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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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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ide一l一gist这一个词让人联想起另一些已有定名的对各门科学的专家的称呼，如物理学家physicistsc化学家chests或生物学家bi一l一－gists。ide一l一gue一词产生的时间稍晚，它是针对德特拉西的建议的诋毁者首先是拿破仑，其次如夏多勃里昂所发明的含有贬义和讽刺义的名词。然而，在由国立研究院提出并详细规划的这种新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和不同寻常的地方并非在于对它的界定，而在于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唯一的一门科学，换言之，不在于这一建议所提出的内容，而在于它所消除的或取而代之的东西。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的唯一的科学；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基于同样的理由，社会被认为就是思想的产物和思想的交往活动，研究思想，就是了解应该了解的一切，也就是说，了解对于所有那些把社会看作是行为的客观对象的人来说的具有实践意义的一切事物数十年后，奥古斯特孔德公开提出，为纠正这一名词的派性色彩而以“社会学”一名取而代之，然而，他所描述的这一门新学科的情景，与德斯蒂特德特拉西率先提出的这门学科的内容，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恐怕没有比这句话更有名的了。无论是那些崇拜马克思的人，还是那些诋毁他的人，都把这句话看作是马克思的激进主义和他的独特性的典型表现；在20世纪的学术壁垒中，马克思的这句格言听起来有些异样，不合时宜，对那些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在整个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固定角色的职业工作者来说其中的大部分人看不出有对这种分工体系进行质疑和重新讨论的必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一个挑战。无论是那些学科壁垒的维护者，还是那些怀疑并希望推倒这些壁垒的人，都过于匆忙地赞同或批评包含在这一格言中的要义，而对于这一句子本身在被用于描绘马克思的那些前辈们时是如此地恰如其分这一现象，则未及深思。这一疏忽令人惋惜，因为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虑一下马克思提出的批评或他的要求，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马克思的建议不过是启蒙运动对哲学及其使命的普遍看法的迟来的重新表达而已。马克思的这一句子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批评，如果它写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在此限度内，可以说它是正确的；然而，在孔多塞c卡巴尼斯c德斯蒂特德特拉西及国立研究院之后再写这样的话c显然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这句话的第二部分的思想，也很难说是原创的。如果比马克思早一个世纪的那些哲学家不是在思考着改造世界的方法，不是冒失地摆弄着他们的社会蓝图的实践应用，他们还在做什么呢在这句话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只是表达了这些哲学家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太显而易见，太无可非议，以至于不需要特地去明确地阐明它。

  事实上，那些国立研究院的哲学家们所做的一切，充满了要求重建一切的狂热，其所重建的内容包括：个人，个人的需要cc思想c行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为交往而设的法律架构，法律和社会之基础。在选择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的问题的时候，其原则或者说，唯一公认的原则是有益于产生c促进和实现变革的。用舒茨安的话来讲，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当，仅仅取决于它的动机是否适当，也就是说，是否出于为了社会变革的目的。

  沉思哲学决不符合这一原则的要求。国立研究院所宣扬的和实践的那种哲学，完全是一种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推翻了专业化教育所设置的一切壁垒。罗德雷，拿破仑的教育和文化部长，曾经如此形容他的哲学证书：“哲学已经不再是存在于哲人的书本上的东西它在瞬间获得了解放，如同太阳驱散了乌云，刹那间光芒散遍全球；光明君临所有的人，映照在大多数的社会制度中，洋溢于所有人的气息中。”听到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学院哲学家的心里都会充满忧惧。这是一种行动哲学观，一种能动的哲学，一种作为权力的哲学，它改变它所接触的一切事物。埃翁斯曾经把这样的一种哲学纲领，与维特根斯坦的那种听天由命的论述区别开来，后者曾说：“哲学对任何事物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德斯蒂特德特拉西恐怕不太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意识形态的研究如其所愿的展开，“我们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们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关于思想和关于行为拿给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如同物理学与化学，意识形态也应是征服其对象的一种工具。“了解它，是为了征服它”，这种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他们觉得无可厚非，意识形态专家关注的领域是社会及其成员，他们并不急于强调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德特拉西在为意识形态学基础elents

