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天朝·藩属·朝贡·贸易
1995年，我们应香港名流出版社的邀请，撰写《香港商战风云录》（该书100万字，并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香港开埠至回归前，香港商场一个半世纪的风云变幻。其源头可追溯到清朝乾嘉道时期广州一口通商，追溯到康熙时期英国商船来华贸易。我们接触到广州十三行的史料，遂产生以此为背景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冲动。
我们是从文化沙漠中走过来的，在我们年轻时，所看到的近代史教科书、史学论著、文艺作品，无不把西方人妖魔化。事实究竟如何，当代史学界仍在逐步还原真实。
我们越深入研读消化史料，越感到深深的震撼，我们太需要自我反省了。在一口通商前期，中国还是个令西方仰慕的东方大国；到一口通商后期，一场由鸦片引发的战争，强盛的“天朝”在“蕞尔英夷”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急速坠落为列强眼里贫穷、愚昧、落后的边缘化国家。
写历史小说的第一步是读史，读史形成的观念，事关小说的价值取向——尽管我们无意写一部观念性的历史小说。
十三行贸易是典型的朝贡贸易。朝贡，向谁朝贡？向天朝朝贡，向天朝皇帝朝贡。
什么是天朝？天朝是坐拥天下的中土王朝，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5至16世纪，西方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达迦马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序幕。当另一个文明圈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中国人仍以固有观念看他们，必然会发生巨大的误差。
古代国人用“天下”来表述现代概念的全球，天下只有一个天子，一个皇帝，一个宗主国。由于许多藩属太偏太远，中央王朝不能实施实质性的占领与统治，如何维护宗主国的地位和尊严？这就得靠朝贡。
朝贡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君臣认同外交，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朝拜我们的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天朝是宗主国，俯首称臣，天朝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怕冤枉花钱。
朝贡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凡来朝贡者，天朝都大量回馈，盛情款待。汉武帝曾专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戛然尔尼使团，糜费白银八十五万两，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戛然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沿途款待，劳民伤财。
当时，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由于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非常乐意朝贡。明成祖规定日本10年一贡，但是日本等不得10年，经常找各种理由——朝贺、谢恩、献俘、告讣，走马灯般地来贡。
朝贡是天下共主的光荣象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纳入朝贡体系。
1667年，荷兰人来华恳求中国皇帝许准两国贸易，经地方官员“润饰”的“荷兰上贡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朝漏露。”
中国君臣本能地把外商视为贡商，把他们运来的商品当成贡品。贡品分正贡（礼品）与附贡（商品）两种，正贡赠送给中国皇帝，能获得超值的回赠；附贡说白了就是纯粹的商品，附贡就地互市，买回外国稀缺的中国商品。
天朝意识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自给型农耕经济促使朝廷把互通有无的贸易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国“贡使”马戛然尔尼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在中国君臣看来，朝贡是藩属的义务，贸易是天朝的恩赐。
可以想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
吃错药才会崇洋媚外，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没有资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们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有着笼罩在封建神权黑暗下的中世纪；从相当于中国元末的14世纪初起，开始了摆脱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科学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类的脚步证明了天文学家的地圆说。人类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是方兴未艾的远洋探险和海外贸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国重开海禁；次年钦定四口通商，然而，从乾隆二十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屡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觉，遂导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毕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贸易额处持续增长的状态。史学界有关“闭关”和“限关”的争论迄今仍在延续。
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国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限长崎接泊外国商船，与西洋通商只限荷兰一国。有学者把同一时期日本与中国的闭关锁国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中国更严厉。其实，二者有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长崎一口通商，是为对外贸易；而清廷不论几口通商，是为朝贡贸易。
