。我记得非常深的一次给某国际公司发邀请，光跑批文就走了三四十个部门。那时我们没有怨言，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代表国家在对西方世界进行‘有礼有节’的合作与斗争，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河水到底有多深多浅，谁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弄不好会淹死人的。所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妙。”秦文彩回忆起那段往事，苦笑着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稍稍露出一条缝隙，西方世界便蠢蠢欲动，甚至欢呼万岁。当时中国的石油人并不知道一个背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展开“石油战争”后，连续几次的“禁运”和蹦跳式的大涨价之后，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石油短缺对自己发展的威胁，于是全球性的石油勘探热在很短时间内风风火火地被掀了起来。“至1978年，几乎所有石油勘探设备都被租用出去，并且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后面等待着新一轮的投入。”一位石油经济评论家当时这样指出。
拥有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两倍的中国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这个消息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当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还在美国访问时，欧洲石油界就每天在收集相关的情报。最后他们获得的结论是：东方大门正要打开，谁争取到在中国“处女海”的石油勘探开发权，谁将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十年称雄世界。
1978年6月，夏季的第一丝热风刚刚吹进北京城。一个庞大的法国石油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团长是法国政府能源司司长卡隆。
“他们怎么来了？我们可没有向法国石油公司发邀请呀！”那天，张文彬把外交部通知他第二天去会见法国石油代表团的事告诉了秦文彩。秦文彩觉得很奇怪。
张文彬笑了，说：“人家法国和我们有外交关系，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外交部来华嘛。”
原来如此。
此时的秦文彩，有股突如其来的凉爽：看来国门一开，景象万千！
这不，卡隆率领的法国石油代表团刚刚离开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外事部门又匆匆地来告诉秦文彩：明天李先念副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董事长安德森，要我们石油部去陪同接见。
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可是美国著名的石油公司，我们发给他们的邀请信还没有发出去，他们怎么就来啦？秦文彩越发糊涂了。
外事部门的同志笑着说：“人家是以美国人文协会代表团的名义访问中国的。”
又一个“原来如此”！不过，让秦文彩越来越明白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外合作比我们中国人还着急。当然，人家是资本家，哪里有钱赚，肯定削尖脑袋来钻嘛！
效率。一个新词深深地印在秦文彩的脑子里。外国人是特别讲究效率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办事的效率差矣！难怪康世恩副总理一再对石油部的人讲：一天要干一个月的事！
第一批邀请国外石油公司访华的名单被确定，并且很快通过外交等途径发出邀请。这一发不要紧，接下去的日子里张文彬和秦文彩等石油部“海洋组”的工作人员们，便像进了高速路，想停下歇一口气也都困难……
美国宾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利特克，是布什的老朋友，在秦文彩他们访问美国时，他就在布什的家宴上与中国石油人有过交往，自然他是最先被邀到北京的第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的客人。
“我们愿意同贵国同行进行风险合作，可以先在你们的海上搞物探。”利特克有备而来，在会见张文彬时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海洋石油勘探和开发的第一步与地面工作一样，弄清海底世界的地质构造最重要，物探是必不可少的。张文彬十分清楚利特克提出先搞物探的意义。“非常感谢，我们会优先考虑阁下建议的。”张文彬回答道。
军人出身的张文彬仿佛是个老练的外交家，有礼有节地回答着每一个外国石油使团。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需要外，这一点张文彬和秦文彩心里都清楚：一个著名的国际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几乎是中国石油部整个资产的几倍、几十倍！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是扔钱的大窟窿，没有足够的资金，想都别去想。
中国对外开放，说穿了，就是要利用国外著名企业和财团的资金，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开放，目的就是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中国，有人，有资源，也有精神，但没有钱，也缺技术装备。
“什么叫如饥似渴？”秦文彩说，“当时我们中国为了迎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高潮，全面展开海洋石油勘探工作，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就像烈日炎炎下在长安街上走了几里路一样期待喝上一瓶可口可乐！”
但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喝不起可口可乐，只能喝凉白开、大碗茶。然而，那些有钱又有技术和设备的外国公司的老板们则蜂拥而至，一时间，北京饭店的房间差不多全被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占据了……
出什么事了？怎么一下全是外国人呀？离北京饭店近的那些市民们惊诧万分起来，他们像看马戏团似的，从白天到晚上都有人跑到北京饭店的门口，观看那些高鼻子、蓝眼睛。年轻人对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穿的西服感兴趣，上年纪的人也有的过来围观，几位老爷子在窃窃议论：他们可不像是“老毛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人见过苏联人，却很少有人见过美国人。
那时北京能让外国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北京饭店。老百姓想进饭店去溜达是不允许的，公安人员和便衣警察会出面阻止。
