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章
、化学、动植物、矿物诸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借此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致力于提倡科学教育事业。
伧父1904 年应邀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1911 年开始兼任创刊于1904 年的《东方杂志》，接手后，一改文摘作风，扩大版面，刊载论文、译文，销量大增。他本人也在上面宣传自己的渐进改革观念，后引来陈独秀的抨击，1920 年辞去主编兼职，专心理化部主任职，从此封笔。1933 年病逝。
《东方杂志》两篇文章登出后，不想却被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抓住，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列出十六条，条分缕析，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夫孔子之lún理如何，德国人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否？敢问。”
又有大帽子一顶——说他们“谋叛共和国”——直戴过去，颇能诛其心意。
一阵猛烈抨击后，陈独秀提出挑战：
“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
看陈独秀的语气，大有一种纵qiāng上马，拍马叫阵。要与人单打独斗的架势。
开始了一场以辜鸿铭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辜鸿铭却不置一辞，站在看台上。
不久，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就陈独秀的质问。列举十条，加以反驳，就中西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评说，强调借传统lún理精神来抚慰人心，但这大概也只是杜亚泉的一厢情愿。
陈独秀立即加以反驳，1919 年2 月15 日，《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文章—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动摇也。……《东方》记者……，赐以指教。幸甚，感甚。……盖以《东方》记者既不认与辜鸿铭为同志。自认非反对立宪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与此冲突之言论；则记者质问当时之根本疑虑，涣然冰释，欣慰为何如乎？
惟记者愚味，对于《东方》记者之解答，尚有不尽明嘹之处；倘不弃迂笨，对于下列所言，再赐以答。”
接着对杜亚泉文十条逐一分析反驳，强调乃臣反复强调：“辜鸿铭主张君臣礼教”，指出强调传统lún理道德，即有主张君权之嫌疑，主张君权者，即反对民主共和，从而大加批驳。
两个回合下来，五四前夜提倡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而树立起来的激进形象，陈独秀和他的阵地《新青年》，明显占了讨论的上风。在当时的大中学生中，陈独秀及《新青年》的评点早已是一种风向标。这种争吵已变成了人生态度的争吵，是太富于伤害xìng了。想当年伏尔泰为政府迫害卢梭鸣不平时，大声疾呼：“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他说这种话的权利。”
然而毕竟他与卢梭有了令人难以愈合的冲突。此时的杜亚泉本想克服人心迷乱、重塑传统的价值源头，却成了一腔幻想。对于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此时正是大力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展开批判传统文化的战斗，认为“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
事情有的结局总令人有些悲观，正如这时一位美国作家所说：“我们美国人认为，由人民选举的政府意味着自由和公正。这一点未必是真的。民主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首领，而每一个首领都比欧洲一般的一个单独的君主更为浪费。”
是的，特别是中国这样没有共和主义基础的共和政体最终是难以成功的．当时握着qiāng杆子和印把子的北洋诸公就很会利用民意，他们才不吃那一套。最大的悲哀也许不在予以什么主义。而在于什么佯的方式指挥qiāng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盖印戳子，很多年以后máo zé dōng就特别强调：党指挥qiāng。把中国从军阀的泥淖中拔了出来。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lún等主办的《新潮》，很快对出版《东方杂志》的商务印书馆发出指责，说是商务由支持西化向鼓吹国粹的立场倒退。在巨大的压力下，毕竟杜亚泉显得不合潮流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等虽然与杜亚泉在思想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也不得不考虑顺应潮流，改变《东方杂志》的形象，故劝杜亚泉保持沉默，以保住他们最大的读者市场。
这场以辜鸿铭为靶子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最后草草收场，其间是非恩怨、种种得失，至今思之．感慨系之。辜鸿铭的尊从古代先贤圣哲，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有些人不辨精华糟粕，甚至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当时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作靶子是必然的事。
1919 年3 月，辜鸿铭又卷入了是非圈中。五四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引来了一帮主张传统复古的自命正统人物的攻击，一时对北京大学的谣言四起，谩骂和攻击接踵而至。在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进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
1919 年2 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小说的形式，攻击北大新派人物，最后借助一个伟丈夫，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三月十八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大毁弃lún常，捏造北大妄想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写白话文．尽废古书，认为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写完之后，得意地缀上一句：“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
在如此挑衅面前，蔡元培不好再沉默了，当即于三月十八日这一天，写了封《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发表，对林纾的污蔑和攻击一一加以驳斥，同时指出自己的两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颇负时望的蔡元培继陈独秀之后，再一次给辜鸿铭贴上复辟论者的标签。
蔡元培毕竟要谦和得多，他只是把辜鸿铭归结为复辟论者，却没有否认辜鸿铭教学之水平。这大约也是蔡元培不同于时俗之处吧？最后林琴南又作了一次反攻，但是，他的持论显然是谬误百出，不攻自破了。不过这一阵攻击，却带给了辜鸿铭一顶加厚一层的复辟论者帽子。
