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7节
起码的做人的权力，他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c杨杏佛c林语堂等人一起，发起组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已是1932年的年底了，当同盟在上海华安大楼宣告成立时，杨杏佛向中外记者说过一段很沉重的话，令在场的蔡元培和林语堂神情黯然失色。杨杏佛说：
“争取民权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而当申报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时，南京政府和上海蓝衣社c复兴社的特务一片惊慌。因为同盟明确地把营救政治犯作为主要任务，他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在当局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c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
二c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
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c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c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蔡元培毕竟是位教育家，又开始上台演讲，为成立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四处奔波，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号。其实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开始了营救进步人士的活动。都知道他的身边总是带着八行笺，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几乎有求必应。“四一二”政变那年他救出了史良，30年秋天杨开慧被捕，的岳母带着两个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上海求救。他二话没说就致电何键放人。何键真是歹毒之徒，竟以接电晚了为由，抢先杀害了杨开慧。他还先后救出了进步人士罗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频等人。
1932年的春天，蒋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长汪精卫又一次发出邀请。他却果断地复函，拒绝在联合政府中任职。他似乎走得太远了，又开始了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监狱备受虐待。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如蔡特金c罗曼罗兰等纷纷致电宋庆龄请求设法营救。他马上致电汪精卫，要求无论牛兰政治主张如何，政府也应该让法庭公开审判，并准许他自聘律师辩护。以后，当牛兰夫妇不服法庭判决，连续绝食达十四天之久，牛兰目渐失明，生命垂危之时，又是蔡元培与宋庆龄c杨杏佛具状担保，将他们接来上海就医，牛兰这才开始进食。最后当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外人士反对，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后，他们又向国民党中央请求给予特赦。
他真是走得太远了，一边还在为牛兰伸冤，一边又接到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电报：
“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刚因托派活动被开除的陈独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这位一生多难的老友，心里深为同情。两人虽同在上海，却一直未能谋面。但陈独秀不久前曾两次写信求助于他。一次是要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去函，保释一位叫郑超麟的人。何应钦很快给他回信，答应觅保出监就医。尽管后来没有放人，也算纸面上给过面子今年春天，陈独秀又写信要他为一位亲戚介绍工作。其实这人也是个托派分子，刚从狱中出来。因陈独秀不能找工作，想让他有了生活来源再接济自己。蔡元培真是费尽了力气，先后找了中山大学校长罗家伦，暨大校长沈鹏飞等人。后来几经周折，总算将这人弄进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编辑。所以这次听说陈独秀又出事后，他马上会同杨杏佛c林语堂c柳亚子等文化界名流，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宽释这位政治犯。蒋介石总算做了一次顺水人情，饶陈一命，将此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汪孟邹为了接济陈一些稿费，想重印独秀文存，特地赶来请蔡先生写篇序言。他欣然应允，很快就交了稿。他还派刘海粟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劝他要注意身体的锻炼。陈独秀感动地说：
“我每次遇难，都受到他的照顾。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
他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针对他和宋庆龄营救牛兰c陈独秀的行为，通电全国，发出严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个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教授许德珩等人。在蒋介石眼里，宋庆龄和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简直已成了他们眼皮下的赤色组织。他在江西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而他们居然又在上海公开营救起共党首领罗登贤c陈赓和廖承志。他终于恼羞成怒地动了杀机，戴笠的蓝衣社承担了这次暗杀任务。他们毕竟对蔡c宋还有所顾忌，于是决定先从杨杏佛开刀。
上海的亚尔培路331号是一幢漂亮的花园小洋房，杨杏佛自从与夫人离异后就单身住在这里。他平时喜欢在假日骑马郊游，并在大西路的马厩中养了两匹好马。6月18日的早晨是个星期天，他刚带上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乘坐敞篷汽车准备到大西路骑马出游，就遭到埋伏在马路两侧的四名杀手的袭击。他爱子心切，全身俯伏在杨小佛身上，结果连中三弹，当场气绝。小佛仅右腿中一弹，受了点轻伤。
杨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绝，入殓那天，大雨滂沱，狂风大作。一路上杀机四伏，谣传特务将在这一天暗杀民权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员，尤其是蔡元培和鲁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前去万国殡仪馆主持吊祭，致词时因悲痛泣不成声，直到下午4时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鲁迅的态度还要决绝，出门去送殓时，干脆钥匙都不带，以示不存幸还之决心。
杨杏佛走了，以冲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争取十八世纪的民权的泥泞之路上
3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以在朝要人的声望从事在野的民权运动，其目的不是想唤醒当局，以民族利益解除党禁，停止内战，真正发动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虽然他平时最讨厌官场应酬，但是为了推动抗战国策，一次他刚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汪精卫宴请时，他竟在酒席上语重心长地劝说江尽快改变亲日的立场。他说：
