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文革教父 第二章 “别怕天下大乱！”
毁灭彭真是康生一九五六年重返政治舞台以来最大胆的动作。康生的成功推动了他疯狂的阴谋活动。在几个女人的协助下，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以及一位以女性机会主义而知名的大学讲师，康生几乎用他醒着的每一分钟来策划煽动骚乱的各种方式，以清除其更多的权力竞争者。
正式驱逐彭真之前的最后几天里，康生开始扩大他的攻势。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危险，他利用关锋作为挡箭牌，给吴传基带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口信，吴传基是关锋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同事。康生建议吴传基写一张谴责彭真“政治罪行”的大字报①。
康生的指点使吴传基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彭真即将下台。不过，吴传基了解关锋是一位有权势的官员，所以他准备了一张大字报。可是，吴传基攻击的不是北京市长彭真，而是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北京宣传部副部长杨述。杨述不足以引起许多争议，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很少被人注意，不久就被遗忘了。
康生立刻指使曹轶欧的另一战线展开攻势，迄今为止，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声誉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反抗活动的策源地。康生告诉曹轶欧去联络激进的讲师和学生，唆使他们批判大学行政机构——并且影射北京市政府，它对首都的敦育工作负有责任。为了给曹轶欧在校园出现提供借口，以免出现差错，康生利用他理论小组组长的位置，指派曹轶欧一项“调查”学生政治状况的任务。
曹轶欧由六位助手陪同，前往颐和园招待所报到，这是十九世纪慈禧太后在离北京大学前门不远处建造的一组小巧玲珑的建筑。北京大学占据数百英亩长满树木的土地，那里曾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大学的高贵特征反映在它的建筑风格上：覆盖着琉璃瓦的塔式建筑，月洞门通向宁静的庭院，景色优美的湖泊曲折地分布在古典式的花园。相比之下，中国新建的学校和学院往往是填满四方的灰白水泥建筑和用围墙围起的乏味场地。
曹轶欧与北大激进的积极分子秘密接触，欢迎他们邀请她去“谘询”。来访者中精力最充沛的是聂元梓，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丰满女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讲师和管理哲学系的党委成员。六〇年代以来，聂元梓在政治上十分积极，她是一位足以为康生的目的服务的直率的激进主义者。她的私生活被人私下议论。她在第一任丈夫被打成“右派”之后与他离婚，接着与一位地位很高的党干吴溉之结婚，他比她年长二十岁。吴溉之与康生同时入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那是一个处理犯错误干部的蓝察机构；聂元梓利用第二任丈夫的关系来促进她的发展。她在婚姻上的机会主义引起了大学同事们充满敌意的评论，但是她的声誉并无法吓阻止康生。他对曹轶欧讥讽地评论说：“即使聂元梓是个乌龟王八②，我们也应该支持她。”
聂元梓往往喜爱极端的方法。她提议写一张大字报，揭露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要员的所谓罪行。但是曹轶欧在康生的劝导下，警告聂元梓不要如此鲁莽。康生让曹轶欧告诉她要有节制地选择目标，例如北京市委。康生指出三个可能的代罪羔羊：负责教育的市委秘书宋硕，一九五九年以来任北大校长的老革命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这三个人与北京的党组织都有联系，而且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如果进攻得手，聂元梓和她的组织就可以咬住整个市委不放；如果失败，康生可以否认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将它当作误人歧途的校园政治。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太有个人风险。
聂元梓听从曹轶欧的劝导，与哲学系六位激进派学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正如康生所暗示的，聂元梓把宋硕、陆平、彭佩云，以及整个北京市委当作目标。虽然聂元梓的态度是节制的，但是出乎意料竞在学生群内引起了敌对的反应。愤怒的学生从墙上撕下大字报，各个学生组织互相争吵和殴斗。那天晚上，周恩来对骚乱的报告作出反应，他派出几位代表去抚慰学生，并且调查这起突发的风潮。总理的代表提醒学生，大字报必须遵守既定的方针；他们恢复了秩序，批评了聂元梓和她的同伙。但是没有发现她行动的后台。
康生在数小时内如道了周恩来的干预，并且开始保护他的羽翼。学生骚乱是他计划中关键的因素，但是他现在面对的是拥有广泛的公众威望和官方影响的周恩来，周恩来可以成功地恢复校园的平静。甚至康生更担心，如果周恩来发现他对这张大字报所负有的责任，他的处境可能会非常尴尬，或者更糟。
在某种程度上，康生使自己陷入困境。他决定不顾既定的秩序，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政策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在华南。提交给主席的每份文件都应该由刘少奇过目，但是康生绕过刘少奇，直接把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原文送交毛泽东，以寻求他的认可。
在毛泽东作出回答之前，几天过去了。康生以前花费了二十五年时间奉承毛泽东，给这位最高统帅以个人和政治的好处，使他参与有关艺术、文学、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谈话；但是当他等待毛泽东的回应时，他感到忐忑不安。康生希望毛泽东支持大字报，而他对此并无任何把握。六月一日，当毛泽东从武汉打电话给康生时，他的疑虑结束了。几个月后在北大的一次集会上，康生解释说，毛泽东当时很高兴，主席的发话“解救”了他。正如他过去认可康生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附会解释那样，毛泽东赞成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且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大字报的全文。
在此之前，大字报的新闻在学生、教师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有限人群内口耳相传。然而，一旦中央电台传布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知道了。听众的电话使电台接应不暇，他们对直指北京市委的辱骂表示愤怒。电台保存着电话纪录，但是没有得到上层领导的支持，舆论的影响很有限。相反，康生把抗议电话刍作北京当局如何狡猾地操纵全市群众的证据。对客观现实的任何感觉正在消失中。
第二天（六月二日），康生让《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这份国家最主要的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报揭穿了一个人阴谋》为题攻击北京市委。为了增强大字报的影响，康生指派陈伯达、关锋、《红旗》杂志的一位副主编王力③起草一篇“评论”，这是一篇表达上层领导观点的正式社论。
评论是在康生的指导下炮制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向公众暗示，聂元梓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头条新闻报导，并且在社论专页上全心全意地赞同这条消息。报纸的支持等于是号召背弃北京当局。党的官员在当天宣布，彭真、陆平、彭佩云下台了。即使如此，康生对此项重大胜利仍然缺乏信心。毛泽东已离开北京很久了，住在杭州的别墅里，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主席已经表现出希望变化的意图，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要这种混乱的趋势走多远。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狂热的行动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当时聂元梓在曹轶欧和康生的暗中支持下，组织了一次群众运动，批判且羞辱大学行政部门的高级成员。聂元梓和她的年轻助手们搭起一个露天讲台——称作“斗鬼台”——并且集合了一群造反的学生。示威者确信，大学管理部门正协力促成北京市政府阻挠毛泽东的意图，他们派出搜查组去抓大学干部和教授，把他们拖到集会上作自我检讨。群情激荡，愤怒的学生放这种意想不到、否定当局的机会冲昏了头脑，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被集拢在一起的大约六十位教授、讲师和党的干部。年轻的造反者迫使受害者戴高帽，在他们的衣服上别着侮辱性的标语，脸上涂着黑墨水，粗暴地要他们下跪，剃阴阳头。一些教授受到严重伤害，一些妇女衣服被撕破，乳房被玩弄——在社会主义北京极端拘谨的气氛中，这种待遇几乎是前所未闻。
六月十八日的骚乱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驻北京以来第一次没有计划的狂势行动，这是对专注于公众秩序的政权一次令人震惊的挑战。康生本人则担心骚乱可能引起军队干预，或使毛泽东更为谨慎，进而阻挠他的计划，于是他也站出来，批评那天的暴行。