其次，中国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国人无视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却以学生的姿态把外国商船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1669年幕府创设“风说制”。凡外国商船来日，风说役官员与通事登船与外国人交谈，内容涉及商船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之后，学者把源于中国的材料编写成“唐船风说书”，把源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兰（荷兰）的材料编写成“和兰风说书”。“风说书”供幕府官僚阅读，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社会。
魏源是中国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倍受冷落。1851年，中国赴日贸易二号商船带去三部《海国图志》，被日本风说役官员如获至宝买下；此后，陆续有中国商船带去《海国图志》，全部被日本收购。原版《海国图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场出售，日本书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购买阅读狂潮。魏源《海国图志》的精髓是“师夷以制夷”，1852年美国战舰轰开日本封闭的国门，魏源的“师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主动开放，积极维新，从而避免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可怕的不是几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闭。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顽固地抗拒外来文明。
中国的自闭心理，与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们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中国是因为过于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国论，为北宋石介所作：“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中国”的英译是“瓷器”；“中国”的汉语原始义，则是中心国家、中央大国。“夷”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蛮、愚昧、落后、不开化的代名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这种观念有它的某种合理性，中华核心圈的文明确实优于周边政权和部族。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康熙帝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仅仅限于个人的爱好；乾隆帝对西洋珍宝奇器爱不释手，也仅仅是当作玩物欣赏。
朝贡贸易的一大缺憾，是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士大夫众口一词将西方的精美制品贬为奇技淫巧，无不自豪地声称老祖宗早就有。雍正帝的宠臣，浙江巡抚李卫说西洋“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壶滴漏，而汉时早有之矣；所骇人者机巧，而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亦已有之，至今尚有流传之者。是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
乾隆末年，马戛然尔尼出使中国，为了证明英国是值得中国交往的文明国家，使团人员包括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从蒸汽机到新式武器应有尽有，装了满满的六百箱。马戛然尔尼计划献上礼品的同时进行各种学术、工艺、武器演习等交流。然而，大清君臣丝毫察觉不到“贡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与战略意义，乾隆贬斥英国“贡品”“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英使向中国老皇帝引荐英国的最新科技成果天文望远镜，乾隆竟轻薄地说“这玩物只配给小儿玩耍”。嘉庆帝比他的父亲跑得更远，他庄严地在谕旨中宣布：西方的淫巧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实力禁绝”。
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两里长的街区——十三行。
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西洋人可以享受到与欧洲上流社会相差无几的生活。然而，怀柔远夷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溶化成天朝意识的歧视，以及越来越严厉的管束。
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西洋“藩属”的朝贡贸易，由十三行具体承办。十三行由一群本质上是贸易商的官商构成，而商人的本质又决定朝贡贸易必然发生质的变化——朝贡是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大旗里裹挟的是自负盈亏的普通贸易。
商人不能不务实，不务实，你的洋行就开不下去。
商人身贱位卑，他们不敢逾越朝贡贸易而另起炉灶。他们小心翼翼寻找与朝廷、与地方、与海关的利益契合点，荣辱与共，以求得赖以生存的空间。
一口通商，客观上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批外向型产业基地。
清廷严禁洋教，广州十三行成为传教士的落脚点和隐居处。传教困难重重，传教士在十三行商人的默许和暗助下，仍在秘密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
近代的改良思潮与共和革命，之所以滥觞于广东，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荟萃于广州的西学东渐。
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口通商利于广东，而于国于民无益。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晚年的乾隆对西夷的防范更加忧心：“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将会威胁到朕天下，因此，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1893年，英使马戛然尔尼以向中国皇帝祝寿的名义，请求扩大中英交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乾隆对这些要求全部严词拒绝。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历史是那么的无情，世界的格局绝不是“天朝”所能左右的。在国际交往趋于频繁的近代，无数的事实证明：开放方可求强，闭关不能自守——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英夷”的大炮轰开，中国到晚清不得不放弃不合时宜的朝贡体制。
