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9 章
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还提出了由五国共管的主张。这个主张受到日本的反对，也无益于中国。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①。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②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yóu xing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yóu xing队伍想进入东jiāo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jiāo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jiāo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①。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yóu xing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yóu xing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xìng的学生团体"②。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然杂陈于青年面前。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跃。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社团组织。其中有出版《国民杂志》的国民社（上述的学生救国会的成员所组织），出版《新潮杂志》的新潮社，在城乡居民中进行通俗爱国宣传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一些由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的社团。这些社团是五四yóu xing示威中的骨干，天安门前的集会yóu xing和赵家楼的示威虽然带有群众自发xìng，但是整个行动比较有组织，而且在这一天行动以后能够坚持下去，就因为有这些社团的原故。这些社团和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他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外，还和许多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参加了学联会的工作，并且组织学校教职员支持学生的运动。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yóu xing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xìng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渡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dàng。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五四”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仅仅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之多。这些社团和刊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除了明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也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议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议论马克思主义。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guó mín dǎng党员的信上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①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众起了先锋作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卷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特出的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二年，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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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周评论》的这篇发刊词署名“只眼”，即陈独秀。
② 见《每周评论》第二十期的《随感录》，也是陈独秀写的。
① 章宗祥在“五四”时任北京政府驻日本公使。陆宗舆也曾任驻日本公使，“五四”时是币制局总裁，又是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的总裁。
② 许德珩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在北京》。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211。
① 《关于五四运动》。《孙中山选集》，页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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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①。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②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yóu xing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yóu xing队伍想进入东jiāo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jiāo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jiāo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①。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yóu xing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yóu xing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xìng的学生团体"②。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然杂陈于青年面前。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跃。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社团组织。其中有出版《国民杂志》的国民社（上述的学生救国会的成员所组织），出版《新潮杂志》的新潮社，在城乡居民中进行通俗爱国宣传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一些由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的社团。这些社团是五四yóu xing示威中的骨干，天安门前的集会yóu xing和赵家楼的示威虽然带有群众自发xìng，但是整个行动比较有组织，而且在这一天行动以后能够坚持下去，就因为有这些社团的原故。这些社团和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他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外，还和许多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参加了学联会的工作，并且组织学校教职员支持学生的运动。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yóu xing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xìng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渡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dàng。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五四”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仅仅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之多。这些社团和刊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除了明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也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议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议论马克思主义。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guó mín dǎng党员的信上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①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众起了先锋作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卷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特出的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二年，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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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周评论》的这篇发刊词署名“只眼”，即陈独秀。
② 见《每周评论》第二十期的《随感录》，也是陈独秀写的。
① 章宗祥在“五四”时任北京政府驻日本公使。陆宗舆也曾任驻日本公使，“五四”时是币制局总裁，又是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的总裁。
② 许德珩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在北京》。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211。
① 《关于五四运动》。《孙中山选集》，页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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