但是，几个星期内，康生发现六月十八日的暴行并没有引起危险的反应，他从调解人的幕后出现，开始公开鼓吹群众动员。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激励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群支持者说：第二天，他在北京大学对学生听众说，六一八事件“主要是好人斗坏人”的“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突发的混乱违反了党的准则，但是康生答应原谅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卷入的学生。他为受害者被迫戴高帽、挂上列举罪行的标语牌的方式辩护，他坚持说惩罚是“非常轻微的。”
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七月底，有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被赶出办公室。八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显然受到攻击。但是这只是开始。在十八个月里，受害者将达到数百万。
康生在北京大学有聂元梓那样合适的代理人。但是在暴力和混乱的乌云集聚的时候，他寻求各种方式扩展他的影响——而北京大学恰恰不是中国政治结构中的杈力中心。康生知道，他需要增强他的权威，他转向他的大本营中央党校。两年前，他攻击党校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把学校变为战场；现在他密谋牢牢控制这所关键的学校。
康生在钓鱼台国宾馆他的办公室里制订策略。一旦接待外国贵宾和高级官员的宾馆成为激进领导人的司令部，它就变为一种设防的建筑，他们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居住、工作，并且召开秘密会议。现在完全与毛泽东分居的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关锋、王力、张春桥和陈伯达也住在那里。他们使过去洁净的花园杂草丛生在一些建筑的前面种上小麦和向日葵。同时门窗紧闭，以防不速之客闯入。
康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把党校官员李广文召到他的办公室。李广文曾是康生的山东组织的另一位成员，是当时几个共产党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他首次投入康生集团是在四年代末期，当时康生负责本省的土地改革。从那以后，李广文小心地帮助康生；在李广文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康生已经是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革命者了。一九六三年调至党校后，李广文开始把康生当作潜在的恩人，他尤其乐见康生在危机时刻转向他。
康生让李广文阅读一份由邮电部呈送给毛泽东的文件的复印件。文件报告，党校校长林枫以各种极端手段阻止一个学生④给毛泽东递送一份对林枫的批评。“林枫完全是个独裁者，”一看完文件，李广文就断言，“(想想看，)为了剽夺一个青年给毛主席写信的权利，竟用这种方式检查个人邮件。”李广文补充说，林枫专横跋扈的证据真使他愤怒起来。
李广文的愤慨正是康生所希望的。他给李广文下了命令：“赶快回到学校。学校党委的领导非常软弱。文化大革命在其他地方都搞得轰轰烈烈，但党校却冷冷清清。它不可能靠自己来发动。”康生故意含糊其词，但是李广文在离开时确信，他将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他的恩师和同意。
几个星期之后，首次行动的机会出现了，当时，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智纯贴出了一张批判校长林枫的大字报。李广文准备保护智纯；但是在他可以行动之前，林枫已经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去反对她。林枫是一位坚强的老战士，在成为刘少奇的秘书之前，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臂；他根本不把智纯的笨拙攻势放在眼里；李广文按兵不动。
几天后，康生打电话给李广文，要他带三位支持者到钓鱼台去。他们是智纯、党校副校长贾政和在党校工作的年轻北大毕业生武蓓华。康生听取来访者汇报林枫如何撤去智纯的大字报，然后他神秘地宣布：“林枫的主要问题不在党校，而是在东北。你们应该派人去人民大学和其他单位调查这个问题。”
李广文对林枫在东北的经历一无所知；林枫于四〇年代末期在那里任职，后来成为临近苏联边境的佳木斯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不过，李广文立刻看出康生的用意，林枫的政治经历值得特别注意。李广文知道，林枫肯定有不可外扬的丑事；即使如此，这种进攻的前景使他害怕。年轻人可以在大街上游行，在群众集会上高呼口号，但是李广文已经五十多岁了；一次政治错误就可以便他失去工作和支持其家庭的能力。结果，李广文再次拒绝行动。
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康生再次召集李广文和贾政。康生宣称：“甚至毛主席都写了大字报，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行动！”李广文最终放弃了他的谨慎，并且策划全面抨击林枫对智纯的压制。当李广文在八月十五日贴出大字报时，学生们支持他的理由。李广文是党校的高级干部，因此他对林枫的批判要比智纯这种年轻学生的观点更为举足轻重。此时党校行政部门试图控制红卫兵运动，深受挫折的学生因而组织起来支持李广文，并且支持他对日益专横而不得人心的林枫的批判。
没有挣扎，林枫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红卫兵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林枫与毛泽东、康生、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朱红色的城楼上检阅蜂拥的人群，这些年轻人聚集起来，希望看主席一眼。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肯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林枫或许这样想。当天下午他刚回到党校，就被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和教师团团围住，对他拳打脚踢，强迫他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斗，到处都是对他的辱骂和嘲讽。
傍晚，林枫的权力崩溃了。李广文成为党校新的领导小组的头，武葆华是他的副手。透过李广文和武葆华，康生获得了对党校无可争议的控制权。现在他可以利用党校有才华的讲师和教师进行宣传，这将有助于为文化大革命辩护；而且他可以征集数百名学生组成他的红卫兵个人兵团。
为了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全中国昀青年积极分子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一九六六年夏末和秋季涌人北京。八月十八曰和十月一日国庆节之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四次巨大的集会；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在上百英亩的广场上形成一片海洋，他们以疯狂的热情对他们的偶像挥舞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
在八月十八日的集会上，康生的位置显示出自彭真倒台后他的命运有多么大的改善。在一九六六年初，他在统治集团内排在第二十位；到了八月，他排在第七位。根据集会的新闻报导，只有六个人的地位比他高：陶铸，南方的实力派人物，转而成为负责宣传的首脑，不久被清除出党的上层集团；陈伯达，《红旗》杂志的前主编，现在是主要的激进派发言人；邓小平，在激进派的攻击下仍然坚守总书记的位置；永不沉没的周恩来；林彪元帅，毛泽东的继承人，显然取代了刘少奇；以及毛主席本人。
每次集会上，康生都是官方随员中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他在九月十五日的集会上入座，介绍演讲者，赞扬毛泽东，重复毛主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他出现在毛泽东身边，好像江青和其他领导人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似的。康生穿着一件白色高领的夏季服装，在穿着宽松而有绉痕的军装和沉闷的蓝灰服装的同志之中，他的服装显然是时髦的。
当康生那伙人密谋清除竞争者时，许多年轻的红卫兵破坏着北京的日常生活，最终破坏了整个中国的日常生活。红卫兵最初被设想为一种突击队的力量，他们的热情和绝对数量反映了主席的个人魅力，面红卫兵的肆无忌惮失去了控制，开始威胁申国的每个角落。青年男女们设立他们的等级，陶醉于毛泽东的身影之下而不顾任何反对；他们开始残酷地攻击各级官员、教授和工厂经理，康生和激进派同伙选择这些人作为“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压迫的象征。
红卫兵着手利用由共产党统治近二十年所产生的隐患。正如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运动所显示的，几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不满的人。共产党曾经带来和平与短暂的繁荣，并且允诺人们从国民党的统治中获得自由。但是政委和理论家取代了蒋介石的文职官员和警察，成为比以前任何政权都更为广泛的干扰，他们妨碍着社会和知识分子各方面的生活。
他们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曾在一些省份引起严重的饥荒，现在又把形势推向极端。毛主义者的宣传激起了人民的沮丧，他们宣称要分享全人类的幸福和繁荣——如果“修正主义”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挡道的话，就清除他们。
