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6 章
放犬咬、qiāng打击死一名，另一名因qiāng击未准，被告高廷良则以木棒打死，终于使我两名红军战士死于被告的手中。
审判员刘浦
人民陪审员胡占廷
金凤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王精华
七
八月二十九日过祁连山扁都口去青海西宁。下午四时翻越大坂山，本来预计六时到达西宁，路因车祸所阻，结果夜间十时才到。
据说于薇在解放后，曾从良嫁给西宁东郊杨沟湾的一个农民，现有一子二女。驱车前往，只有十五分钟就可到达。
夜间，我想象着同于薇见面可能出现的情景，想到沿途见到的那位反革命家属老头，想到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的杜丽珍，想到高台城区那个生命垂危的老排长，想到杜丽珍送给我的那几句富有哲理的话：“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是的，杜丽珍已经把过去的痛苦忘记了，我却不能忘记，但是，有没有必要再重新让它在心头升起？
我已经没有勇气见于薇了。
如今已经事过四十七年，一想到她的被俘，想到她被jiān污，想到她在妓院那些年月，我就立刻遍体冰凉。
在坚强有力的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又生儿育女，往昔的痛苦已经悄悄隐退，我去看她，再让她回想一遍她所经受的凌辱吗？我这把小刀怎么办？还给她吗？是不是在她备受凌辱之后再扇她一记耳光？
也许年龄对感情有一种腐蚀作用，感情也像手脚一样，变麻木了，不再有那种敏锐的刺激感觉，对于那些伤折心情的往事已经无所惊悸不再感到不安了。
我暗自思忖，我去见她，将自己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她心头的积郁，掀掉她压在心头的一盘巨石，让她轻松一些。
我敢不敢一试？万一结果是另外一种呢？
八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由西宁回到兰州。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查到考古学家万中元教授的家，我认为从他那里肯定能得到于家林的消息。
老教授已在十年前去世了。他的女儿一个中学里刚刚退休的地理教师接待了我。
她说于家林是先于她父亲死去的，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学校的造反派揪斗他，把他打成了叛徒，死在牢里。怎么死的她不知详情。我也不想细问，人都死了，怎么死法是无关紧要了。
她说于家林和她父亲四次进入沙漠进行考察，第一次是考察古楼兰，第二次是考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三次是考察柴达木盆地，第四次是考察塔里木盆地，成果甚丰，可惜她父亲得了眼疾，许多考察记录尚未整理出来就去世了。现在，她想把他们两人所存资料整理出来出版。
我要求给我一页于家林的手迹，以作对亡友的纪念。她婉言拒绝了，却答应给我看看他的考察笔记。
这笔记丰实极了，它把我引到远古的神秘之中了，烟波浩淼，漠漠黄沙，金戈铁马，奇异的物象，神奇的传说。难怪许多外国人不惜资本不顾安危接二连三来探索这块神秘的土地。
据他们考察，最早踏上这块地理禁区的是一个俄国人，叫布鲁耶鲁娃斯基，是一八七六年发现了罗布泊。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一九○○年到中亚探险发现了楼兰遗址，当然，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向导我国维吾尔族的爱尔迪克。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一九三四年，斯文赫定又连续三次到达此地考古，不知有多少珍贵文物落在他的手中。
我请求主人，让我抄录一段以作为对战友的怀念，也想写进我的回忆录中。我知道这有些勉为其难，女主人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这种资料上的保密是必须的吗？是为了发现权还是科研中的门户之见？不得而知。
为了不致引起女主人的不快和担忧，我把抄录的一段与科学绝无关系的记载给她看，在她的允许下我才能带走。这一段是于家林完全从历史和军事角度写出的：
在楼兰故址考察了三天，所带食物和水不够，就像飞机无油一样，稍作远航就不能返回了。……
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大将窦固、耿秉领兵出酒泉远经沙漠讨伐匈奴，占领了匈奴的根据地伊吾庐。
此后，班超率部下三十六人，出玉门关到达鄯善，这是楼兰人南迁之后改的国名。鄯善王热情接待班超，待若上宾。忽报有匈奴使者率大军急至，就驻扎在国都左近。
鄯善王畏惧，不敢再款待汉使。班超闻之，率三十六人在夜间突袭匈奴大营，杀其使者，取其首级，掷于鄯善王前。……其勇其智令鄯善举国叹服。
自此，汉、匈之间，为争夺西域的统治权连年征战，班超为了这场长期战争，在茫茫漠野之域，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我希望女主人早日把万中元和于家林的资料整理完，使他们的辛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公之于世。
九
使我魂牵梦萦的是江子敏的下落，但她却渺无音信。我问过许多人，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只有梦境给我各种各样的启示：
有一次，我梦到往日的战场，又回到了石窝山。但那山已是林木森森，河水滔滔。江子敏引我登上峰巅，她的腰间挂着一把长刀。周围的风物粗野苍凉，刮着强劲的山风。
山间忽然冲出一支红色的骑兵，向着遍地鲜花的草原奔去。她似乎向我暗示，那就是安宝山的骑兵队。当我转身问她，她为什么不在骑兵队时，忽然发现不是江子敏，是于薇站在我身边……以后的梦境就极度混乱起来，无法记述。
后来，又梦见她一次，是她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里演出《廖棚卖柴》。这是一个fù女到廖棚卖柴时与一个站岗的白匪兵两人的对唱，白匪兵向她诉说自己被抓后的苦楚，对亲人的挂念，她就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要匪兵回军营宣传红军主张，而后全连哗变投降了红军。
忽然有人喊敌人来了，qiāng声大作，pào声隆隆。我被惊醒，原是一场风雨……
醒过之后，似梦非梦。在我知识范围内的许多古今中外的奇女子，在我脑海里翻腾。江子敏本应成名的，她是天才的音乐家，可只有长笛给她吹；她是天才的演员，可是只有草台子上的《廖棚卖柴》供她演；她美丽，聪敏，xìng如钢情如火，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勇敢无畏，却没有立下战功。