十三行的后期历史，想必是通读了全书的读者所关注的。
潘振承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三日（1788年1月10日）逝世，他逝世前做出安排，潘家不可做公行总商。在官府确定新总商时，潘有度再三推辞，新总商落到蔡世文头上。乾隆末年商欠连发，蔡世文无力解决商欠，负债累累，于嘉庆元年自杀。官府指定潘有度出任总商。
联保赔偿制和朝廷官府的双重压榨，不断有行商破产，受到抄家入官、逮捕法办、流放伊犁的处罚。潘有度意兴阑珊，1808年以十万银两的代价，请求退办行务获得朝廷恩准，遂停止业务。然而到1814年，粤海关不满伍秉鉴、卢观恒二总商，强迫潘有度恢复同文行业务，再任总商。1821年（道光元年）潘有度逝世，潘振承长孙潘正亨不愿继承行务，更怕做总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迫于压力，潘振承庶孙潘正炜接替行务，更名同孚行，同孚行经营到鸦片战争后。
公行后期，任总商时间最长的是伍秉鉴，影响最大的也是伍秉鉴，他是欧美商人公认的世界最富有的人。1804年（嘉庆九年）伍秉鉴出任总商，他也看淡十三行前景，从1809年起多次申请退办行务均被驳回；1826年伍秉鉴行贿50万银两，获粤海关批准退办，但遭朝廷驳回。他又提出捐出所有财产的百分之八十，结束怡和行，仍不准。其后，怡和行由儿子主持，伍秉鉴仍是十三行的灵魂人物。
一口通商后期鸦片泛滥，十三行公行仍坚持民生贸易。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高峰时参与鸦片走私的主要有两大群体：行商担保居住在十三行夷馆，以英印散商为主的外商；在十三行商业街以合法生意为掩护，暗开“大窑口”的中国散杂商人。鸦片走私不止珠江口，波及到整个东南沿海，均有本地的走私集团。
鸦片泛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满清王公大臣带头吸食、官商勾结、官员纵容失察，甚至有官船直接参与走私。为外商提供担保，并与外商密切交往的行商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根源不在行商。在此笔者无意批评国人眼中的英雄林则徐，鸦片泛滥追责问罪，林则徐延续了历任广东督抚“惩商保官”的套路，行商成了追责问罪的重点。十三行总商伍绍荣（伍秉鉴五子）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囚禁；年迈体弱、退隐多年的伍秉鉴及潘振承后人潘正炜被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至夷馆催促外商缴交鸦片。受此打击，伍秉鉴卧床不起，于1843年去世，享年74岁——与潘振承惊人的同寿。
此时，失去垄断地位的十三行一落千丈。1856年十三行再次遭遇大火，富丽堂皇的商馆及商铺化为灰烬。1861年两广总督迫于英法压力签订沙面租约，广州的外贸中心转移到沙面。仍在旧址留守的十三行商人多半经营茶行，十三行淡出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仅仅是广州一条不起眼的窄小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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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从文化沙漠中走过来的，在我们年轻时，所看到的近代史教科书、史学论著、文艺作品，无不把西方人妖魔化。事实究竟如何，当代史学界仍在逐步还原真实。
我们越深入研读消化史料，越感到深深的震撼，我们太需要自我反省了。在一口通商前期，中国还是个令西方仰慕的东方大国；到一口通商后期，一场由鸦片引发的战争，强盛的“天朝”在“蕞尔英夷”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急速坠落为列强眼里贫穷、愚昧、落后的边缘化国家。
写历史小说的第一步是读史，读史形成的观念，事关小说的价值取向——尽管我们无意写一部观念性的历史小说。
十三行贸易是典型的朝贡贸易。朝贡，向谁朝贡？向天朝朝贡，向天朝皇帝朝贡。
什么是天朝？天朝是坐拥天下的中土王朝，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5至16世纪，西方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达迦马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序幕。当另一个文明圈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中国人仍以固有观念看他们，必然会发生巨大的误差。
古代国人用“天下”来表述现代概念的全球，天下只有一个天子，一个皇帝，一个宗主国。由于许多藩属太偏太远，中央王朝不能实施实质性的占领与统治，如何维护宗主国的地位和尊严？这就得靠朝贡。
朝贡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君臣认同外交，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朝拜我们的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天朝是宗主国，俯首称臣，天朝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怕冤枉花钱。
朝贡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凡来朝贡者，天朝都大量回馈，盛情款待。汉武帝曾专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戛然尔尼使团，糜费白银八十五万两，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戛然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沿途款待，劳民伤财。
当时，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由于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非常乐意朝贡。明成祖规定日本10年一贡，但是日本等不得10年，经常找各种理由——朝贺、谢恩、献俘、告讣，走马灯般地来贡。
朝贡是天下共主的光荣象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纳入朝贡体系。