一旦号召把毛泽东的敌人赶下台，一批批自封的造反派就从全国各地的学校、大学和工厂中跳出来。抗议者指责他们的上级属于“黑帮”或其他反对组织，把这些人从家庭和办公室拖出来，在虚假的审讯中嘲讽他们，强迫他们游街，有时甚至殴打他们，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去种地施肥。几乎每个以某种方式脱离群众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目标。受过大学教育、有亲戚在国外、共产党胜利之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教会或宗教组织的成员、学校、工厂或商店的管理人员——这一切都可以把普通人烙上阶级敌人的标记。
这种连最少许的特权也不放过的运动，具有可怕的影响。如果父母被送往农村，他们的孩子必须自我保护——往往得加入一个曾经攻击母亲或父亲的红卫兵组织。作家们被迫焚烧藏书，一本接着一本；艺术收藏者们看着绘画被撕成碎片，瓷器被打碎；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不得不把时髦的服装剪成布条，砍去高跟鞋的后跟，把金首饰冲人厕所的下水道，以掩盖她们富裕的过去；家族合照被撕碎，当作“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遭唾弃。
没有人能幸免偏离意识形态的指责或工农兵的敌意。普通劳动者如果把敌人当作同志，或者被发现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可以当作坏分子加以唾弃。甚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士兵也放弃军事活动，把时间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在农村和工厂劳动，以取代在混乱中被清除的工人和农民。
当红卫兵破坏北京的党和政府机构时，中国几乎处在完全无序的边缘摇摇欲坠。无数的组织争着支配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国家领导人正在失去对他们创造的魔鬼的控制。康生再次撤退到调解人和联络员的幕后，继续利用他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头衔和作为意识形态专家的声誉，以隐瞒他对红卫兵的操纵。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奥见解，能够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致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指挥者。
康生仍然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是证明他留任国家上层领导人的基本方式——但是他选择的面目是毛主席举止温和的密友，一副书生模样，像是一个年长丽又心不在焉的知识分子。他继续炫耀厚厚的有角质架的眼镜和稀疏的小胡子，而且开始几天不刮他那张死灰色的长脸以美化他瘦削的面容，中国人常常把这种面容与有献身精神的学者联系起来。康生核心圈子中的少数几个朋友、心腹、受信任的秘书和侍者都承认，廉生有一副鸦片烟鬼的面容；即使在中国的危机年代，他仍然抽出时间，至少偶尔享受一斗烟丝。
康生成功地利用了他那理论问题专家的声誉所带来的主要影响。在中国，任何法律制度都无法脱离政治；相反，理论和哲学是最为重要的。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共产党的教育歌颂党的作用，称赞党战胜国民党而获得的声誉，并且为统治新中国提供政策指导。六〇年代初激进思想的兴起是对共产党正统观念的直接挑战。康生作为顾问的使命是为毛泽东拒绝五〇年代的政策而辩护，并且建立一种尊崇新的规划和新的菁英的理论基础。对于群众的关键多数，学生、城市青年和士兵来说，正是康生给文化大革命表面的合法性构筑了浮夸的意识形态外观。
毛泽东需要康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因为毛泽东不可能独力自我神化，也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弊病进行辩护而为群众所接受。康生看出毛泽东的需要，并且充分地利用。没有其他人可以填补哲学家的位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是由女演员转为阴谋家的；陈伯达，满足于自身的重要性而又缺乏声誉；张春桥，资历太浅难于委以重任。康生在幸存的党资深官员中独自拥有知识分子的声誉，因此理论家的工作落在他身上，部分原因也是无人可用。
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与其宣称的进步运动相一致，康生提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看法：中国付出历史性的努力，想要改造人性，提高生存水平，而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行动只不过是付出的很小代价。因此，任何反对实现毛主席乌托邦幻想的人，必将遭到失败。
康生的主要逻辑是，中国酌国内危机以某种方式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康生指出，在国际上，中国是“修正主义”的死敌，“修正主义”迷恋资本主义，它发源于莫斯科和贝尔格勒，并且影响到除中国、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康生争辩说，修正主义势力不仅从国际上，而且从国内正阴谋毒害中国，就像一种意识形态的病毒流过中国政治的血脉。康生提到许多红卫兵的靶子，显要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是令人担忧的“国际修正主义”的中国代表。可以肯定，给这三人挂上苏联代理人的标记是困难的；邓小平和彭真的反苏凭证十分明显，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从未有过异议。因此康生指控他们犯有另一个最严重的罪行，他坚持说，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是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中国翻版，这套理论据说难以与资本主义区别，因为它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生产。康生宣称，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生另一个反复提起的话题是，文比大革命不过是中国内战的新篇章。在康生的眼里，存在着一场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适合国民党的反对派之间的激战，他所指的反对派就是刘少奇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保守派领导人。康生在这里使用了他最喜欢的策略之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务恐惧。他拚命指责他的敌人与国民党勾结，尤其是许多年前曾被国民党情治部队逮捕过的党的领导干部（和他一样），只是他们（和他不一样）未能销毁他们被捕的证据。
此外，康生公然篡改历史，利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更为可信。像过去的一样，乇泽东开始拥有由他创造的神秘力量。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自己，助长了这种神话，但是用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概念把毛泽东抬高到超人程度的是康生。康生争辩说，把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力量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崭新的、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它可以创造奇迹；即使是步履维艰的国民经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也会“别怕天下大乱繁荣起来。
为了进一步歌颂毛泽东，康生吹捧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康生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伟人中的“卓越”人物，他使共产主义理论超越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达到的阶段。在毛泽东的崇拜者眼里，毛泽东的批评者应该被逐出办公室，并且待之如猪狗，只有这样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概念，是康生把毛泽东神化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核心。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有关“阶级斗争为纲”的演讲中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迈向彻底的共产主义时开创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毛泽东暗示，只有当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且永远结束阶级斗争时，革命斗争才会停止。根据康生的说法，这种非凡的见解使毛泽东高于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思想家。