她的命运引起我万分痛惜。当然，也许没有必要痛惜，因为具备英雄品格的人很多，能成为英雄的人却很少。社会之风把优良的种籽吹落在青石板上，把干瘪的种籽吹落在沃土之中……生活是不公正的，难怪屈子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了。……记起一位哲人说过：你是英雄，还要命运之手把你放在英雄的底座上。
十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结束了我的河西之行。
一切往事的回想使我惶惑，将自己的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我心头的压抑。
历史的尘封似乎覆盖了一切，就像黄沙湮没了楼兰古国，但终究不会久久湮没，经过岁月激流的冲刷，它像泉边岩石那样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遵从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吧！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还给历史，谈何容易。这需要探险家的吃苦耐劳和勇敢无畏的精神。
答编者问
代后记
一
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把写红西路军当成一个难题，甚至称之为“禁区”，最近（199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伍修权同志为《悲壮的征程》所写的序言，说此书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和学习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及优良传统教材。”你能否说说自己的想法？
答：
红西路军这个题材，对文学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垦的处女地。
关于红西路军长期不能充分宣传，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
在我党大事年表上，是这样写的：
“西路军失败后，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这主要是王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再看许多史料上的大同小异的记载：
一九三六年秋，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张国焘，为了避免对guó mín dǎng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企图在大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假借中央名义，让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河西征，广大指战员不明真象，受其蒙蔽，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遭到覆灭xìng的挫折。”
可悲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一些西路军老同志的回忆，也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如果按照以上的口径去写，既不符合历史真情，也会引起四方面军同志的强烈不满，把他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
如果按照真实情况来写，很可能被扣上替张国焘翻案的帽子。
正像《祁连雪》（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的两位作家在该书后记中说的：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反映西路军壮烈斗争的剧本，哪知祸从天降，‘四害’猖狂，一场浩劫，我们和其他写过红西路军题材的同志，均以‘表现错误路线’的罪名挨了批判，完成的剧本也付之一炬。”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事实求是的精神鼓舞下，有关红西路军的真实史料、文献、回忆录才得以大量出版，正像马克思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恢复了红西路军的真实面貌，先后有大量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和文学作品出现。
红西路军已经不是有争议的敏感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大力恢复真实面貌广为宣传的革命历史题材了。
问：
二
你能谈谈目前已经有哪些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作品出版吗？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
答：
最新出版的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其中有专章全面地概述红西路军的整个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还有刚刚出版的《悲壮的征程》，该书序言中指出：“人们将从这部书中，知道革命斗争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也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的和残缺的。……相信这部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革命现代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我也相信这一点。
近几年出版的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李天焕的《气壮山河》，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吕黎平的《星光照西陲》，周纯麟的《血战河西走廊》，秦基伟的《苦战临泽》，饶子健的《漫漫西征路》；关于红西路军回忆的合集有《祁连雪》、《血染河湟》，报告文学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悲歌》等，至于各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回忆就不胜枚举了。