“我们能进进出出北京饭店，在市民们的眼里是非常羡慕的！”当年参与接待的石油部一位“老外事”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个北京小青年为了想请他带进饭店去“见见世面”，愿意送他一瓶“茅台酒”。“那时一瓶茅台酒是六七块钱，但就是这样我也无法带他进去。我们有纪律。”这位“老外事”说。
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谁要是单独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信不信由你。反正有一位文化部的高级官员，在日本访问时偷偷地看了几眼电视里的“黄色”影片，被人告发后回国就吃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这事许多人都知道。
1978年的北京夏天，异乎寻常的炎热。自从邀请函发出后，美国的联合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等20多家著名石油公司纷纷涌向北京，一个比一个急于同秦文彩他们商谈合作事宜。
“北京饭店后来住不下了，我们只能让有些外国公司的团队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有的甚至安排到圆明园内的一些老房子去了。当时北京除了没有几家像样的饭店外，我们还要考虑不能让外国同行私下串通，所以尽量把他们分开住。有个代表团被安排在颐和园旁边的一个临时小院子，那院子据说是彭德怀同志蒙难时住过的地方。对那些‘老外’谈判对手，我们起初还怕他们不高兴，哪知这群‘老外’见了有山有水的颐和园，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称赞我们‘照顾周到’、是‘中美友谊的象征’。”秦文彩说，“当时的北京饭店没有空调，一到会谈时，外宾们都个个西装革履，可会议没几分钟，他们全都大汗淋漓，又不敢说什么。最后还是我们穿中山装的张文彬副部长先把自己身上的外衣一脱，对‘老外’们说：‘天太热了，你们可以把西服脱掉，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礼仪嘛！’‘老外’们一听，顿时如释重负，纷纷卸下西装，并笑呵呵地私下称许：原来共产党的官员也很灵活、机智嘛！”
会谈，一次又一次；条件，一个又一个地商洽……6月中下旬至7月、8月的整个夏天，张文彬和秦文彩等中国石油部“海洋组”的同志们，几乎天天马不停蹄地在与高鼻子、蓝眼睛们周旋与谈判，其场面和情景绝不亚于几个“朝鲜停战谈判”。这中间，有争吵，有握手，有私下喝咖啡中完成一件在会谈桌上争执几天没有谈成的某个细节和条件，有散步间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把各自的“死对头”变成了朋友。总之，国门开启后的第一次中西方石油界的接触，是有益和彼此都得到空前收获的。
8月下旬，张文彬与秦文彩商议：可以把第一阶段会谈的成果向中央报告。“趁‘老外’的热情高涨，我们应该同他们签上几个合作协议。”“石油师”老政委扇着黑色纸扇，命令自己的老部下：报告写完后先送到两位老部长那里。
“是，我先起个草，最后你来定稿！”秦文彩把任务接了过去。他知道，报告应先送到余秋里、康世恩手中。
1978年8月12日，一份以石油部、外贸部和外交部名义向国务院上报的“油外字400号”请求报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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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中国北京是什么情况？我们许多过来的人都非常清楚：你要打一个长途电话，就必须到复兴门东边的长途电话局去排队，一个电话等上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你若打电报，就得去西单长安街的电报大楼等候。石油部对外联系的都是国际电话、国际电报，等候的时间就更长了。那时能打国际长途的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石油部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在海上钻井，如果要打一个国际电话，先得通过电报打到陆上的北京或上海，然后再转香港线路，才能再转到某个国家。这还不是特别难的问题，让秦文彩和石油人感到伤脑筋的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时，许多时候你必须得通过上面一道又一道的机关审批，你还得等待外交部，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批文。“但所有这些等候和审批，我们都认为是必须和无条件的。我记得非常深的一次给某国际公司发邀请，光跑批文就走了三四十个部门。那时我们没有怨言，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代表国家在对西方世界进行‘有礼有节’的合作与斗争，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河水到底有多深多浅，谁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弄不好会淹死人的。所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妙。”秦文彩回忆起那段往事，苦笑着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稍稍露出一条缝隙，西方世界便蠢蠢欲动，甚至欢呼万岁。当时中国的石油人并不知道一个背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展开“石油战争”后，连续几次的“禁运”和蹦跳式的大涨价之后，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石油短缺对自己发展的威胁，于是全球性的石油勘探热在很短时间内风风火火地被掀了起来。“至1978年，几乎所有石油勘探设备都被租用出去，并且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后面等待着新一轮的投入。”一位石油经济评论家当时这样指出。
拥有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两倍的中国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这个消息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当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还在美国访问时，欧洲石油界就每天在收集相关的情报。最后他们获得的结论是：东方大门正要打开，谁争取到在中国“处女海”的石油勘探开发权，谁将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十年称雄世界。
1978年6月，夏季的第一丝热风刚刚吹进北京城。一个庞大的法国石油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团长是法国政府能源司司长卡隆。
“他们怎么来了？我们可没有向法国石油公司发邀请呀！”那天，张文彬把外交部通知他第二天去会见法国石油代表团的事告诉了秦文彩。秦文彩觉得很奇怪。
张文彬笑了，说：“人家法国和我们有外交关系，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外交部来华嘛。”
原来如此。
此时的秦文彩，有股突如其来的凉爽：看来国门一开，景象万千！