为了对迫害许多绝对忠诚的共产党人而辩护，康生把毛泽东思想再推进一步，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框架颠倒过来。康生争辩说，在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不再由经济关系来限定；它们取决于思想态度。共产党员根本不会有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品质——他们既不是出生于农村的地主社会，也不是出生于城市昀商业世界——只要根据他们的思想态度，就可以打上阶级叛徒的标记。透过这种对毛泽东“继续革命”概念的曲解，康生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体制而进行的斗争提出了高明的理由。按照康生的逻辑，即使是农民和工人——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成员——也可能是阶级敌人。打倒和迫害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成为合法的行为。
康生还必须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合理化。要是不能丰收，民众就有饥饿的危险；要是运输系统崩溃，就会限制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但是红卫兵的派系活动瓦解了城镇的生产部门，破坏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许多工厂关闭了，许多工厂只有部分时间生产；没完没了的时间浪费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上，好像熟悉了它们，生产水平就会自动提高。红卫兵在国内的大串联破坏了铁路系统，他们表面的动机是追踪阶级敌人，实际上不过是寻求享乐。不识字的农民被安置在主管农业的位置上，说话下流的工人被提升为政府部长。当工人和农民仅仅因为有适当的阶级背景就可主管工厂和商店时，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了。在各个层面，中国经济都由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掌管着；因此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市场上一个月只能看到一两次肉与鸡；像大米和小麦那样的主食品总是十分稀少，有时甚至买不到；其他必需品——肥皂、卫生纸、糖、茶叶，甚至衣料——不是买不到，就是严格地定量供应。
康生是少数几个不在乎生活基本权利被剥夺的中国人之一，他特别努力为这种忽视国家经济需要的漫不经心而辩护，他阻止保守的管理人员的争论，他们认为为了经济发屣的需要，应将毛泽东的革命典范设定界限。康生的理论核心在于他主张经济犹如政治，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另一条路线是把经济和技术放在首位。在康生眼里，拥护第二条路线的是“坏人”，他们自愿把自己与反对的毛泽东思想的反对派结成同盟。用康生的语言来说，他的敌人的学说就是“唯生产力论”⑤——只强调生产力的理论——他称之为工业、农业和经济领导中“修正主义的根源”。康生对“唯生产力论”的看法，正好与他的思想态度决定阶级身份的观点相吻合，以先发制人的办法使理性的经济争论受挫，它们削弱毛泽东和他的激进追随者的权威。
康生巧妙地伪装成一位理论“顾问”，但是当事物进一步发展而失去控制时，他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威胁。在八月打倒林枫之后，他赢得了对党校的控制，但是学生开始分裂为互相竞争的派别，逐渐使李广文和康生的其他代理人难以维持秩序。党校出现了两个派别：红战团和红旗队；只有对两派的首领装作同情，康生才能保持对他们的控制。他的策略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间里，当国家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办公室消失的时候，康生正在党校这个安全的基地上运作。
然而，一九六七年初，红战团的首领受到那些似乎拥有权力、随意清除老干部的红卫兵榜样的鼓励，试图摆脱康生的控制，以确保自己的独立。康生转而支持由李广文和武葆华牢牢掌握的红旗队，他说服他们，红战团是已经倒台的正统领导人的工具。“当权派是垮了，但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张际春的女儿在你们那里。苏振华的儿子．宋之光的儿子，彭真的干将任彬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康生警告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敌人已失去了许多基础，他们会透过他们的孩子，对他和他的盟友进行攻击，借以实施报复。
作为驱逐康生的行动的一部分，红战团的首领与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成联盟；清华大学是靠近北京大学的一所著名的科学技术院校。与蒯大富一块儿，红战团成立了一个调查康生的委员会，蒯大富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攻击国家重要人物的红卫兵。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华大学里出现了许多反对康生的大字报。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大两面派，是两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康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乱世之鬼雄。”
往常再小的刺激也会引起康生发怒，但是这一次他却平静地等待反击。几天之后，他的机会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晚上，一张大字报突然出现在党校大礼堂的墙上，向“酷吏康生”提出抗议。把康生称作“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要求他交代罪行，否则“全无敌”——作者的笔名——誓与他血战到底。
李广文和康生的其他盟友一听到反对他们首领的最新动态，就从党校赶到钓鱼台。他们在第十五号楼陈伯达的办公室找到康生，把白天的事件向康生、陈伯达、王力和关锋作了汇报。经过一般的讨论之后，康生一改说话难以捉摸的习惯，发出具体的命令，决心扑灭这股反对他的“黑风”。“第一，立刻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刻解散；”康生命令说，“第二，把红战团的儿个头目，立即逮捕。由公安局负责办这件事；第三，由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造反派出面，协助你们对付红战团……第四，要向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他们再和红战团有联系。”
第二天早晨，康生的爪牙开始实施他的计划。陈伯达给蒯大富打电话，通知他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受尊敬的成员；清华大学红卫兵与红战团的关系因而断绝，成功地孤立起红战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是关锋的主要基础，他们聚集在临近党校的颐和园北门外，帮助红旗队封锁党校校园，撒开大网。康生的支持者对校园里不属于红旗队的任何人提出非难，到处追捕红战团的首领。
追捕逃亡者之后紧接着是群众大会，康生的追随者在会上殴打红战团的首领，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三、四百名红战团的普通成员受到批斗，直到红战团的各种影响全部消失。为了为这次行动辩护，康生指示李广文、武葆华和其他助手，调查被打败的红战团干部，寻找他们与所谓的高干子女网络有联系的证据，这些高干曾经都是康生的受害者。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康生巩固了他对党校的控制。现在，党校已成他的宣传工具，并提供他源源不绝的政治暴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挠他的脚步。
等到文化大革命获得声势，红卫兵开始羞辱、折磨、虐待、迫害、拷打和囚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任何与海外有联系的人。尽管滥用权力的风声常传，但是毛泽东仍然赞同这场运动，使他奉若神明的国家权力陷入混乱和野蛮之中。
康生的政治迫害破坏了中目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使中国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凭激进派的摆布。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康生找到了使自己成为国家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一的理想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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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大字报”是中国人表达政治看法的一种普遍手段，是年代和三〇年代学生示威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之后仍然使用它，尽管在严格的规定之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又一次遍及全国。
②“乌龟王八”在汉语中含有令人不快的暗示。它的粗俗意义可译为“使丈夫戴绿头巾”，这是因为总是有许多雄性乌龟使雌性乌龟受精。但是它也代表雄性的性器官，这是受到乌龟的颈与头的形状与运动的启示。把一位妇女称作“乌龟王八”是对其道德的极端谴责。
③王力出身于江苏的地主家庭，在他转入共产党之前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四〇年代末期，他在山东成为康生的门徒之一，并与关锋密切合作。
④这个学生的名字是李太友。