1919 年8 月，紧接着飞来的这一顶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人物胡适奉送的帽子。胡适在《每周评论》上登出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 年至1917 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1917 年第一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推波助澜，认为此文可以点燃文学革命之火，从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鲁迅等纷纷投身其中。鲁迅就从此开始写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和杂文的历程。胡194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 年赴美，后到台湾，1962 年病逝。
辜鸿铭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站在一边，不置一辞。唯对于文学革命中倡导的新文学大为不满，认为新文学使人的道德萎缩，是真正的死文学。1919 年7
月12 日，蔡元培辞职风波后，辜鸿铭在一片“复辟论者”的大帽中，好整以暇，身套油光闪亮的长袍马褂，拖着五彩辫子，冷眼旁观之余，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用英文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一文，指斥新文化运动诸君主张，称：“……所谓死文学，应指笨拙、无生气活泼的语文，不能表达生动力量的意思。而中国经典绝不符合这个定义。中国经典的文字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文字一样，比现在所流行的通俗英语要高贵华丽，和市井白话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典之典雅华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又其能负传道责任，怎可能是死文字？文学革命者倡导的文学只会使人道德萎缩，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而且他说：“……最通俗的语言也可以是最好的语言！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反而比烤火鸡消耗得多。然而我们能够只因为烤火鸡较少，硬说烤火鸡的营养价值和美味比果酱面包来得差，并且认为人人都只该吃果酱面包吗？”
紧接着八月十六日，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反驳新派攻击文言文难学造成中国众多文盲的观点，他竟然认为这些留学生能够在国内愉快生活，“应该为我们四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是文盲之事实，在每天生活中应该感谢神。”他尖刻地写道：“试想，如果中国四亿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变成为知识分子之结果——如像北京的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游民、流氓等全部都变成知识分子，并且和北京各大学学生一样参与政治，那将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据说已有五千件电报拍往巴黎讨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们，如果四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变为知识分子，并且也都和留学生一样表现爱国狂，那就请计算一下拍发的电报件数和所耗费的金钱吧。”
辜鸿铭的这番书生之见又执拗地露头了。他永远也搞不懂，那帮治国的军事专家们能够称心如意地卖国，早已激起了一班爱国青年的不满，他们当然要以自己的赤诚在军阀们卖国的油锅中投下几只苍蝇，让他们卖得穷形尽相毫无遮蔽，让帝国主义者吃不下这锅加了苍蝇的大菜……
胡适的文章发表这天，恰巧是星期天。胡适到北京西车站一位朋友家拜访，同到附近一家饭馆吃饭，碰巧辜鸿铭也正和七八个朋友在这家饭馆吃饭，正在高谈阔论。胡适一眼看到辜鸿铭，真是说曹cāo，曹cāo就到，胡适立刻把身上带的一分《每周评论》递过去，送到辜鸿铭的手上，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这段话写得如何罢，更何况的正是风趣尖刻、轶闻不断的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接过报纸，略略一看，便调过头对胡适说：“胡先生，你这段记事不确切。让我告诉你我辫子的故事吧。想当初，我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临行时，父亲嘱咐我：‘现在我完全把你jiāo给布朗先生了，你什么事都要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你要记住：第一，你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我到苏格兰后，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日，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在我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却总想着父亲的教训，忍受着侮辱，始终不敢剪辫子。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到lún敦去办事，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为了讨好她，便鼓起勇气对她说：‘你要肯赏收，我就剪了送你。’她笑了，我就拿过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这就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是从来没有不拜的。座中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什么时候没有拜万寿牌呢？”
胡适本来就是听别人说的辜鸿铭的事情，现在他不愠不火的自道家门，自己确是搞错了，便对辜鸿铭说：
“对不起，看来是我弄错了，我向你道歉。”
说完后胡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远远看见辜鸿铭把那份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待吃完饭后，胡适因为只带了这份报纸。便走过去问他讨回那张报纸。
辜鸿铭却站了起来，把那张报纸折成几叠，往兜里这么一chā，也许受了同座几位的怂恿，正色说：
“胡先生，你在报上诽谤了我，你得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如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胡适却忍不住笑了：
“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同我开玩笑，还是恐吓我？要是恐吓我，那么请你去告状，我要等到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说起来辜鸿铭对胡适颇有微辞，当初胡适到北大任教，讲授哲学，辜鸿铭就曾对人评点胡适，说：
“满口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况且，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这次冲突约半年多以后，两人再次相遇，胡适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
“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啊！”
