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松语文学 > 其他类型 >中国经济缺什么·高层智囊大解局最新章节 > 中国经济缺什么·高层智囊大解局TXT下载
错误举报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一章 反垄断:中国财富大洗牌

  赚了钱之后不给国家不给百姓,自己消耗了,这不就是“济富”嘛。除了统计方法上的变化,有没有更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下滑?

  白重恩: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垄断问题的增加。如果说初次分配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垄断。第一,垄断降低了劳动总体收入的比例。垄断企业的总利润比较多,所以劳动收入在企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就低。第二,垄断导致了劳动收入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形成垄断的企业工资比较高,其他企业的工资比较低。而且,垄断形成的问题不能靠行政干预增加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来解决。行政性地增加工资,产生的后果是减少了就业。经济学中有一个说法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劳动成本增加了,就业人口就减少了,就会造成初次分配更不平均。因此,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或者减弱垄断,这才是根本的办法。打破垄断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

  首先,我们需要检讨行政垄断的必要性,到底什么样的行业需要行政垄断,什么样的行业不需要?行政垄断的条件是涉及国计民生、战略性的行业及产业。到底什么样的行业是战略性的?战略性的行业值不值得去保护?值得商榷。比如能源,行业内有三家石油公司和有十家石油公司,如果都是中国人控制,则战略性不会受影响。那么,三家和十家的竞争程度就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战略性和竞争不一定有矛盾,而人们往往将二者看成对立的。事实上国家利益和竞争不一定是矛盾的。所以说,金融危机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而且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其实经济危机仅仅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有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有些部门和企业打的是保护民族产业旗帜,表面上关系到国计民生,实际上是关系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为什么把垄断过程叫做“劫贫济富”?因为垄断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是老百姓在消费,只要是垄断产品,价格就会高昂,这就是“劫贫”;赚了钱之后不给国家不给百姓,自己消耗了,这就是“济富”。如果垄断企业能够分红,拿出其中一部分以社保基金的形式转换成劳动收入,就变成了老百姓的收入。所以,这种利益的再分配是非常有益的一种方式,因为一时间打破垄断还很困难,但可以要求垄断企业多分红,打开一个缺口。最近,国资委把10%的股权转移到社保,我认为还是力度不够,企业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10%。这些钱其实有些被糟蹋了,有些被分掉了。说白了,你既然赚的是“国家利益”的钱,就得反补给国民再分配。但这种既得利益从政治上来说势力很大,要有足够的压力才有可能推动反垄断的进程。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民间倒逼的方式推进,要让老百姓意识到垄断是直接伤害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大家只是觉得与己无关,其实垄断的利益本来就是来自于劳动者。

  垄断的坏处有多种,一是垄断利润很高,效率反而很低;二是对创新有极大的影响——垄断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它是不希望创新的,新的企业成长起来会压制垄断阶层的利益;三是垄断会导致人才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国家培养的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都“分配”到了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又不创新,人才成了摆设,浪费严重。原因很简单,垄断企业确实比其他单位收入要高,有利益驱使,不能怪这些学生。垄断的利益有自己的持续生命力,那么多人削尖脑袋往里钻,进去之后就自然会保卫固有的既得利益。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是断送国家前途的事情。那么垄断市场该如何放开呢?有的应该从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做起,但是对国外投资应当谨慎一点。其实,我们社会资本是很有力量的,尤其是信息通讯行业的准入应该放得更开一些。高科技产业是未来创新的来源,像中关村很多企业有非常好的技术,但由于进入门槛高,需要和垄断者合作才可以进入。所以说,打破垄断很难给出一个普遍性的政策推荐,不同的行业垄断的形式也不一样,所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比如银行业和通讯业,通讯可以放开准入,银行就不能放开准入,银行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政策不能一刀切。

  中国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说到体制问题,其实国内颇为严重的是行业行政垄断,这是跟建立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的。

  魏杰:现在我们行业垄断太厉害,如石油、石化、通信、公共交通等等,反垄断是大问题。我认为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可以放开让民营企业参与经营;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可以搞股份制企业,让国家相对控股。国家迟迟不能放开垄断行业的原因就在于现在还是政府本位的体制。

  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于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运作上强调市场经济,但最后控制它的又是政府,而且政府直接参与了这种产业的控制。