这不，卡隆率领的法国石油代表团刚刚离开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外事部门又匆匆地来告诉秦文彩：明天李先念副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董事长安德森，要我们石油部去陪同接见。
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可是美国著名的石油公司，我们发给他们的邀请信还没有发出去，他们怎么就来啦？秦文彩越发糊涂了。
外事部门的同志笑着说：“人家是以美国人文协会代表团的名义访问中国的。”
又一个“原来如此”！不过，让秦文彩越来越明白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外合作比我们中国人还着急。当然，人家是资本家，哪里有钱赚，肯定削尖脑袋来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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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邀请国外石油公司访华的名单被确定，并且很快通过外交等途径发出邀请。这一发不要紧，接下去的日子里张文彬和秦文彩等石油部“海洋组”的工作人员们，便像进了高速路，想停下歇一口气也都困难……
美国宾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利特克，是布什的老朋友，在秦文彩他们访问美国时，他就在布什的家宴上与中国石油人有过交往，自然他是最先被邀到北京的第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的客人。
“我们愿意同贵国同行进行风险合作，可以先在你们的海上搞物探。”利特克有备而来，在会见张文彬时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海洋石油勘探和开发的第一步与地面工作一样，弄清海底世界的地质构造最重要，物探是必不可少的。张文彬十分清楚利特克提出先搞物探的意义。“非常感谢，我们会优先考虑阁下建议的。”张文彬回答道。
军人出身的张文彬仿佛是个老练的外交家，有礼有节地回答着每一个外国石油使团。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需要外，这一点张文彬和秦文彩心里都清楚：一个著名的国际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几乎是中国石油部整个资产的几倍、几十倍！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是扔钱的大窟窿，没有足够的资金，想都别去想。
中国对外开放，说穿了，就是要利用国外著名企业和财团的资金，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开放，目的就是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中国，有人，有资源，也有精神，但没有钱，也缺技术装备。
“什么叫如饥似渴？”秦文彩说，“当时我们中国为了迎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高潮，全面展开海洋石油勘探工作，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就像烈日炎炎下在长安街上走了几里路一样期待喝上一瓶可口可乐！”
但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喝不起可口可乐，只能喝凉白开、大碗茶。然而，那些有钱又有技术和设备的外国公司的老板们则蜂拥而至，一时间，北京饭店的房间差不多全被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占据了……
出什么事了？怎么一下全是外国人呀？离北京饭店近的那些市民们惊诧万分起来，他们像看马戏团似的，从白天到晚上都有人跑到北京饭店的门口，观看那些高鼻子、蓝眼睛。年轻人对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穿的西服感兴趣，上年纪的人也有的过来围观，几位老爷子在窃窃议论：他们可不像是“老毛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人见过苏联人，却很少有人见过美国人。
那时北京能让外国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北京饭店。老百姓想进饭店去溜达是不允许的，公安人员和便衣警察会出面阻止。
“我们能进进出出北京饭店，在市民们的眼里是非常羡慕的！”当年参与接待的石油部一位“老外事”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个北京小青年为了想请他带进饭店去“见见世面”，愿意送他一瓶“茅台酒”。“那时一瓶茅台酒是六七块钱，但就是这样我也无法带他进去。我们有纪律。”这位“老外事”说。
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谁要是单独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信不信由你。反正有一位文化部的高级官员，在日本访问时偷偷地看了几眼电视里的“黄色”影片，被人告发后回国就吃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这事许多人都知道。
1978年的北京夏天，异乎寻常的炎热。自从邀请函发出后，美国的联合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等20多家著名石油公司纷纷涌向北京，一个比一个急于同秦文彩他们商谈合作事宜。
“北京饭店后来住不下了，我们只能让有些外国公司的团队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有的甚至安排到圆明园内的一些老房子去了。当时北京除了没有几家像样的饭店外，我们还要考虑不能让外国同行私下串通，所以尽量把他们分开住。有个代表团被安排在颐和园旁边的一个临时小院子，那院子据说是彭德怀同志蒙难时住过的地方。对那些‘老外’谈判对手，我们起初还怕他们不高兴，哪知这群‘老外’见了有山有水的颐和园，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称赞我们‘照顾周到’、是‘中美友谊的象征’。”秦文彩说，“当时的北京饭店没有空调，一到会谈时，外宾们都个个西装革履，可会议没几分钟，他们全都大汗淋漓，又不敢说什么。最后还是我们穿中山装的张文彬副部长先把自己身上的外衣一脱，对‘老外’们说：‘天太热了，你们可以把西服脱掉，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礼仪嘛！’‘老外’们一听，顿时如释重负，纷纷卸下西装，并笑呵呵地私下称许：原来共产党的官员也很灵活、机智嘛！”
会谈，一次又一次；条件，一个又一个地商洽……6月中下旬至7月、8月的整个夏天，张文彬和秦文彩等中国石油部“海洋组”的同志们，几乎天天马不停蹄地在与高鼻子、蓝眼睛们周旋与谈判，其场面和情景绝不亚于几个“朝鲜停战谈判”。这中间，有争吵，有握手，有私下喝咖啡中完成一件在会谈桌上争执几天没有谈成的某个细节和条件，有散步间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把各自的“死对头”变成了朋友。总之，国门开启后的第一次中西方石油界的接触，是有益和彼此都得到空前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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