陈独秀已经给辜鸿铭贴了君主论者的标签。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帅，决定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好恶。接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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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两篇文章登出后，不想却被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抓住，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列出十六条，条分缕析，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夫孔子之lún理如何，德国人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否？敢问。”
又有大帽子一顶——说他们“谋叛共和国”——直戴过去，颇能诛其心意。
一阵猛烈抨击后，陈独秀提出挑战：
“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
看陈独秀的语气，大有一种纵qiāng上马，拍马叫阵。要与人单打独斗的架势。
开始了一场以辜鸿铭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辜鸿铭却不置一辞，站在看台上。
不久，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就陈独秀的质问。列举十条，加以反驳，就中西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评说，强调借传统lún理精神来抚慰人心，但这大概也只是杜亚泉的一厢情愿。
陈独秀立即加以反驳，1919 年2 月15 日，《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文章—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动摇也。……《东方》记者……，赐以指教。幸甚，感甚。……盖以《东方》记者既不认与辜鸿铭为同志。自认非反对立宪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与此冲突之言论；则记者质问当时之根本疑虑，涣然冰释，欣慰为何如乎？
惟记者愚味，对于《东方》记者之解答，尚有不尽明嘹之处；倘不弃迂笨，对于下列所言，再赐以答。”
接着对杜亚泉文十条逐一分析反驳，强调乃臣反复强调：“辜鸿铭主张君臣礼教”，指出强调传统lún理道德，即有主张君权之嫌疑，主张君权者，即反对民主共和，从而大加批驳。
两个回合下来，五四前夜提倡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而树立起来的激进形象，陈独秀和他的阵地《新青年》，明显占了讨论的上风。在当时的大中学生中，陈独秀及《新青年》的评点早已是一种风向标。这种争吵已变成了人生态度的争吵，是太富于伤害xìng了。想当年伏尔泰为政府迫害卢梭鸣不平时，大声疾呼：“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他说这种话的权利。”
然而毕竟他与卢梭有了令人难以愈合的冲突。此时的杜亚泉本想克服人心迷乱、重塑传统的价值源头，却成了一腔幻想。对于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此时正是大力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展开批判传统文化的战斗，认为“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
事情有的结局总令人有些悲观，正如这时一位美国作家所说：“我们美国人认为，由人民选举的政府意味着自由和公正。这一点未必是真的。民主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首领，而每一个首领都比欧洲一般的一个单独的君主更为浪费。”
是的，特别是中国这样没有共和主义基础的共和政体最终是难以成功的．当时握着qiāng杆子和印把子的北洋诸公就很会利用民意，他们才不吃那一套。最大的悲哀也许不在予以什么主义。而在于什么佯的方式指挥qiāng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盖印戳子，很多年以后máo zé dōng就特别强调：党指挥qiāng。把中国从军阀的泥淖中拔了出来。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lún等主办的《新潮》，很快对出版《东方杂志》的商务印书馆发出指责，说是商务由支持西化向鼓吹国粹的立场倒退。在巨大的压力下，毕竟杜亚泉显得不合潮流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等虽然与杜亚泉在思想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也不得不考虑顺应潮流，改变《东方杂志》的形象，故劝杜亚泉保持沉默，以保住他们最大的读者市场。
这场以辜鸿铭为靶子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最后草草收场，其间是非恩怨、种种得失，至今思之．感慨系之。辜鸿铭的尊从古代先贤圣哲，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有些人不辨精华糟粕，甚至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当时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作靶子是必然的事。
1919 年3 月，辜鸿铭又卷入了是非圈中。五四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引来了一帮主张传统复古的自命正统人物的攻击，一时对北京大学的谣言四起，谩骂和攻击接踵而至。在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进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
1919 年2 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小说的形式，攻击北大新派人物，最后借助一个伟丈夫，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三月十八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大毁弃lún常，捏造北大妄想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写白话文．尽废古书，认为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写完之后，得意地缀上一句：“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
在如此挑衅面前，蔡元培不好再沉默了，当即于三月十八日这一天，写了封《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发表，对林纾的污蔑和攻击一一加以驳斥，同时指出自己的两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颇负时望的蔡元培继陈独秀之后，再一次给辜鸿铭贴上复辟论者的标签。
蔡元培毕竟要谦和得多，他只是把辜鸿铭归结为复辟论者，却没有否认辜鸿铭教学之水平。这大约也是蔡元培不同于时俗之处吧？最后林琴南又作了一次反攻，但是，他的持论显然是谬误百出，不攻自破了。不过这一阵攻击，却带给了辜鸿铭一顶加厚一层的复辟论者帽子。