“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了，我们的后辈也会抵抗，中国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他实在太激动了，一边说着，一边又老泪纵横起来。泪水就这样滴在西餐汤盘里，他浑然不觉地又和汤一起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感动，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如坐针毡，尴尬不堪起来。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日。正当红军发表通电，放弃“反蒋”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时，他在邹韬奋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声地赞扬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许出于对他一贯来的崇敬，出于自北大以来包括营救杨开慧义举的感谢，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了与这位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发动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启蒙先驱。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辟之风不能不令他愤怒，蒋介石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倡导尊孔读经，国民党又恢复了他主持大学院时明令废止的祀孔祭典。还给了孔子七十七代孙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历史又无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鲁迅当年深刻的预言。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又拖着疲乏衰弱的身体，领衔与陶行知。李公仆c陈望道c黄炎培等百余人，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还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会主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当他在台上从容而凛然地大声演讲时，门外的特务竟如临大敌，生怕他的声音会引发一场暴乱。
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
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
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
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他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议。他先后在1934年发表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两篇重要的自传体文章。还在夏天写下了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公开赞扬新文化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编辑赵家壁跑来约稿，说鲁迅c茅盾和郁达夫建议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资格书写总序时，他欣然答应，认为这是对当时的复古倒退思潮的一个有力反击。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岛，挥汗写下了长达二万多字的序文。当赵家壁从邮局收到挂号寄来的稿件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迟了几天，希望不要影响全书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话，却如灯火照亮了漫漫长夜：
“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c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我国历史c现代环境，督促我们，不得不有奔腾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中国一定会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当样书出来时，赵家壁最先送去给蔡先生看。先生抚摸着深蓝烫金布脊，配在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又鼓励这位年轻人，有可能应编比这更重要的翻译作品的结集，把它作为姐妹篇，那将是多美赵家壁是位有心人，又开始奋战了一年多，终于落实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十卷本的编辑计划。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见蔡先生，想请他写篇短序。当时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出院，医生规定每天办公一小时，绝对不能见客。当他请门房通报姓名后，一位秘书出来招呼，轻声地关照：“先生今天破例，谈话请以十分钟为限。”正在这时候，蔡先生已推门进来见他虽面容苍白，仍精神矍铄，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说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还一口答应撰写短序。正当先生谈兴正浓时，秘书已进门向他暗示。他知道不应过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辞。大约三天之后，先生就派人送来了一篇短序。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本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随着梁启超c章太炎的相继过世，他成了当时文化界惟一能领袖群伦的精神导师。但他毕竟垂垂老矣，而在这苦风凄雨的乱世里，要找他帮忙和关心的人和事也实在太多为了集中精力办好中央研究院，创建第一届评议会，他终于无奈地在七十寿辰前发表了一份启事，宣布辞去一切社会兼职，停止接受写作，停止介绍职业。虽然他也明知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他确实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累
当他的七十岁生日即将来临时，他的学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来。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但至今连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于对先生的敬重，发出了集款建屋祝寿的倡议，一下就得到各地几百位名流的响应。这则新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献寿函，令一些为富不仁者闻言失色。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岁
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
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c南京c上海c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
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
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c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
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
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蔡先生惶恐了，他从来只知道付出，而没有接受馈赠的习惯。他起先坚决不愿意，还说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但是经再三劝说，朋友们要他把这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奖励，他也只好勉强答应