⑤Productivism是唯生产力论的一种不恰当的翻译，也就是说“只强调生产力的理论”，它被用来嘲笑那种经济发展是革命且的的信念。然而，在一个相信“政治应该领导一切”的社会中，“唯生产力论”是一种严重的指控。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正式驱逐彭真之前的最后几天里，康生开始扩大他的攻势。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危险，他利用关锋作为挡箭牌，给吴传基带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口信，吴传基是关锋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同事。康生建议吴传基写一张谴责彭真“政治罪行”的大字报①。
康生的指点使吴传基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彭真即将下台。不过，吴传基了解关锋是一位有权势的官员，所以他准备了一张大字报。可是，吴传基攻击的不是北京市长彭真，而是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北京宣传部副部长杨述。杨述不足以引起许多争议，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很少被人注意，不久就被遗忘了。
康生立刻指使曹轶欧的另一战线展开攻势，迄今为止，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声誉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反抗活动的策源地。康生告诉曹轶欧去联络激进的讲师和学生，唆使他们批判大学行政机构——并且影射北京市政府，它对首都的敦育工作负有责任。为了给曹轶欧在校园出现提供借口，以免出现差错，康生利用他理论小组组长的位置，指派曹轶欧一项“调查”学生政治状况的任务。
曹轶欧由六位助手陪同，前往颐和园招待所报到，这是十九世纪慈禧太后在离北京大学前门不远处建造的一组小巧玲珑的建筑。北京大学占据数百英亩长满树木的土地，那里曾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大学的高贵特征反映在它的建筑风格上：覆盖着琉璃瓦的塔式建筑，月洞门通向宁静的庭院，景色优美的湖泊曲折地分布在古典式的花园。相比之下，中国新建的学校和学院往往是填满四方的灰白水泥建筑和用围墙围起的乏味场地。
曹轶欧与北大激进的积极分子秘密接触，欢迎他们邀请她去“谘询”。来访者中精力最充沛的是聂元梓，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丰满女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讲师和管理哲学系的党委成员。六〇年代以来，聂元梓在政治上十分积极，她是一位足以为康生的目的服务的直率的激进主义者。她的私生活被人私下议论。她在第一任丈夫被打成“右派”之后与他离婚，接着与一位地位很高的党干吴溉之结婚，他比她年长二十岁。吴溉之与康生同时入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那是一个处理犯错误干部的蓝察机构；聂元梓利用第二任丈夫的关系来促进她的发展。她在婚姻上的机会主义引起了大学同事们充满敌意的评论，但是她的声誉并无法吓阻止康生。他对曹轶欧讥讽地评论说：“即使聂元梓是个乌龟王八②，我们也应该支持她。”
聂元梓往往喜爱极端的方法。她提议写一张大字报，揭露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要员的所谓罪行。但是曹轶欧在康生的劝导下，警告聂元梓不要如此鲁莽。康生让曹轶欧告诉她要有节制地选择目标，例如北京市委。康生指出三个可能的代罪羔羊：负责教育的市委秘书宋硕，一九五九年以来任北大校长的老革命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这三个人与北京的党组织都有联系，而且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如果进攻得手，聂元梓和她的组织就可以咬住整个市委不放；如果失败，康生可以否认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将它当作误人歧途的校园政治。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太有个人风险。
聂元梓听从曹轶欧的劝导，与哲学系六位激进派学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正如康生所暗示的，聂元梓把宋硕、陆平、彭佩云，以及整个北京市委当作目标。虽然聂元梓的态度是节制的，但是出乎意料竞在学生群内引起了敌对的反应。愤怒的学生从墙上撕下大字报，各个学生组织互相争吵和殴斗。那天晚上，周恩来对骚乱的报告作出反应，他派出几位代表去抚慰学生，并且调查这起突发的风潮。总理的代表提醒学生，大字报必须遵守既定的方针；他们恢复了秩序，批评了聂元梓和她的同伙。但是没有发现她行动的后台。
康生在数小时内如道了周恩来的干预，并且开始保护他的羽翼。学生骚乱是他计划中关键的因素，但是他现在面对的是拥有广泛的公众威望和官方影响的周恩来，周恩来可以成功地恢复校园的平静。甚至康生更担心，如果周恩来发现他对这张大字报所负有的责任，他的处境可能会非常尴尬，或者更糟。
在某种程度上，康生使自己陷入困境。他决定不顾既定的秩序，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政策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在华南。提交给主席的每份文件都应该由刘少奇过目，但是康生绕过刘少奇，直接把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原文送交毛泽东，以寻求他的认可。
在毛泽东作出回答之前，几天过去了。康生以前花费了二十五年时间奉承毛泽东，给这位最高统帅以个人和政治的好处，使他参与有关艺术、文学、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谈话；但是当他等待毛泽东的回应时，他感到忐忑不安。康生希望毛泽东支持大字报，而他对此并无任何把握。六月一日，当毛泽东从武汉打电话给康生时，他的疑虑结束了。几个月后在北大的一次集会上，康生解释说，毛泽东当时很高兴，主席的发话“解救”了他。正如他过去认可康生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附会解释那样，毛泽东赞成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且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大字报的全文。
在此之前，大字报的新闻在学生、教师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有限人群内口耳相传。然而，一旦中央电台传布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知道了。听众的电话使电台接应不暇，他们对直指北京市委的辱骂表示愤怒。电台保存着电话纪录，但是没有得到上层领导的支持，舆论的影响很有限。相反，康生把抗议电话刍作北京当局如何狡猾地操纵全市群众的证据。对客观现实的任何感觉正在消失中。
第二天（六月二日），康生让《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这份国家最主要的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报揭穿了一个人阴谋》为题攻击北京市委。为了增强大字报的影响，康生指派陈伯达、关锋、《红旗》杂志的一位副主编王力③起草一篇“评论”，这是一篇表达上层领导观点的正式社论。
评论是在康生的指导下炮制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向公众暗示，聂元梓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头条新闻报导，并且在社论专页上全心全意地赞同这条消息。报纸的支持等于是号召背弃北京当局。党的官员在当天宣布，彭真、陆平、彭佩云下台了。即使如此，康生对此项重大胜利仍然缺乏信心。毛泽东已离开北京很久了，住在杭州的别墅里，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主席已经表现出希望变化的意图，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要这种混乱的趋势走多远。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狂热的行动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当时聂元梓在曹轶欧和康生的暗中支持下，组织了一次群众运动，批判且羞辱大学行政部门的高级成员。聂元梓和她的年轻助手们搭起一个露天讲台——称作“斗鬼台”——并且集合了一群造反的学生。示威者确信，大学管理部门正协力促成北京市政府阻挠毛泽东的意图，他们派出搜查组去抓大学干部和教授，把他们拖到集会上作自我检讨。群情激荡，愤怒的学生放这种意想不到、否定当局的机会冲昏了头脑，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被集拢在一起的大约六十位教授、讲师和党的干部。年轻的造反者迫使受害者戴高帽，在他们的衣服上别着侮辱性的标语，脸上涂着黑墨水，粗暴地要他们下跪，剃阴阳头。一些教授受到严重伤害，一些妇女衣服被撕破，乳房被玩弄——在社会主义北京极端拘谨的气氛中，这种待遇几乎是前所未闻。
六月十八日的骚乱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驻北京以来第一次没有计划的狂势行动，这是对专注于公众秩序的政权一次令人震惊的挑战。康生本人则担心骚乱可能引起军队干预，或使毛泽东更为谨慎，进而阻挠他的计划，于是他也站出来，批评那天的暴行。
但是，几个星期内，康生发现六月十八日的暴行并没有引起危险的反应，他从调解人的幕后出现，开始公开鼓吹群众动员。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激励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群支持者说：第二天，他在北京大学对学生听众说，六一八事件“主要是好人斗坏人”的“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突发的混乱违反了党的准则，但是康生答应原谅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卷入的学生。他为受害者被迫戴高帽、挂上列举罪行的标语牌的方式辩护，他坚持说惩罚是“非常轻微的。”