1919 年8 月，紧接着飞来的这一顶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人物胡适奉送的帽子。胡适在《每周评论》上登出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 年至1917 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1917 年第一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推波助澜，认为此文可以点燃文学革命之火，从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鲁迅等纷纷投身其中。鲁迅就从此开始写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和杂文的历程。胡194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 年赴美，后到台湾，1962 年病逝。
辜鸿铭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站在一边，不置一辞。唯对于文学革命中倡导的新文学大为不满，认为新文学使人的道德萎缩，是真正的死文学。1919 年7
月12 日，蔡元培辞职风波后，辜鸿铭在一片“复辟论者”的大帽中，好整以暇，身套油光闪亮的长袍马褂，拖着五彩辫子，冷眼旁观之余，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用英文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一文，指斥新文化运动诸君主张，称：“……所谓死文学，应指笨拙、无生气活泼的语文，不能表达生动力量的意思。而中国经典绝不符合这个定义。中国经典的文字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文字一样，比现在所流行的通俗英语要高贵华丽，和市井白话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典之典雅华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又其能负传道责任，怎可能是死文字？文学革命者倡导的文学只会使人道德萎缩，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而且他说：“……最通俗的语言也可以是最好的语言！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反而比烤火鸡消耗得多。然而我们能够只因为烤火鸡较少，硬说烤火鸡的营养价值和美味比果酱面包来得差，并且认为人人都只该吃果酱面包吗？”
紧接着八月十六日，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反驳新派攻击文言文难学造成中国众多文盲的观点，他竟然认为这些留学生能够在国内愉快生活，“应该为我们四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是文盲之事实，在每天生活中应该感谢神。”他尖刻地写道：“试想，如果中国四亿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变成为知识分子之结果——如像北京的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游民、流氓等全部都变成知识分子，并且和北京各大学学生一样参与政治，那将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据说已有五千件电报拍往巴黎讨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们，如果四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变为知识分子，并且也都和留学生一样表现爱国狂，那就请计算一下拍发的电报件数和所耗费的金钱吧。”
辜鸿铭的这番书生之见又执拗地露头了。他永远也搞不懂，那帮治国的军事专家们能够称心如意地卖国，早已激起了一班爱国青年的不满，他们当然要以自己的赤诚在军阀们卖国的油锅中投下几只苍蝇，让他们卖得穷形尽相毫无遮蔽，让帝国主义者吃不下这锅加了苍蝇的大菜……
胡适的文章发表这天，恰巧是星期天。胡适到北京西车站一位朋友家拜访，同到附近一家饭馆吃饭，碰巧辜鸿铭也正和七八个朋友在这家饭馆吃饭，正在高谈阔论。胡适一眼看到辜鸿铭，真是说曹cāo，曹cāo就到，胡适立刻把身上带的一分《每周评论》递过去，送到辜鸿铭的手上，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这段话写得如何罢，更何况的正是风趣尖刻、轶闻不断的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接过报纸，略略一看，便调过头对胡适说：“胡先生，你这段记事不确切。让我告诉你我辫子的故事吧。想当初，我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临行时，父亲嘱咐我：‘现在我完全把你jiāo给布朗先生了，你什么事都要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你要记住：第一，你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我到苏格兰后，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日，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在我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却总想着父亲的教训，忍受着侮辱，始终不敢剪辫子。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到lún敦去办事，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为了讨好她，便鼓起勇气对她说：‘你要肯赏收，我就剪了送你。’她笑了，我就拿过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这就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是从来没有不拜的。座中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什么时候没有拜万寿牌呢？”
胡适本来就是听别人说的辜鸿铭的事情，现在他不愠不火的自道家门，自己确是搞错了，便对辜鸿铭说：
“对不起，看来是我弄错了，我向你道歉。”
说完后胡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远远看见辜鸿铭把那份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待吃完饭后，胡适因为只带了这份报纸。便走过去问他讨回那张报纸。
辜鸿铭却站了起来，把那张报纸折成几叠，往兜里这么一chā，也许受了同座几位的怂恿，正色说：
“胡先生，你在报上诽谤了我，你得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如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胡适却忍不住笑了：
“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同我开玩笑，还是恐吓我？要是恐吓我，那么请你去告状，我要等到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说起来辜鸿铭对胡适颇有微辞，当初胡适到北大任教，讲授哲学，辜鸿铭就曾对人评点胡适，说：
“满口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况且，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这次冲突约半年多以后，两人再次相遇，胡适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
“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啊！”
陈独秀已经给辜鸿铭贴了君主论者的标签。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帅，决定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好恶。接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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