虽然因为抗战的爆发，很快就淞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但在朋友为他举办的祝寿晚会上，当马君武代表大家致词，以普法战争时德国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岁以上建功立业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为老，领导同人努力救国时，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学”为例勉励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岁为上寿，八十岁为下寿，我今年正好七十岁，实谈不上寿。惟马先生要我不以为老，努力救国，我极愿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马相伯老人书写寿字立轴相赠，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献上了热情洋溢的长篇祝词。最令他感动的还是上海音专的学生们，用一曲敬祝蔡院长孑民先生千秋的诗朗诵，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也让他感叹得热泪盈眶。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博大的艺人和精明的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欣逢上寿，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实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总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这个世界上，令他遗憾和感伤的事实在太多1936年真是个悲哀的年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c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当他在秋天为鲁迅主持葬礼时，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种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应该说，鲁迅能认识先生真是一种幸运。尽管他可以对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对他从来只有情同手足的关怀，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辞去大学院院长后，鲁迅的特聘撰述员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发现后立即疏通关节，求人弥补上才放心而去。鲁迅的晚年怨敌实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当局和他的对手也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攻击。而先生就是这样顶着压力，怀着悲痛和愤怒，与宋庆龄一起为他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许多路去万国殡仪馆吊唁，还在出殡时亲自为他执绋。不但写下了“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的不朽挽联，还在葬礼上庄严地号召大家：“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日夜操劳。他终于在1938年的2月，历经千辛万苦，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c李四光c竺可帧c傅斯年c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们的先生终于要大休息在他临终前不久，他又经受了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打击。这位留洋回来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听说她死得很惨，断气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我们的先生实在太累了，终于在1940年3月3日早晨起床后去浴室时，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两天后，溘然长逝。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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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民权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而当申报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时，南京政府和上海蓝衣社c复兴社的特务一片惊慌。因为同盟明确地把营救政治犯作为主要任务，他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在当局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c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
二c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
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c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c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蔡元培毕竟是位教育家，又开始上台演讲，为成立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四处奔波，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号。其实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开始了营救进步人士的活动。都知道他的身边总是带着八行笺，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几乎有求必应。“四一二”政变那年他救出了史良，30年秋天杨开慧被捕，的岳母带着两个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上海求救。他二话没说就致电何键放人。何键真是歹毒之徒，竟以接电晚了为由，抢先杀害了杨开慧。他还先后救出了进步人士罗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频等人。
1932年的春天，蒋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长汪精卫又一次发出邀请。他却果断地复函，拒绝在联合政府中任职。他似乎走得太远了，又开始了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监狱备受虐待。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如蔡特金c罗曼罗兰等纷纷致电宋庆龄请求设法营救。他马上致电汪精卫，要求无论牛兰政治主张如何，政府也应该让法庭公开审判，并准许他自聘律师辩护。以后，当牛兰夫妇不服法庭判决，连续绝食达十四天之久，牛兰目渐失明，生命垂危之时，又是蔡元培与宋庆龄c杨杏佛具状担保，将他们接来上海就医，牛兰这才开始进食。最后当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外人士反对，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后，他们又向国民党中央请求给予特赦。
他真是走得太远了，一边还在为牛兰伸冤，一边又接到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电报：
“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刚因托派活动被开除的陈独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这位一生多难的老友，心里深为同情。两人虽同在上海，却一直未能谋面。但陈独秀不久前曾两次写信求助于他。一次是要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去函，保释一位叫郑超麟的人。何应钦很快给他回信，答应觅保出监就医。尽管后来没有放人，也算纸面上给过面子今年春天，陈独秀又写信要他为一位亲戚介绍工作。其实这人也是个托派分子，刚从狱中出来。因陈独秀不能找工作，想让他有了生活来源再接济自己。蔡元培真是费尽了力气，先后找了中山大学校长罗家伦，暨大校长沈鹏飞等人。后来几经周折，总算将这人弄进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编辑。所以这次听说陈独秀又出事后，他马上会同杨杏佛c林语堂c柳亚子等文化界名流，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宽释这位政治犯。蒋介石总算做了一次顺水人情，饶陈一命，将此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汪孟邹为了接济陈一些稿费，想重印独秀文存，特地赶来请蔡先生写篇序言。他欣然应允，很快就交了稿。他还派刘海粟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劝他要注意身体的锻炼。陈独秀感动地说：