  dide一l一gie一书所写的纲要中，提出要对这样的一些对象进行全面的观察：野蛮人，僻远乡村的乡民，孩子，动物这些被普遍认为无法相信其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自然物，要依靠系统的观察，对他们进行教化c驯化c军事操练或日常训练，此书意在为行动哲学提供一套理论基础。在正文中，他求助于皮内尔的权威见解，后者“证明，治疗精神错乱者的艺术，与控制c引导平民百姓的舆论的艺术决无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中，其要点都在于如何塑造他们的习性”。在意识形态专家的眼里，社会及其成员首先是目的性行为的客体对象，是应予研究的原材料，就像那些打算用于建造构想中的规划的资源。为了建造之顺利进行，对于资源之固有品质，资源之构成，资源之弹性，其耐久性，等等，都必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孔多塞为梦寐以求的最终的人类社会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画像“如几何学图形那样整齐匀称的宏大结构”，在这里，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恒常的c已精心安排的缘由，在这里没有神秘性，偶然性与意外也没有它们的位置。卡巴尼斯认为在以人的行动为对象的实践问题与以人的精神行动为对象的实践问题之间并无性质的差异：

  医学与道德，是同一科学的不同的分支这一科学就是人的科学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思想c情操c激情c德性c恶习，这样的一些精神活动，及身体的健康与否，或源于的感觉器官，或源于决定这些感觉的器官通过研究在与道德状况之间的固定不变的关系，就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快乐，使他们的良好判断转变成习性，道德感转变为必需；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的能力并引导他们走向进步，走向永无止境的完美之境。

  在卡巴尼斯看来，医学对于一切未来的教育而言，是一种典范和启示教育学家应严格遵循医学所发展出来的那种模式，对人类精神和施加影响。

  与革命前的lesphil一phes相比，在通向国立研究院及其意识形态纲领的过程中，已发生了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les

  phil一phes选择了国家的立法权，作为他们进行les

  eres的对象。应该被启蒙的是君主c独裁者和立法者；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则应通过根据理性法则重新制定的社会条件，使他们受到间接的影响。les

  phil一phes奠定并发展了那种把知识之光直接地带给全体国民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在他们所设计的美好社会中，从未合法地占据一席之地。教育活动如les

  eres所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那些立法者以及管理社会和人际交往的行政人员。然而在大多数意识形态专家看来，教育的概念进入了意识形态方案的最核心部分，这里并不是没有国家的怂恿与推动的影响，此时的国家看来已无所不能，它调控着当然是根据意识形态专家所制定的规范无限量的资源。在对美好社会的总体设计中，臣民依然被谨慎地区别对待，为这一既定群体所指定的，仍然是一种接受施舍的社会地位，因此，实际上还是严重的不平等例如，德特拉西就坚决主张，之所以要对劳动阶级进行教育，“不是为了使他们有良好的发展，也不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参与微妙深奥的讨论，而是为了使他们有一副正常的头脑”。但是，通过展示意识形态专家自己的科学c意识形态和专门技能这些东西建立在一种新的，但无疑是“第一”科学的基础之上，以此证明其独特地位之合法性，在肩负着创造并维持一个“美好社会”，并使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从世俗的国家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向专业的理性之代言人的角色的转化过程中，处于意识形态方案之核心地位的作为一种整体的教育依然表明它是最重要的。无论这种术语的调整和重点的转变是如何细微，甚至难以觉察，在理想化叙述中的权力均衡点之偏移，决不能忽视。坦率地说，这些立法者顾问的后代，现在企图夺得立法权，由自己直接来立法。意识形态方案是一个宣言，它宣称：管理一个文明c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随着意识形态这一门新兴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新一代的哲学家不再讨论作为一种全能的自然法则的理性，自由c平等和博爱也不再被当作理性法则被论说，这种法则，由于法律的进步，每一个社会迟早都会奉行。往昔的事物之自然秩序的法则和倾向，现在都成了专家们的科学活动和专业工作的产品，这些专家辛勤耕耘着人类的灵魂与的园地。不过几年之后，在1822年，奥古斯特孔德，一位最具创新精神的意识形态专家，试图明确地阐明，想象力已无用武之地了：