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七月底，有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被赶出办公室。八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显然受到攻击。但是这只是开始。在十八个月里，受害者将达到数百万。
康生在北京大学有聂元梓那样合适的代理人。但是在暴力和混乱的乌云集聚的时候，他寻求各种方式扩展他的影响——而北京大学恰恰不是中国政治结构中的杈力中心。康生知道，他需要增强他的权威，他转向他的大本营中央党校。两年前，他攻击党校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把学校变为战场；现在他密谋牢牢控制这所关键的学校。
康生在钓鱼台国宾馆他的办公室里制订策略。一旦接待外国贵宾和高级官员的宾馆成为激进领导人的司令部，它就变为一种设防的建筑，他们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居住、工作，并且召开秘密会议。现在完全与毛泽东分居的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关锋、王力、张春桥和陈伯达也住在那里。他们使过去洁净的花园杂草丛生在一些建筑的前面种上小麦和向日葵。同时门窗紧闭，以防不速之客闯入。
康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把党校官员李广文召到他的办公室。李广文曾是康生的山东组织的另一位成员，是当时几个共产党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他首次投入康生集团是在四年代末期，当时康生负责本省的土地改革。从那以后，李广文小心地帮助康生；在李广文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康生已经是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革命者了。一九六三年调至党校后，李广文开始把康生当作潜在的恩人，他尤其乐见康生在危机时刻转向他。
康生让李广文阅读一份由邮电部呈送给毛泽东的文件的复印件。文件报告，党校校长林枫以各种极端手段阻止一个学生④给毛泽东递送一份对林枫的批评。“林枫完全是个独裁者，”一看完文件，李广文就断言，“(想想看，)为了剽夺一个青年给毛主席写信的权利，竟用这种方式检查个人邮件。”李广文补充说，林枫专横跋扈的证据真使他愤怒起来。
李广文的愤慨正是康生所希望的。他给李广文下了命令：“赶快回到学校。学校党委的领导非常软弱。文化大革命在其他地方都搞得轰轰烈烈，但党校却冷冷清清。它不可能靠自己来发动。”康生故意含糊其词，但是李广文在离开时确信，他将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他的恩师和同意。
几个星期之后，首次行动的机会出现了，当时，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智纯贴出了一张批判校长林枫的大字报。李广文准备保护智纯；但是在他可以行动之前，林枫已经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去反对她。林枫是一位坚强的老战士，在成为刘少奇的秘书之前，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臂；他根本不把智纯的笨拙攻势放在眼里；李广文按兵不动。
几天后，康生打电话给李广文，要他带三位支持者到钓鱼台去。他们是智纯、党校副校长贾政和在党校工作的年轻北大毕业生武蓓华。康生听取来访者汇报林枫如何撤去智纯的大字报，然后他神秘地宣布：“林枫的主要问题不在党校，而是在东北。你们应该派人去人民大学和其他单位调查这个问题。”
李广文对林枫在东北的经历一无所知；林枫于四〇年代末期在那里任职，后来成为临近苏联边境的佳木斯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不过，李广文立刻看出康生的用意，林枫的政治经历值得特别注意。李广文知道，林枫肯定有不可外扬的丑事；即使如此，这种进攻的前景使他害怕。年轻人可以在大街上游行，在群众集会上高呼口号，但是李广文已经五十多岁了；一次政治错误就可以便他失去工作和支持其家庭的能力。结果，李广文再次拒绝行动。
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康生再次召集李广文和贾政。康生宣称：“甚至毛主席都写了大字报，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行动！”李广文最终放弃了他的谨慎，并且策划全面抨击林枫对智纯的压制。当李广文在八月十五日贴出大字报时，学生们支持他的理由。李广文是党校的高级干部，因此他对林枫的批判要比智纯这种年轻学生的观点更为举足轻重。此时党校行政部门试图控制红卫兵运动，深受挫折的学生因而组织起来支持李广文，并且支持他对日益专横而不得人心的林枫的批判。
没有挣扎，林枫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红卫兵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林枫与毛泽东、康生、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朱红色的城楼上检阅蜂拥的人群，这些年轻人聚集起来，希望看主席一眼。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肯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林枫或许这样想。当天下午他刚回到党校，就被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和教师团团围住，对他拳打脚踢，强迫他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斗，到处都是对他的辱骂和嘲讽。
傍晚，林枫的权力崩溃了。李广文成为党校新的领导小组的头，武葆华是他的副手。透过李广文和武葆华，康生获得了对党校无可争议的控制权。现在他可以利用党校有才华的讲师和教师进行宣传，这将有助于为文化大革命辩护；而且他可以征集数百名学生组成他的红卫兵个人兵团。
为了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全中国昀青年积极分子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一九六六年夏末和秋季涌人北京。八月十八曰和十月一日国庆节之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四次巨大的集会；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在上百英亩的广场上形成一片海洋，他们以疯狂的热情对他们的偶像挥舞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
在八月十八日的集会上，康生的位置显示出自彭真倒台后他的命运有多么大的改善。在一九六六年初，他在统治集团内排在第二十位；到了八月，他排在第七位。根据集会的新闻报导，只有六个人的地位比他高：陶铸，南方的实力派人物，转而成为负责宣传的首脑，不久被清除出党的上层集团；陈伯达，《红旗》杂志的前主编，现在是主要的激进派发言人；邓小平，在激进派的攻击下仍然坚守总书记的位置；永不沉没的周恩来；林彪元帅，毛泽东的继承人，显然取代了刘少奇；以及毛主席本人。
每次集会上，康生都是官方随员中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他在九月十五日的集会上入座，介绍演讲者，赞扬毛泽东，重复毛主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他出现在毛泽东身边，好像江青和其他领导人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似的。康生穿着一件白色高领的夏季服装，在穿着宽松而有绉痕的军装和沉闷的蓝灰服装的同志之中，他的服装显然是时髦的。
当康生那伙人密谋清除竞争者时，许多年轻的红卫兵破坏着北京的日常生活，最终破坏了整个中国的日常生活。红卫兵最初被设想为一种突击队的力量，他们的热情和绝对数量反映了主席的个人魅力，面红卫兵的肆无忌惮失去了控制，开始威胁申国的每个角落。青年男女们设立他们的等级，陶醉于毛泽东的身影之下而不顾任何反对；他们开始残酷地攻击各级官员、教授和工厂经理，康生和激进派同伙选择这些人作为“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压迫的象征。
红卫兵着手利用由共产党统治近二十年所产生的隐患。正如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运动所显示的，几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不满的人。共产党曾经带来和平与短暂的繁荣，并且允诺人们从国民党的统治中获得自由。但是政委和理论家取代了蒋介石的文职官员和警察，成为比以前任何政权都更为广泛的干扰，他们妨碍着社会和知识分子各方面的生活。
他们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曾在一些省份引起严重的饥荒，现在又把形势推向极端。毛主义者的宣传激起了人民的沮丧，他们宣称要分享全人类的幸福和繁荣——如果“修正主义”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挡道的话，就清除他们。
一旦号召把毛泽东的敌人赶下台，一批批自封的造反派就从全国各地的学校、大学和工厂中跳出来。抗议者指责他们的上级属于“黑帮”或其他反对组织，把这些人从家庭和办公室拖出来，在虚假的审讯中嘲讽他们，强迫他们游街，有时甚至殴打他们，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去种地施肥。几乎每个以某种方式脱离群众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目标。受过大学教育、有亲戚在国外、共产党胜利之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教会或宗教组织的成员、学校、工厂或商店的管理人员——这一切都可以把普通人烙上阶级敌人的标记。