“我每次遇难，都受到他的照顾。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
他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针对他和宋庆龄营救牛兰c陈独秀的行为，通电全国，发出严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个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教授许德珩等人。在蒋介石眼里，宋庆龄和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简直已成了他们眼皮下的赤色组织。他在江西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而他们居然又在上海公开营救起共党首领罗登贤c陈赓和廖承志。他终于恼羞成怒地动了杀机，戴笠的蓝衣社承担了这次暗杀任务。他们毕竟对蔡c宋还有所顾忌，于是决定先从杨杏佛开刀。
上海的亚尔培路331号是一幢漂亮的花园小洋房，杨杏佛自从与夫人离异后就单身住在这里。他平时喜欢在假日骑马郊游，并在大西路的马厩中养了两匹好马。6月18日的早晨是个星期天，他刚带上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乘坐敞篷汽车准备到大西路骑马出游，就遭到埋伏在马路两侧的四名杀手的袭击。他爱子心切，全身俯伏在杨小佛身上，结果连中三弹，当场气绝。小佛仅右腿中一弹，受了点轻伤。
杨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绝，入殓那天，大雨滂沱，狂风大作。一路上杀机四伏，谣传特务将在这一天暗杀民权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员，尤其是蔡元培和鲁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前去万国殡仪馆主持吊祭，致词时因悲痛泣不成声，直到下午4时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鲁迅的态度还要决绝，出门去送殓时，干脆钥匙都不带，以示不存幸还之决心。
杨杏佛走了，以冲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争取十八世纪的民权的泥泞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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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以在朝要人的声望从事在野的民权运动，其目的不是想唤醒当局，以民族利益解除党禁，停止内战，真正发动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虽然他平时最讨厌官场应酬，但是为了推动抗战国策，一次他刚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汪精卫宴请时，他竟在酒席上语重心长地劝说江尽快改变亲日的立场。他说：
“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了，我们的后辈也会抵抗，中国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他实在太激动了，一边说着，一边又老泪纵横起来。泪水就这样滴在西餐汤盘里，他浑然不觉地又和汤一起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感动，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如坐针毡，尴尬不堪起来。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日。正当红军发表通电，放弃“反蒋”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时，他在邹韬奋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声地赞扬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许出于对他一贯来的崇敬，出于自北大以来包括营救杨开慧义举的感谢，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了与这位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发动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启蒙先驱。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辟之风不能不令他愤怒，蒋介石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倡导尊孔读经，国民党又恢复了他主持大学院时明令废止的祀孔祭典。还给了孔子七十七代孙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历史又无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鲁迅当年深刻的预言。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又拖着疲乏衰弱的身体，领衔与陶行知。李公仆c陈望道c黄炎培等百余人，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还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会主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当他在台上从容而凛然地大声演讲时，门外的特务竟如临大敌，生怕他的声音会引发一场暴乱。
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
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
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
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他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议。他先后在1934年发表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两篇重要的自传体文章。还在夏天写下了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公开赞扬新文化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编辑赵家壁跑来约稿，说鲁迅c茅盾和郁达夫建议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资格书写总序时，他欣然答应，认为这是对当时的复古倒退思潮的一个有力反击。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岛，挥汗写下了长达二万多字的序文。当赵家壁从邮局收到挂号寄来的稿件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迟了几天，希望不要影响全书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话，却如灯火照亮了漫漫长夜：
