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章

  。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数千人，经济损失巨大。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了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首先，启动城市化建设。朱基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间，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其次，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xìng。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创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最后，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复苏的“三驾马车”。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在朱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国务院还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然而，这些试图绕开产权清晰而展开的种种放权xìng措施，都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朱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认定国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十万计的“亲生儿子”，必须有所放弃。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所谓抓大，就是模仿日韩的大公司模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实业-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使之迅速壮大。1996年，中央政府对1000户重点企业中的300家明确了各种信贷扶持政策。同时，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yào、北大方正、长虹这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企业”之列，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

  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支柱产业中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此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写“万言书”控诉朱基是国有经济的“败家子”。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战略忽然终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曾排名世界500强第28位的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逐渐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xìng领域中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谓战略xìng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xìng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zhà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拟订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朱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12年没有bào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的经济奇迹，CPI（消费物价指数）长期低于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别为-0.6%、-1.3%、0.8%和0.7%）。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赢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均发生了戏剧xìng的重大转变。

  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xìng转型。

  随着公路jiāo通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进而刺激了对上游产业的大规模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

  与能源产业投资热的迅猛升温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国有企业集团正策略xìng地向产业上游领域“退缩”，它们因此成为了此轮投资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朱基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信等传统垄断xìng产业，这些“中央队”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

  在产业的中下游，由民营企业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及机械、电子制造产业则成了外贸政策放松的获益者，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的中小企业纷纷转战国际市场，制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Made in China”对全球的制造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则带来三个重大效应。

  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2005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1.44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5500亿元，约为1/3，到2012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到2.6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加上1.8万亿元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与中央分享），地方政府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

  全国审批建筑用地走势图（图片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

  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到2001年，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100位的富豪中，有六成来自地产业，其后十余年这一比例从未下降过，这当然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非常沮丧。在美国历史上，尽管也有地产暴涨的时期，但在名列全美前100位的富豪中，地产商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5%。

  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xìng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农民、城市低收入阶层以及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这轮财富暴涨期中几无所得，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将未来的20年乃至30年生命“透支”于一套房子。

  上述演变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轨迹，构筑出21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也赫然变形。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朱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事实上，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更准确地说，朱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基而争论不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xìng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xìng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正陷入这样的制度惯xìng之中，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间势力制衡的中央集权日渐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与自由资本构成竞争和压抑后者的格局，尤为独特的是，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

  200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六大”，大会报告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由此可见，在内需和外贸两头旺盛的景象下，高效率的集约化改造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可是，十年之后来看，这条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原因正在于：第一，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第二，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xìng，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xìng。

  民营资本遭受排挤的景象，从2003年年底就开始出现了。当时，面对发生在能源领域的投资热潮，国务院下达《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并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8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其中遭到高调处理的是江苏常州的铁本钢铁公司，温家宝总理亲自飞抵苏州督战，九个部委组成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认定了“越权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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