这种连最少许的特权也不放过的运动，具有可怕的影响。如果父母被送往农村，他们的孩子必须自我保护——往往得加入一个曾经攻击母亲或父亲的红卫兵组织。作家们被迫焚烧藏书，一本接着一本；艺术收藏者们看着绘画被撕成碎片，瓷器被打碎；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不得不把时髦的服装剪成布条，砍去高跟鞋的后跟，把金首饰冲人厕所的下水道，以掩盖她们富裕的过去；家族合照被撕碎，当作“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遭唾弃。
没有人能幸免偏离意识形态的指责或工农兵的敌意。普通劳动者如果把敌人当作同志，或者被发现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可以当作坏分子加以唾弃。甚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士兵也放弃军事活动，把时间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在农村和工厂劳动，以取代在混乱中被清除的工人和农民。
当红卫兵破坏北京的党和政府机构时，中国几乎处在完全无序的边缘摇摇欲坠。无数的组织争着支配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国家领导人正在失去对他们创造的魔鬼的控制。康生再次撤退到调解人和联络员的幕后，继续利用他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头衔和作为意识形态专家的声誉，以隐瞒他对红卫兵的操纵。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奥见解，能够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致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指挥者。
康生仍然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是证明他留任国家上层领导人的基本方式——但是他选择的面目是毛主席举止温和的密友，一副书生模样，像是一个年长丽又心不在焉的知识分子。他继续炫耀厚厚的有角质架的眼镜和稀疏的小胡子，而且开始几天不刮他那张死灰色的长脸以美化他瘦削的面容，中国人常常把这种面容与有献身精神的学者联系起来。康生核心圈子中的少数几个朋友、心腹、受信任的秘书和侍者都承认，廉生有一副鸦片烟鬼的面容；即使在中国的危机年代，他仍然抽出时间，至少偶尔享受一斗烟丝。
康生成功地利用了他那理论问题专家的声誉所带来的主要影响。在中国，任何法律制度都无法脱离政治；相反，理论和哲学是最为重要的。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共产党的教育歌颂党的作用，称赞党战胜国民党而获得的声誉，并且为统治新中国提供政策指导。六〇年代初激进思想的兴起是对共产党正统观念的直接挑战。康生作为顾问的使命是为毛泽东拒绝五〇年代的政策而辩护，并且建立一种尊崇新的规划和新的菁英的理论基础。对于群众的关键多数，学生、城市青年和士兵来说，正是康生给文化大革命表面的合法性构筑了浮夸的意识形态外观。
毛泽东需要康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因为毛泽东不可能独力自我神化，也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弊病进行辩护而为群众所接受。康生看出毛泽东的需要，并且充分地利用。没有其他人可以填补哲学家的位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是由女演员转为阴谋家的；陈伯达，满足于自身的重要性而又缺乏声誉；张春桥，资历太浅难于委以重任。康生在幸存的党资深官员中独自拥有知识分子的声誉，因此理论家的工作落在他身上，部分原因也是无人可用。
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与其宣称的进步运动相一致，康生提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看法：中国付出历史性的努力，想要改造人性，提高生存水平，而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行动只不过是付出的很小代价。因此，任何反对实现毛主席乌托邦幻想的人，必将遭到失败。
康生的主要逻辑是，中国酌国内危机以某种方式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康生指出，在国际上，中国是“修正主义”的死敌，“修正主义”迷恋资本主义，它发源于莫斯科和贝尔格勒，并且影响到除中国、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康生争辩说，修正主义势力不仅从国际上，而且从国内正阴谋毒害中国，就像一种意识形态的病毒流过中国政治的血脉。康生提到许多红卫兵的靶子，显要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是令人担忧的“国际修正主义”的中国代表。可以肯定，给这三人挂上苏联代理人的标记是困难的；邓小平和彭真的反苏凭证十分明显，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对苏政策从未有过异议。因此康生指控他们犯有另一个最严重的罪行，他坚持说，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是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中国翻版，这套理论据说难以与资本主义区别，因为它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生产。康生宣称，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生另一个反复提起的话题是，文比大革命不过是中国内战的新篇章。在康生的眼里，存在着一场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适合国民党的反对派之间的激战，他所指的反对派就是刘少奇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保守派领导人。康生在这里使用了他最喜欢的策略之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务恐惧。他拚命指责他的敌人与国民党勾结，尤其是许多年前曾被国民党情治部队逮捕过的党的领导干部（和他一样），只是他们（和他不一样）未能销毁他们被捕的证据。
此外，康生公然篡改历史，利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更为可信。像过去的一样，乇泽东开始拥有由他创造的神秘力量。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自己，助长了这种神话，但是用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概念把毛泽东抬高到超人程度的是康生。康生争辩说，把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力量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崭新的、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它可以创造奇迹；即使是步履维艰的国民经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也会“别怕天下大乱繁荣起来。
为了进一步歌颂毛泽东，康生吹捧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康生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伟人中的“卓越”人物，他使共产主义理论超越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达到的阶段。在毛泽东的崇拜者眼里，毛泽东的批评者应该被逐出办公室，并且待之如猪狗，只有这样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概念，是康生把毛泽东神化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核心。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有关“阶级斗争为纲”的演讲中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迈向彻底的共产主义时开创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毛泽东暗示，只有当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且永远结束阶级斗争时，革命斗争才会停止。根据康生的说法，这种非凡的见解使毛泽东高于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思想家。
为了对迫害许多绝对忠诚的共产党人而辩护，康生把毛泽东思想再推进一步，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框架颠倒过来。康生争辩说，在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不再由经济关系来限定；它们取决于思想态度。共产党员根本不会有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品质——他们既不是出生于农村的地主社会，也不是出生于城市昀商业世界——只要根据他们的思想态度，就可以打上阶级叛徒的标记。透过这种对毛泽东“继续革命”概念的曲解，康生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体制而进行的斗争提出了高明的理由。按照康生的逻辑，即使是农民和工人——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成员——也可能是阶级敌人。打倒和迫害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成为合法的行为。
