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3 章

  党已经征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态度似乎处于变化之中。过去蒋介石掌权的时候，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共产党掌权，他们的权力却受到很小的限制。

  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社会的利益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稍微重大的事情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处理。máo zé dōng一再著文批判那些仍然构想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他没有表示放弃权力的意思。要是他有这种表示的话，他就不成其为他那种类型的领袖了。

  推翻蒋介石的力量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党几乎意味着一切。党是建设一个革命的社会(包括其道德观念)的工具。唯有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利的行为，才是值得称道的。例如，毛在一本论文艺的小册子中，批驳了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的提法。他认为，只有对革命有益的文艺才是好的文艺。这条标准适用于一切事物。

  毛的教诲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与罗耀拉的“采用别人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共产党为民主人士和学生鼓掌喝采，高唱言论自由，要求取消暴政。现在，他们仍然高喊这些口号。不过自由只能给“人民”，不能给“反动派”。任何反对国家专政的人。都十分可能被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这种危险十分明显，无庸赘述。

  共产党将来也可能会象guó mín dǎng一样被权力所腐蚀。如果共产党只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轻视具体经验；只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触实际，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那就有可能犯比蒋介石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权力并不是靠一种笼统的哲学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许多革命者分头努力奋斗，解决具体问题得来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现在忘掉这一点，试图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这是远非人类智力所能及的)，如果他们依赖一般原则，不顾具体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专制者，酿成历史大错。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有很强的保全自己的本能，

  无意使自己成为任何教条祭坛上的牺牲品。如果他们要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领导人máo zé dōng搞掉。máo zé dōng多年前就曾说过：“教条主义连牛粪都不如。”

  五

  一个奋力摆脱其权力所受束缚的统治集团，一般是不会长期容忍任何异己势力存在的。我们自己国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劳工的权力被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所限制；许多学校禁止讲授马克思主义；借口安全而取缔自由；人成了各种权力集团争夺控制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玩物，等等。很多迹象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任何异己势力都不是持很友好态度的。不错，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在地方参议会中实行“三三制”而有意限制自己权力的革命集团之一。但这种政策有些象魔术师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共产党地区内，真正的权力并不屈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如青年团、fù女会、农民协会等等，表面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都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执行其政策。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傀儡，按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样。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如果这些组织不能满足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要求，那么它们根本就不能存在下去。所以，可以说这些组织执行的是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也满足了这些组织的要求。

  我在共产党地区时，那里有四大权力机构，党、军队、政府和救国会。救国会管理群众组织。干部们经常说：“政府有理，救国会有权。“据我视察，这种说法颇为可信。也许可以把救国会称之为革命的主要机构。

  救国会主持土地改革，并发动各村农民建立起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一般都控制在斗争地主的积极的农民手中。他们构成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的底座。他们当然与共产党休戚相关。但是，既然在农村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象征是八路军，而不是党，因此如果从军队中发生分裂，很多农民显然可能追随军队，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máo zé dōng的形象物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解放区时，村一级并没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区里工作，这是县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区里四权鼎立，四位于部分管党、政、自卫队和救国会，每人各有其垂直的指挥系统，通过县受地区党、政、军、救国会领导。

  在这样的体制中，共产党的干部并不是一切都说了算。地方党的干部不能向当地民兵领导人发号施令。原因很简单，民兵队长有武装的农民做后盾。他也不能随意支使救国会领导人，后者在土改中得到了各农民协会的支持。

  党和政府代表之间的磨擦经常发生，而且几乎在每一级都存在。这是共产党人对我直认不讳的。在个别情况下，由于这类磨擦以及生活单调，有的干部跑到guó mín dǎng那边去了。但是党与非党组织之间的磨擦从未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党和政府一般都支持各自的干部。但双方都根明智，不去袒护显然错了的干部。

  农民是内战中的决定因素。但他们是否会服从中央政权，却值得杯疑。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的掌权人物。对这种前景，人们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一个人只要识书断宇，那么，根据传统及其所受的训练，他就享有特权，高人一等，也就要摆读书人的架子，墨守陈规。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靠背诵儒家经书而获得功名，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迷信新的教条。他们可能象过去的读书人对待经书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顶礼膜拜的神物，束缚自己的思想，同时以此为武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老一辈共产党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人，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久经锻炼，因此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可是大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缺乏那种宽宏的气量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满脑子教条，比共产党本身还要更“马克思主义”，他们硬搬条条，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他们嘴上也说要联系群众，实际上看不起农民，丝毫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我不想一概否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承认，中国革命对那些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民主影响。但是对那些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另当别论。