“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c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我国历史c现代环境，督促我们，不得不有奔腾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中国一定会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当样书出来时，赵家壁最先送去给蔡先生看。先生抚摸着深蓝烫金布脊，配在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又鼓励这位年轻人，有可能应编比这更重要的翻译作品的结集，把它作为姐妹篇，那将是多美赵家壁是位有心人，又开始奋战了一年多，终于落实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十卷本的编辑计划。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见蔡先生，想请他写篇短序。当时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出院，医生规定每天办公一小时，绝对不能见客。当他请门房通报姓名后，一位秘书出来招呼，轻声地关照：“先生今天破例，谈话请以十分钟为限。”正在这时候，蔡先生已推门进来见他虽面容苍白，仍精神矍铄，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说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还一口答应撰写短序。正当先生谈兴正浓时，秘书已进门向他暗示。他知道不应过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辞。大约三天之后，先生就派人送来了一篇短序。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本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随着梁启超c章太炎的相继过世，他成了当时文化界惟一能领袖群伦的精神导师。但他毕竟垂垂老矣，而在这苦风凄雨的乱世里，要找他帮忙和关心的人和事也实在太多为了集中精力办好中央研究院，创建第一届评议会，他终于无奈地在七十寿辰前发表了一份启事，宣布辞去一切社会兼职，停止接受写作，停止介绍职业。虽然他也明知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他确实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累
当他的七十岁生日即将来临时，他的学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来。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但至今连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于对先生的敬重，发出了集款建屋祝寿的倡议，一下就得到各地几百位名流的响应。这则新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献寿函，令一些为富不仁者闻言失色。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岁
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
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c南京c上海c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
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
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c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
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
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蔡先生惶恐了，他从来只知道付出，而没有接受馈赠的习惯。他起先坚决不愿意，还说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但是经再三劝说，朋友们要他把这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奖励，他也只好勉强答应
虽然因为抗战的爆发，很快就淞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但在朋友为他举办的祝寿晚会上，当马君武代表大家致词，以普法战争时德国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岁以上建功立业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为老，领导同人努力救国时，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学”为例勉励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岁为上寿，八十岁为下寿，我今年正好七十岁，实谈不上寿。惟马先生要我不以为老，努力救国，我极愿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马相伯老人书写寿字立轴相赠，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献上了热情洋溢的长篇祝词。最令他感动的还是上海音专的学生们，用一曲敬祝蔡院长孑民先生千秋的诗朗诵，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也让他感叹得热泪盈眶。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博大的艺人和精明的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欣逢上寿，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实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总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这个世界上，令他遗憾和感伤的事实在太多1936年真是个悲哀的年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c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当他在秋天为鲁迅主持葬礼时，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种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应该说，鲁迅能认识先生真是一种幸运。尽管他可以对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对他从来只有情同手足的关怀，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辞去大学院院长后，鲁迅的特聘撰述员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发现后立即疏通关节，求人弥补上才放心而去。鲁迅的晚年怨敌实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当局和他的对手也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攻击。而先生就是这样顶着压力，怀着悲痛和愤怒，与宋庆龄一起为他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许多路去万国殡仪馆吊唁，还在出殡时亲自为他执绋。不但写下了“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的不朽挽联，还在葬礼上庄严地号召大家：“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日夜操劳。他终于在1938年的2月，历经千辛万苦，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c李四光c竺可帧c傅斯年c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们的先生终于要大休息在他临终前不久，他又经受了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打击。这位留洋回来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听说她死得很惨，断气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我们的先生实在太累了，终于在1940年3月3日早晨起床后去浴室时，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两天后，溘然长逝。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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