  政府本来就是提供服务,另外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而现在政府做的是行业管制,什么都需要发改委审批,明显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

  它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危机。吴敬琏先生有个说法是“权贵资本主义”;我把不是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称之为“权贵市场经济”,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市场起作用,而是权贵在起作用,价格是被扭曲的。一是在经济基础上真正走向混合经济,另一个就是在上层建筑上发展民主。只有在民主条件下,才能真正起到限制权贵的作用,才能解决问题。这两个是最见效的办法,但是我们一时难以实现。中国现在恰恰可以做到的是民主监督。随着互联网等信息媒体传播的日益发达,民主监督逐见成效。通过民主监督可以有效约束公权的过度扩张,但是民主选择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推动混合经济体制,就一定要修宪——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如果现在还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制度并存,已经不符合现实。因为评价一种经济是主是副,主要有四条标准:一是对GDP的贡献,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达60%以上;二是对税收的贡献,像浙江税收的80%都是靠民营企业;三是对就业的贡献,90%以上的就业是靠民营企业;四是技术创新,我们去年专利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民营经济。

  同时,十七大提出要提高人们的财产型收入,必然要放开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样就很难讲谁主谁副,再讲就很难自圆其说。所以,走向混合经济时不我待。我们确立混合经济状态就可以消灭行业壁垒、行业垄断,有利于经济发展。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变化,就会自然地消灭垄断。我们的混合经济一种是社会形态,一种是企业形态。成为企业形态的混合经济就是真正的混合经济,才能真正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公司化股份制,就是混合经济体制。

  垄断就像“玻璃门”,看上去是通的,实际上是进不去的。此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和垄断实现的,垄断行业的壁垒能否被打破?

  张卓元:现在一些垄断行业,民间资本想进入非常困难,包括金融、电信等等,尤其是铁路,“铁老大”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当它一家垄断时,任何费用都算成成本,人们根本搞不清楚它究竟是赚钱还是亏损。解决方法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自上而下”,找一些利益之外的人来设计改革方案。比如对铁路的改革,非得要铁道部同意才能改革,那样就很难办了。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自然要保护自己的收益。所以改革一定要自上而下、有力地推进。

  现在深层次的改革不敢轻易动,既得利益抵制得厉害。这让我想起1994年那次财税改革,朱镕基总理花了很大的精力搞,跑了30多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谈,相当艰苦啊!不过,结果还是比较成功的,现在要想推行那种改革太难了。1998年的改革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金融,为什么那么多中小企业倒闭?就是因为中小银行太少了!当然开放还是会出现监管问题,但是你得先开放再说啊。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打破垄断是很难的,它就像“玻璃门”,看上去是通的,实际上是进不去的。民营企业的负担很重,现在老百姓要办个小企业,那些公安、城管、税务,甚至街道……风气非常不好,明着拿、要,不给就罚!我总觉得反腐力度还是太轻。

  垄断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2009年初至今,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案时有发生,地方政府主导的国企重组不断进行。可以说,历经12年漫长酝酿的《反垄断法》乍一出台,中国新一轮国企整合就掀起了大潮。尽管外界关于央企重组应纳入《反垄断法》约束范围的呼声高涨,但执法部门的态度依然模糊。

  盛洪:在中国,垄断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成为一种政治问题,甚至是宪政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持续时间长,已经演化成一系列的问题,表现为一种系统性错误。这包括,第一,国有企业占用国家稀缺的自然资源(如石油),但实际上没有按市场的水平来上交资源租金;第二,土地亦是如此,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农场、林场是一直不交地租;第三,国有企业14年没有上交利润;第四,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奖金亦不受限制,又挤占了利润。上述问题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即政策系统性地偏向于国企以及国企管理层和员工,而损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国人民把自己的资源和财产交到一个集团手里,希望他们好好运营,然后希望由此获益。但现在需要警惕的却是,他们拿着全国人民的资源来为自己谋利益,而人民却看不到从中能获得什么。

  因此,人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现在发现,改变起来又非常困难。由于垄断利益集团往往打着国家战略的旗号,而国有企业往往都是政府创立和支持的,才对政府和执政党产生极为深刻的损害,因为它违反了最基本的产权原则和宪政原则。任何执政者理所当然地要接受一些大家认同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的产权原则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