  中共对这种xìng质的危险并非毫无觉察，他们一再警告青年干部不要“心胸狭隘”，因为那样就会把许多进步青年吓跑，就会脱离群众。中共正在大力争取中国青年的支持。guó mín dǎng正是由于失去青年的支持，所以才失败的。共产党不打算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而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其政权获得较广泛的民主基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己通过决议，反对“关门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中共打算运用青年团这个有力工具扩大对中国的控制。青年团在其各项决议申明确指出，它的基本纲领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青年团应动员青年参军及支援工农业生产。青年团员应该积极协助政府改革学校教育并普及群众教育。他们除了参加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也应参加“国际青年反帝的民主和平运动”。这样，青年团不仅是共产党国内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毫无疑义，共产党将获得中国绝大多数男女青年的拥护。他们不象guó mín dǎng那样去镇压和控制学生，而是把青年人的精力引导到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的轨道上去。共产党富于理想主义的号召力，正投合中国青年为社会服务的愿望。青年人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内冷淡下来。不过到那时共产党也许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构。

  青年运动的重心在一九四九年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转到大工厂和人口稠密的城镇。这是适应中共路线上的转变，即：革命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取决于党能否胜任管理大城市的复杂工作。

  共产党在城市中可能会碰到很多难题。但是应当记住，他们是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北平举行的一次庆祝集会上，一位共产党人士在演讲中承认党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他接着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很多观察家曾预言中共将失败，但由于中共这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虚心学习的精神，它倒是有可能获得成功。中共接管了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各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后，派出政治工作人员象搞民意测验那样，挨家挨户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征求意见。干部们象以前在农村时所做的那样，

  了解市民的疾苦，让他们介绍邻居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了解了面临的因难，也搜集到关于“人民敌人”的一些情报。

  可以肯定，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将遇到经验丰富、力量强大的敌人。例如，上海就有很多秘密会社。许多流氓地痞和guó mín dǎng的潜伏特务会企图破坏共产党的统治。还有更yīn险的敌人——城市本身，相对共产党员或非党干部产生腐蚀xìng影响。有些农村干部经不起北平、天津这类繁华球市的各种诱惑，已经开始堕落。很多坏事是背着党干的。但中共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在党报上公开谴责犯错误的党员，告戒他们要警惕这类诱惑。

  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让犯错误的人坦白jiāo代，坦白会和诉苦会等等，都从农村传入了城市。不过，这一套对比较富于世故的城市居民似乎不大有效。据天津传出来的消息说，市民对于企图改造他们的共产党采取了“口是心非”的态度。斯梯尔说：“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得先挫败腐化的风气，以免使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破坏。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面临着一场同多少世纪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作斗争的硬仗。“

  六

  中国共产党有力量推翻蒋介石。但是它是否有能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它是否能够成为全国的唯一权力中心?

  许多中立观察家认为不能。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此浩大，过去蒋介石没能解决，共产党同样也解决不了。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将发动另一场革命，推*翻*共*产党。

  无可否认，革命力量夺取政权后不久又被反革命的车轮所推翻的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但是，严酷的内乱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一种力量在粉碎旧的统治阶级并且将旧的社会权威破坏无遗之后，通常能够牢牢控制国家政权，使之不易被击破。

  共产党的权力富于扩张xìng。它总是通过不断剪除异己势力而发展壮大，但是它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巩固其政权。它必须逐步前进，否则就有被其本身的过火行动毁灭的危险。目前，共产党还不得不同其他势力分享部分社会权力和国家政权。妨碍共产党对中国实行全面控制并在相当时间内使其掌权地位不稳的原因，可分述如下：

  (一)共产党是在争取独立、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旗帜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打败蒋介石的。如果共产党现在改变策略，企图全部控制革命运动，它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就必然要受到严重损害。投入反蒋斗争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还未被置于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因此，共产党必须采取缓进方针。

  (二)在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中，它第一次不得不负责养活原来由蒋政府供养的城市。因此，解放区的农民必须拿出比以前给共产党还要多的粮食。由于城市无法向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作为jiāo换，土地改革的好处可能成为画饼，农民也可能产生不满情绪。共产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可能会加深农民的不满。

  (三)中国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因此中国共产党所能得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要比欧洲共产党少得多。共产党没有许愿大幅度提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进行谈话说服，消除对社会而不是经济上的不满等等办法，来争取工人的支持。

  (四)因为城市工人为数极少，

  共产党不得不争取那些传统上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蒋介石、guó mín dǎng能否借助于它而复辟，那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城市无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确实使其他势力大有活动的余地。

  (五)中国幅员辽阔，jiāo通落后，地方观念根深蒂固。这将迫使共产党同地方势力打jiāo道并同他们妥协，中央集权的统治不仅缓慢，而且会遇到重重困难，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征服内蒙和西北的伊斯兰武装集团，以巩固边陲。要做到达一点，单凭军事手段是不够的。共产党不可能单靠军队来平定混乱的中国大陆。它必须使用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这样，共产党为达到其目的，就完全有必要同其他力量结成同盟。这又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者将有活动的余地。

  (六)共产党没有完全控制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间，这支军队叫做红军。它在政治上是清一色的。其后，在抗日战争以来的十年中，大量爱国分子涌入军内，这使它的阶级xìng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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