康生还必须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合理化。要是不能丰收，民众就有饥饿的危险；要是运输系统崩溃，就会限制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但是红卫兵的派系活动瓦解了城镇的生产部门，破坏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许多工厂关闭了，许多工厂只有部分时间生产；没完没了的时间浪费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上，好像熟悉了它们，生产水平就会自动提高。红卫兵在国内的大串联破坏了铁路系统，他们表面的动机是追踪阶级敌人，实际上不过是寻求享乐。不识字的农民被安置在主管农业的位置上，说话下流的工人被提升为政府部长。当工人和农民仅仅因为有适当的阶级背景就可主管工厂和商店时，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了。在各个层面，中国经济都由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掌管着；因此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市场上一个月只能看到一两次肉与鸡；像大米和小麦那样的主食品总是十分稀少，有时甚至买不到；其他必需品——肥皂、卫生纸、糖、茶叶，甚至衣料——不是买不到，就是严格地定量供应。
康生是少数几个不在乎生活基本权利被剥夺的中国人之一，他特别努力为这种忽视国家经济需要的漫不经心而辩护，他阻止保守的管理人员的争论，他们认为为了经济发屣的需要，应将毛泽东的革命典范设定界限。康生的理论核心在于他主张经济犹如政治，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另一条路线是把经济和技术放在首位。在康生眼里，拥护第二条路线的是“坏人”，他们自愿把自己与反对的毛泽东思想的反对派结成同盟。用康生的语言来说，他的敌人的学说就是“唯生产力论”⑤——只强调生产力的理论——他称之为工业、农业和经济领导中“修正主义的根源”。康生对“唯生产力论”的看法，正好与他的思想态度决定阶级身份的观点相吻合，以先发制人的办法使理性的经济争论受挫，它们削弱毛泽东和他的激进追随者的权威。
康生巧妙地伪装成一位理论“顾问”，但是当事物进一步发展而失去控制时，他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威胁。在八月打倒林枫之后，他赢得了对党校的控制，但是学生开始分裂为互相竞争的派别，逐渐使李广文和康生的其他代理人难以维持秩序。党校出现了两个派别：红战团和红旗队；只有对两派的首领装作同情，康生才能保持对他们的控制。他的策略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间里，当国家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办公室消失的时候，康生正在党校这个安全的基地上运作。
然而，一九六七年初，红战团的首领受到那些似乎拥有权力、随意清除老干部的红卫兵榜样的鼓励，试图摆脱康生的控制，以确保自己的独立。康生转而支持由李广文和武葆华牢牢掌握的红旗队，他说服他们，红战团是已经倒台的正统领导人的工具。“当权派是垮了，但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张际春的女儿在你们那里。苏振华的儿子．宋之光的儿子，彭真的干将任彬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康生警告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敌人已失去了许多基础，他们会透过他们的孩子，对他和他的盟友进行攻击，借以实施报复。
作为驱逐康生的行动的一部分，红战团的首领与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成联盟；清华大学是靠近北京大学的一所著名的科学技术院校。与蒯大富一块儿，红战团成立了一个调查康生的委员会，蒯大富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攻击国家重要人物的红卫兵。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华大学里出现了许多反对康生的大字报。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大两面派，是两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康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乱世之鬼雄。”
往常再小的刺激也会引起康生发怒，但是这一次他却平静地等待反击。几天之后，他的机会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晚上，一张大字报突然出现在党校大礼堂的墙上，向“酷吏康生”提出抗议。把康生称作“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要求他交代罪行，否则“全无敌”——作者的笔名——誓与他血战到底。
李广文和康生的其他盟友一听到反对他们首领的最新动态，就从党校赶到钓鱼台。他们在第十五号楼陈伯达的办公室找到康生，把白天的事件向康生、陈伯达、王力和关锋作了汇报。经过一般的讨论之后，康生一改说话难以捉摸的习惯，发出具体的命令，决心扑灭这股反对他的“黑风”。“第一，立刻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刻解散；”康生命令说，“第二，把红战团的儿个头目，立即逮捕。由公安局负责办这件事；第三，由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造反派出面，协助你们对付红战团……第四，要向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他们再和红战团有联系。”
第二天早晨，康生的爪牙开始实施他的计划。陈伯达给蒯大富打电话，通知他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受尊敬的成员；清华大学红卫兵与红战团的关系因而断绝，成功地孤立起红战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是关锋的主要基础，他们聚集在临近党校的颐和园北门外，帮助红旗队封锁党校校园，撒开大网。康生的支持者对校园里不属于红旗队的任何人提出非难，到处追捕红战团的首领。
追捕逃亡者之后紧接着是群众大会，康生的追随者在会上殴打红战团的首领，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三、四百名红战团的普通成员受到批斗，直到红战团的各种影响全部消失。为了为这次行动辩护，康生指示李广文、武葆华和其他助手，调查被打败的红战团干部，寻找他们与所谓的高干子女网络有联系的证据，这些高干曾经都是康生的受害者。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康生巩固了他对党校的控制。现在，党校已成他的宣传工具，并提供他源源不绝的政治暴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挠他的脚步。
等到文化大革命获得声势，红卫兵开始羞辱、折磨、虐待、迫害、拷打和囚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任何与海外有联系的人。尽管滥用权力的风声常传，但是毛泽东仍然赞同这场运动，使他奉若神明的国家权力陷入混乱和野蛮之中。
康生的政治迫害破坏了中目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使中国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凭激进派的摆布。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康生找到了使自己成为国家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一的理想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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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大字报”是中国人表达政治看法的一种普遍手段，是年代和三〇年代学生示威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之后仍然使用它，尽管在严格的规定之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又一次遍及全国。
②“乌龟王八”在汉语中含有令人不快的暗示。它的粗俗意义可译为“使丈夫戴绿头巾”，这是因为总是有许多雄性乌龟使雌性乌龟受精。但是它也代表雄性的性器官，这是受到乌龟的颈与头的形状与运动的启示。把一位妇女称作“乌龟王八”是对其道德的极端谴责。
③王力出身于江苏的地主家庭，在他转入共产党之前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四〇年代末期，他在山东成为康生的门徒之一，并与关锋密切合作。
④这个学生的名字是李太友。
⑤Productivism是唯生产力论的一种不恰当的翻译，也就是说“只强调生产力的理论”，它被用来嘲笑那种经济发展是革命且的的信念。然而，在一个相信“政治应该领导一切”的社会中，“唯生产力论”是一种严重的指控。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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