以上这些史料和回忆的出版，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我创作《碧血黄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马家军方面的史料现在出版的已有《青海三马》、《宁夏三马》，还有《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马家军的大量回忆和记述。关于伊斯兰教也有《伊斯兰教历史百问》、《宗教大辞典》等出版。目前写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报告文学已经很多很多，尚没有见到一部长篇文学作品来反映红西路军这一悲壮的历程，所以我认为出版《碧血黄沙》，正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
问：
三
目前写《碧血黄沙》这样的题材当然不会有异议了，虽然已经有了大量读物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难度。如果站在更高更广更深的历史层面上来写，在艺术处理上有哪些难处理的问题呢？
答：
在没有总体把握红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渊源和主客观条件时，总觉得有许多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有埋怨情绪，甚至认为中央不太关心这支部队；失散在河西走廊的红军也有许多委屈，……我认为搁置不如解决，回避不如说清。所以，我在小说中直面现实。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首先阐明了一个大家所关心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西路军的失败，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悲剧xìng的冲突，带有历史的必然xìng。
由于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形势变化不定，中央把西路军当成一支战略力量，配合河东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形势多变，jiāo给西路军的任务也必然多变，一会要他们东返，一会要他们西进，一会又要他们停住，……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要求是必然的合理的。
但是，西路军处境极端困难，任务忽东忽西，他们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当时，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全局的复杂xìng，因而有许多埋怨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像一支打阻击的部队，从全局利益，要求他们与阵地共存亡，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援军，以保证兄弟部队围歼敌人的胜利。从这支打阻击的部队局部来看，他们吃足了苦头。
在战争中为了全局牺牲局部是正常的。
这个道理讲透了，埋怨情绪也就没有了。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还阐明了另一个大家虽议论纷纷却不便言明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理智与感情的问题，也就是“以弱掩强”的问题。
流落在河西走廊的散失的红军对此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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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刘浦
人民陪审员胡占廷
金凤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王精华
七
八月二十九日过祁连山扁都口去青海西宁。下午四时翻越大坂山，本来预计六时到达西宁，路因车祸所阻，结果夜间十时才到。
据说于薇在解放后，曾从良嫁给西宁东郊杨沟湾的一个农民，现有一子二女。驱车前往，只有十五分钟就可到达。
夜间，我想象着同于薇见面可能出现的情景，想到沿途见到的那位反革命家属老头，想到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的杜丽珍，想到高台城区那个生命垂危的老排长，想到杜丽珍送给我的那几句富有哲理的话：“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是的，杜丽珍已经把过去的痛苦忘记了，我却不能忘记，但是，有没有必要再重新让它在心头升起？
我已经没有勇气见于薇了。
如今已经事过四十七年，一想到她的被俘，想到她被jiān污，想到她在妓院那些年月，我就立刻遍体冰凉。
在坚强有力的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又生儿育女，往昔的痛苦已经悄悄隐退，我去看她，再让她回想一遍她所经受的凌辱吗？我这把小刀怎么办？还给她吗？是不是在她备受凌辱之后再扇她一记耳光？
也许年龄对感情有一种腐蚀作用，感情也像手脚一样，变麻木了，不再有那种敏锐的刺激感觉，对于那些伤折心情的往事已经无所惊悸不再感到不安了。
我暗自思忖，我去见她，将自己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她心头的积郁，掀掉她压在心头的一盘巨石，让她轻松一些。
我敢不敢一试？万一结果是另外一种呢？
八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由西宁回到兰州。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查到考古学家万中元教授的家，我认为从他那里肯定能得到于家林的消息。
老教授已在十年前去世了。他的女儿一个中学里刚刚退休的地理教师接待了我。
她说于家林是先于她父亲死去的，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学校的造反派揪斗他，把他打成了叛徒，死在牢里。怎么死的她不知详情。我也不想细问，人都死了，怎么死法是无关紧要了。
她说于家林和她父亲四次进入沙漠进行考察，第一次是考察古楼兰，第二次是考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三次是考察柴达木盆地，第四次是考察塔里木盆地，成果甚丰，可惜她父亲得了眼疾，许多考察记录尚未整理出来就去世了。现在，她想把他们两人所存资料整理出来出版。
我要求给我一页于家林的手迹，以作对亡友的纪念。她婉言拒绝了，却答应给我看看他的考察笔记。
这笔记丰实极了，它把我引到远古的神秘之中了，烟波浩淼，漠漠黄沙，金戈铁马，奇异的物象，神奇的传说。难怪许多外国人不惜资本不顾安危接二连三来探索这块神秘的土地。