1667年，荷兰人来华恳求中国皇帝许准两国贸易，经地方官员“润饰”的“荷兰上贡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朝漏露。”
中国君臣本能地把外商视为贡商，把他们运来的商品当成贡品。贡品分正贡（礼品）与附贡（商品）两种，正贡赠送给中国皇帝，能获得超值的回赠；附贡说白了就是纯粹的商品，附贡就地互市，买回外国稀缺的中国商品。
天朝意识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自给型农耕经济促使朝廷把互通有无的贸易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国“贡使”马戛然尔尼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在中国君臣看来，朝贡是藩属的义务，贸易是天朝的恩赐。
可以想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
吃错药才会崇洋媚外，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没有资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们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有着笼罩在封建神权黑暗下的中世纪；从相当于中国元末的14世纪初起，开始了摆脱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科学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类的脚步证明了天文学家的地圆说。人类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是方兴未艾的远洋探险和海外贸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国重开海禁；次年钦定四口通商，然而，从乾隆二十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屡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觉，遂导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毕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贸易额处持续增长的状态。史学界有关“闭关”和“限关”的争论迄今仍在延续。
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国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限长崎接泊外国商船，与西洋通商只限荷兰一国。有学者把同一时期日本与中国的闭关锁国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中国更严厉。其实，二者有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长崎一口通商，是为对外贸易；而清廷不论几口通商，是为朝贡贸易。
其次，中国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国人无视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却以学生的姿态把外国商船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1669年幕府创设“风说制”。凡外国商船来日，风说役官员与通事登船与外国人交谈，内容涉及商船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之后，学者把源于中国的材料编写成“唐船风说书”，把源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兰（荷兰）的材料编写成“和兰风说书”。“风说书”供幕府官僚阅读，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社会。
魏源是中国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倍受冷落。1851年，中国赴日贸易二号商船带去三部《海国图志》，被日本风说役官员如获至宝买下；此后，陆续有中国商船带去《海国图志》，全部被日本收购。原版《海国图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场出售，日本书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购买阅读狂潮。魏源《海国图志》的精髓是“师夷以制夷”，1852年美国战舰轰开日本封闭的国门，魏源的“师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主动开放，积极维新，从而避免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可怕的不是几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闭。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顽固地抗拒外来文明。
中国的自闭心理，与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们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中国是因为过于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国论，为北宋石介所作：“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中国”的英译是“瓷器”；“中国”的汉语原始义，则是中心国家、中央大国。“夷”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蛮、愚昧、落后、不开化的代名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这种观念有它的某种合理性，中华核心圈的文明确实优于周边政权和部族。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康熙帝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仅仅限于个人的爱好；乾隆帝对西洋珍宝奇器爱不释手，也仅仅是当作玩物欣赏。
朝贡贸易的一大缺憾，是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士大夫众口一词将西方的精美制品贬为奇技淫巧，无不自豪地声称老祖宗早就有。雍正帝的宠臣，浙江巡抚李卫说西洋“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壶滴漏，而汉时早有之矣；所骇人者机巧，而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亦已有之，至今尚有流传之者。是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