  神圣领域的混乱状态先于并导致了世俗领域的混乱状态。我们时代的社会弊病，更多地是由前者所造成的应该开展的工作性质本身充分地显示了执行这些工作的任务必然落到这个阶层身上。由于这些工作是理论性质的，显然，那些声称旨在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人，换言之，那些从事于观察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唯一有能力和有足够的知识修养来满足必要条件的人。显而易见的是，除非把工作托付给我们所能支配的最强大的知识力量，托付给追求某种理论的学者这种理论具有可以被普遍认可之优越性，否则便是悖理的。

  这些主张代表了“社会学”的立场。德斯蒂特德特拉西曾经给科学起名为“意识形态”，而“社会学”则是给科学所起的新名。名字变了，但雄心仍在而它与权力话语之与生俱来的联系，不如说比以前表达得更直截了当c清楚明白，而不再含蓄暧昧。

  在一段时间中，拿破仑始终与意识形态专家们眉来眼去，相处和睦，他大量任用那些德高望重而又直言不讳的成员，尽管只是将他们安排在一些仪式性的c荣誉性的位置上，如担任参议员c元老，但最后，他终于向他们的那些意识形态方案中固有的权力修辞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埃米特肯尼迪在解释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热情何以会逐渐冷淡下来时，认为在他的权威主义与意识形态专家对共和理想的献身之间，出现了矛盾。然而，联盟在本质上的暂时性，似乎早已是预先注定的了，权力所具有的野心，使它逃脱不了与意识形态的那种理想，与意识形态专家的社会功能的理想纠缠在一起的命运，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理想，导致这一理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与国家权力发生公开的冲突只要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使它表现得更加明确，足以让国家统治者也能理解时。在拿破仑看来，意识形态专家逐渐成为了与他争夺国家权力的对手，此时此刻，他们成为了与之竞争的政治力量的缩影他们对于如何管理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无怪乎拿破仑指责意识形态专家们，要他们为在1812年12月夭折了的马莱的密谋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们必须让那些弊病来为此承担责任，这些弊病就是：我们美丽的法兰西遭受着意识形态的危害，遭受着明暗的形而上学的危害，后者不是使那些深入人心的法律，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为法国服务，而是去探察第一因，以建立起民众立法的基础。他们的这些错误不可避免地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导致了嗜血者的统治。是谁曾经宣扬公民有义务举行起义这一原则呢是谁教育民众并且说什么主权在民，尽管民众没有能力来运行这样的国家是谁宣扬说法律不是体现了神圣的正义原则，万物的本质，公民的正义，而不过是对公民事务c行政管理c政治军事规律一无所知的c组成了立法机构的那些人自己的意志，从而毁坏了对法律的尊重并且破坏了法律的神圣性

  在如此众多的至关重要的现代的新趋势中，拿破仑还是抓住了一些基本的要素和条件，这些要素与条件是与在这一新时代中的一种最显见的c最持久的冲突有关：即，发生于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与政治的实践者之间的冲突。这是与“社会规律”的知识有关的权力资格和有关于“公民事务c行政管理c政治军事”经验的权力资格之间的冲突，这是作为知识分子之武器的“第一因”与政治家们作为赢得支持的战斗口号的“原则的神圣性”之间的冲突。一旦我们拨开那些宣传语言和标语口号，那么，在针尖对麦芒式的声讨声中，我们一眼便可看透这其实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它们为争夺管理社会的权力而相互竞争，它们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不可化解的，而它们也无法明确提出他们各自的要求，以超越那种在社会秩序原则和概念层面上的争斗的方式。