据他们考察，最早踏上这块地理禁区的是一个俄国人，叫布鲁耶鲁娃斯基，是一八七六年发现了罗布泊。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一九○○年到中亚探险发现了楼兰遗址，当然，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向导我国维吾尔族的爱尔迪克。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一九三四年，斯文赫定又连续三次到达此地考古，不知有多少珍贵文物落在他的手中。
我请求主人，让我抄录一段以作为对战友的怀念，也想写进我的回忆录中。我知道这有些勉为其难，女主人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这种资料上的保密是必须的吗？是为了发现权还是科研中的门户之见？不得而知。
为了不致引起女主人的不快和担忧，我把抄录的一段与科学绝无关系的记载给她看，在她的允许下我才能带走。这一段是于家林完全从历史和军事角度写出的：
在楼兰故址考察了三天，所带食物和水不够，就像飞机无油一样，稍作远航就不能返回了。……
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大将窦固、耿秉领兵出酒泉远经沙漠讨伐匈奴，占领了匈奴的根据地伊吾庐。
此后，班超率部下三十六人，出玉门关到达鄯善，这是楼兰人南迁之后改的国名。鄯善王热情接待班超，待若上宾。忽报有匈奴使者率大军急至，就驻扎在国都左近。
鄯善王畏惧，不敢再款待汉使。班超闻之，率三十六人在夜间突袭匈奴大营，杀其使者，取其首级，掷于鄯善王前。……其勇其智令鄯善举国叹服。
自此，汉、匈之间，为争夺西域的统治权连年征战，班超为了这场长期战争，在茫茫漠野之域，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我希望女主人早日把万中元和于家林的资料整理完，使他们的辛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公之于世。
九
使我魂牵梦萦的是江子敏的下落，但她却渺无音信。我问过许多人，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只有梦境给我各种各样的启示：
有一次，我梦到往日的战场，又回到了石窝山。但那山已是林木森森，河水滔滔。江子敏引我登上峰巅，她的腰间挂着一把长刀。周围的风物粗野苍凉，刮着强劲的山风。
山间忽然冲出一支红色的骑兵，向着遍地鲜花的草原奔去。她似乎向我暗示，那就是安宝山的骑兵队。当我转身问她，她为什么不在骑兵队时，忽然发现不是江子敏，是于薇站在我身边……以后的梦境就极度混乱起来，无法记述。
后来，又梦见她一次，是她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里演出《廖棚卖柴》。这是一个fù女到廖棚卖柴时与一个站岗的白匪兵两人的对唱，白匪兵向她诉说自己被抓后的苦楚，对亲人的挂念，她就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要匪兵回军营宣传红军主张，而后全连哗变投降了红军。
忽然有人喊敌人来了，qiāng声大作，pào声隆隆。我被惊醒，原是一场风雨……
醒过之后，似梦非梦。在我知识范围内的许多古今中外的奇女子，在我脑海里翻腾。江子敏本应成名的，她是天才的音乐家，可只有长笛给她吹；她是天才的演员，可是只有草台子上的《廖棚卖柴》供她演；她美丽，聪敏，xìng如钢情如火，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勇敢无畏，却没有立下战功。
她的命运引起我万分痛惜。当然，也许没有必要痛惜，因为具备英雄品格的人很多，能成为英雄的人却很少。社会之风把优良的种籽吹落在青石板上，把干瘪的种籽吹落在沃土之中……生活是不公正的，难怪屈子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了。……记起一位哲人说过：你是英雄，还要命运之手把你放在英雄的底座上。
十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结束了我的河西之行。
一切往事的回想使我惶惑，将自己的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我心头的压抑。
历史的尘封似乎覆盖了一切，就像黄沙湮没了楼兰古国，但终究不会久久湮没，经过岁月激流的冲刷，它像泉边岩石那样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遵从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吧！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还给历史，谈何容易。这需要探险家的吃苦耐劳和勇敢无畏的精神。
答编者问
代后记
一
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把写红西路军当成一个难题，甚至称之为“禁区”，最近（199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伍修权同志为《悲壮的征程》所写的序言，说此书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和学习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及优良传统教材。”你能否说说自己的想法？
答：
红西路军这个题材，对文学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垦的处女地。
关于红西路军长期不能充分宣传，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
在我党大事年表上，是这样写的：
“西路军失败后，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这主要是王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再看许多史料上的大同小异的记载：
一九三六年秋，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张国焘，为了避免对guó mín dǎng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企图在大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假借中央名义，让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河西征，广大指战员不明真象，受其蒙蔽，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遭到覆灭xìng的挫折。”
可悲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一些西路军老同志的回忆，也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如果按照以上的口径去写，既不符合历史真情，也会引起四方面军同志的强烈不满，把他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