乾隆末年，马戛然尔尼出使中国，为了证明英国是值得中国交往的文明国家，使团人员包括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从蒸汽机到新式武器应有尽有，装了满满的六百箱。马戛然尔尼计划献上礼品的同时进行各种学术、工艺、武器演习等交流。然而，大清君臣丝毫察觉不到“贡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与战略意义，乾隆贬斥英国“贡品”“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英使向中国老皇帝引荐英国的最新科技成果天文望远镜，乾隆竟轻薄地说“这玩物只配给小儿玩耍”。嘉庆帝比他的父亲跑得更远，他庄严地在谕旨中宣布：西方的淫巧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实力禁绝”。
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两里长的街区——十三行。
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西洋人可以享受到与欧洲上流社会相差无几的生活。然而，怀柔远夷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溶化成天朝意识的歧视，以及越来越严厉的管束。
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西洋“藩属”的朝贡贸易，由十三行具体承办。十三行由一群本质上是贸易商的官商构成，而商人的本质又决定朝贡贸易必然发生质的变化——朝贡是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大旗里裹挟的是自负盈亏的普通贸易。
商人不能不务实，不务实，你的洋行就开不下去。
商人身贱位卑，他们不敢逾越朝贡贸易而另起炉灶。他们小心翼翼寻找与朝廷、与地方、与海关的利益契合点，荣辱与共，以求得赖以生存的空间。
一口通商，客观上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批外向型产业基地。
清廷严禁洋教，广州十三行成为传教士的落脚点和隐居处。传教困难重重，传教士在十三行商人的默许和暗助下，仍在秘密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
近代的改良思潮与共和革命，之所以滥觞于广东，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荟萃于广州的西学东渐。
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口通商利于广东，而于国于民无益。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晚年的乾隆对西夷的防范更加忧心：“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将会威胁到朕天下，因此，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1893年，英使马戛然尔尼以向中国皇帝祝寿的名义，请求扩大中英交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乾隆对这些要求全部严词拒绝。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历史是那么的无情，世界的格局绝不是“天朝”所能左右的。在国际交往趋于频繁的近代，无数的事实证明：开放方可求强，闭关不能自守——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英夷”的大炮轰开，中国到晚清不得不放弃不合时宜的朝贡体制。
十三行的后期历史，想必是通读了全书的读者所关注的。
潘振承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三日（1788年1月10日）逝世，他逝世前做出安排，潘家不可做公行总商。在官府确定新总商时，潘有度再三推辞，新总商落到蔡世文头上。乾隆末年商欠连发，蔡世文无力解决商欠，负债累累，于嘉庆元年自杀。官府指定潘有度出任总商。
联保赔偿制和朝廷官府的双重压榨，不断有行商破产，受到抄家入官、逮捕法办、流放伊犁的处罚。潘有度意兴阑珊，1808年以十万银两的代价，请求退办行务获得朝廷恩准，遂停止业务。然而到1814年，粤海关不满伍秉鉴、卢观恒二总商，强迫潘有度恢复同文行业务，再任总商。1821年（道光元年）潘有度逝世，潘振承长孙潘正亨不愿继承行务，更怕做总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迫于压力，潘振承庶孙潘正炜接替行务，更名同孚行，同孚行经营到鸦片战争后。
公行后期，任总商时间最长的是伍秉鉴，影响最大的也是伍秉鉴，他是欧美商人公认的世界最富有的人。1804年（嘉庆九年）伍秉鉴出任总商，他也看淡十三行前景，从1809年起多次申请退办行务均被驳回；1826年伍秉鉴行贿50万银两，获粤海关批准退办，但遭朝廷驳回。他又提出捐出所有财产的百分之八十，结束怡和行，仍不准。其后，怡和行由儿子主持，伍秉鉴仍是十三行的灵魂人物。
一口通商后期鸦片泛滥，十三行公行仍坚持民生贸易。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高峰时参与鸦片走私的主要有两大群体：行商担保居住在十三行夷馆，以英印散商为主的外商；在十三行商业街以合法生意为掩护，暗开“大窑口”的中国散杂商人。鸦片走私不止珠江口，波及到整个东南沿海，均有本地的走私集团。
鸦片泛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满清王公大臣带头吸食、官商勾结、官员纵容失察，甚至有官船直接参与走私。为外商提供担保，并与外商密切交往的行商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根源不在行商。在此笔者无意批评国人眼中的英雄林则徐，鸦片泛滥追责问罪，林则徐延续了历任广东督抚“惩商保官”的套路，行商成了追责问罪的重点。十三行总商伍绍荣（伍秉鉴五子）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囚禁；年迈体弱、退隐多年的伍秉鉴及潘振承后人潘正炜被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至夷馆催促外商缴交鸦片。受此打击，伍秉鉴卧床不起，于1843年去世，享年74岁——与潘振承惊人的同寿。
此时，失去垄断地位的十三行一落千丈。1856年十三行再次遭遇大火，富丽堂皇的商馆及商铺化为灰烬。1861年两广总督迫于英法压力签订沙面租约，广州的外贸中心转移到沙面。仍在旧址留守的十三行商人多半经营茶行，十三行淡出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仅仅是广州一条不起眼的窄小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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