  拿破仑所洞察的另一方面值得顺便提一下。随着专家与实践者之间发生对抗，紧接着便重新爆发了关于“嗜血者统治”的论争。在专家与现实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将一而再c再而三地表现为后面的那种论争，其一方是那些认为自己“具有丰富知识的”人，他们毫无顾忌地强行向被统治的民众灌输他们的理想，另一方是那些生来就是实用主义者的政治家，他们知道，前进得太快的话，“民众”就跟不上来，在他们看来，“可能的艺术”比任何僵化的理论更重要。在拿破仑与意识形态专家们的争吵之后的至少一个世纪里，争辩的双方均严肃地探讨了这场冲突的性质。以意识形态专家的后裔为一方，以国家统治者为另一方，双方终于携起手来，他们认为，考虑到权力手段是不稳定的c未经检验的，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那么，法律及其承担者的威望，政治口号的感召力，韦伯称作“合法性”的服从于国家的意愿正是在韦伯的时代，这一意愿开始丧失了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关联，便成为了国家的绝对必要的支柱。只要争论双方都相信，另一个难解的抽象的问题“合法性的源泉”，既是统治实践所需的专门技能，又是衡量统治者合法资格的标准，那么这一问题就依然处在权力冲突的核心。这一难题，无论是在实践层面上，还是在理论层面上，永远是不可解的。只是随着现代国家对自己的控制c监督c归类c区别对待的技能，以及其他的现代官僚行政手段，具有了愈来愈强的自信，这一个问题才失去了它的意义。由于丧失了与实际政治事务的所有联系，这一个难题成为了哲学家的私人财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ide一l一gy中，对由国立研究院构思并发展起来的科学概念的原初含义，进行了讽刺挖苦和猛烈抨击。指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学说是法国意识形态专家的德意志哲学版，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使他们名誉扫地并使他们丧失任何可能提出的权威要求的一种特殊的方式。通过“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准确地把握了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们的意图，后者发展并宣扬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论的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号召哲学家们去“把民众从幻想c观念c教条和虚构的事物等这样一些束缚他们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它从社会现实是由思想构成的这一观念出发，反对一些思想，助长另一些思想，创造出更多的思想，它认为人类因错误的思想而遭受苦难，因正确的思想而获得最终的拯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正是哲学观念论，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念论搅乱了人类对情境的正确判断，使得人类对自己行动的真正源泉迷惑不清，并且，它使哲学游离于其真正的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普遍承认并相信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第一性的马克思反对从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出发，来推导出一种社会理论，他要求将社会研究定位在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层面上。

  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于观念论的批判，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短视后曼海姆学派在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大胆的探索之后所形成的，而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经过20世纪的脱胎换骨并重新界定之后，重新付诸使用，对于它的使用的合法性的批判，同样是一种对于观念论的批判，忽视这一点，也是一种集体性的短视。然而，当代的大多数评论者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不管是以一种萌芽形态出现的，还是以一种成熟形态出现的，当前普遍地把这种理论理解为一种引导人类行动的观念体系，也就是说，是一种马克思明确拒绝予以认真对待的东西。无法或不愿意读出马克思所表达的真实涵义，这在本质上是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在它的生命的第二阶段里的嬗变的一把极佳钥匙；间接地，也是理解那些藏在这一概念的语义圈后面的使用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集体性实践的变迁的一个极好的入门。

  后曼海姆学派的新的意识形态概念，意味着对德斯蒂特德特拉西及其同时代人所运用的旧的意识形态概念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理论的默认。在表面上的语义断裂的背后，两者的话语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事实上，正是这种连续性，使得新的意识形态含义的阐发得以可能。从根本上看，新概念的吸引力和作用依赖于如下的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把思想描述成人类行动的动机；它把信仰表述为社会整合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要素；它承认“合法性”可以从理智上予以明确表述的统治者何以有权利进行统治是一种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要素，后者使平民百姓服从于权力，并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它主张权力之权力就在于能够操纵观念和信念的产生；它把对于观念的操纵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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