如果按照真实情况来写，很可能被扣上替张国焘翻案的帽子。
正像《祁连雪》（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的两位作家在该书后记中说的：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反映西路军壮烈斗争的剧本，哪知祸从天降，‘四害’猖狂，一场浩劫，我们和其他写过红西路军题材的同志，均以‘表现错误路线’的罪名挨了批判，完成的剧本也付之一炬。”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事实求是的精神鼓舞下，有关红西路军的真实史料、文献、回忆录才得以大量出版，正像马克思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恢复了红西路军的真实面貌，先后有大量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和文学作品出现。
红西路军已经不是有争议的敏感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大力恢复真实面貌广为宣传的革命历史题材了。
问：
二
你能谈谈目前已经有哪些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作品出版吗？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
答：
最新出版的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其中有专章全面地概述红西路军的整个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还有刚刚出版的《悲壮的征程》，该书序言中指出：“人们将从这部书中，知道革命斗争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也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的和残缺的。……相信这部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革命现代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我也相信这一点。
近几年出版的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李天焕的《气壮山河》，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吕黎平的《星光照西陲》，周纯麟的《血战河西走廊》，秦基伟的《苦战临泽》，饶子健的《漫漫西征路》；关于红西路军回忆的合集有《祁连雪》、《血染河湟》，报告文学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悲歌》等，至于各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回忆就不胜枚举了。
以上这些史料和回忆的出版，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我创作《碧血黄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马家军方面的史料现在出版的已有《青海三马》、《宁夏三马》，还有《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马家军的大量回忆和记述。关于伊斯兰教也有《伊斯兰教历史百问》、《宗教大辞典》等出版。目前写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报告文学已经很多很多，尚没有见到一部长篇文学作品来反映红西路军这一悲壮的历程，所以我认为出版《碧血黄沙》，正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
问：
三
目前写《碧血黄沙》这样的题材当然不会有异议了，虽然已经有了大量读物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难度。如果站在更高更广更深的历史层面上来写，在艺术处理上有哪些难处理的问题呢？
答：
在没有总体把握红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渊源和主客观条件时，总觉得有许多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有埋怨情绪，甚至认为中央不太关心这支部队；失散在河西走廊的红军也有许多委屈，……我认为搁置不如解决，回避不如说清。所以，我在小说中直面现实。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首先阐明了一个大家所关心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西路军的失败，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悲剧xìng的冲突，带有历史的必然xìng。
由于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形势变化不定，中央把西路军当成一支战略力量，配合河东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形势多变，jiāo给西路军的任务也必然多变，一会要他们东返，一会要他们西进，一会又要他们停住，……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要求是必然的合理的。
但是，西路军处境极端困难，任务忽东忽西，他们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当时，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全局的复杂xìng，因而有许多埋怨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像一支打阻击的部队，从全局利益，要求他们与阵地共存亡，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援军，以保证兄弟部队围歼敌人的胜利。从这支打阻击的部队局部来看，他们吃足了苦头。
在战争中为了全局牺牲局部是正常的。
这个道理讲透了，埋怨情绪也就没有了。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还阐明了另一个大家虽议论纷纷却不便言明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理智与感情的问题，也就是“以弱掩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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