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4 章

  生了变化。内战重起后，这支军队又发生了变化。现在部队里有无数前蒋介石的士兵。这样，这支军队更能代表全国，但同时它也使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如何保持对这支军队的控制问题。曾经发生过guó mín dǎng军官向人民军队投降后又反水的情况。二十年前，最初的中国红军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一部分军官起义组成的。同样的事情可能还要发生，不过这一次正好反过来。这种可能xìng虽小，但还是存在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产党目前不会太急、太露骨地推行一党专政。目前，他们大概仍然主张搞联合政府。

  (七)传统的敌人仍然存在，战争和革命又造成新的敌人。他们可能会从事yīn谋暗杀，制造地方叛乱，组织土匪，进行破坏。但是中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安定的强烈愿望可能会阻止这种活动的发展。

  (八)guó mín dǎng海空军仍然能够封锁中国海岸

  阻止西方船只进入共产党港口。从长远观点来看，guó mín dǎng海军和空军可能会失去大陆上的一切基地象明朝遗民一样，退到台湾或者海南岛上。但是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导致国际纠纷，推迟外国对新政权的承认。

  (九)共产党缺乏受过训练的人才，将不利于其建国事业。但共产党仍可以使用guó mín dǎng原有的技术人员。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对其权力造成严重影响。

  (十)中国处于美苏之间一个政治足球的地位，使中共同国内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来自国外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中共在国内采取不得人心的政策。不过新中国政府同美国的关系继续处于困难中时，可能会得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和协助。美国过去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也可能被中共利用来激发国内的团结。

  (十一)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任何企图治理中国的新政权的名声。人们原以为革命似乎能够满足大家多年来的梦想，现在可能感到失望。共产党的权力之所以能存在，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现在可能受到影响了。然而，革命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共产党可以把罪责报给别人。

  (十三)最后，共产党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但是现在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共产党要求个人权利服从社会权利。它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大体上，这些就是不利于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的一些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久将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次革命呢？那倒不一定。认为中国将发生另一次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它主要产生于这样一种判断：共产党将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将造成群众生活痛苦，从而引起一场新的群众bào dòng。但是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经济混乱并不是bào发革命的唯一原因。生活条件恶化的确对于革命有很大的诱发作用，但其本身并不足以造成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否则，贫苦的群众岂不将不断举行bào dòng。在中国，只是到了相当多的群众开始认清guó mín dǎng政权并不能使他们脱离苦海时，经济上的痛苦才变得无法忍受。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才给他们指出了一条生路，使他们获得了新生的希望。而且，今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象共产党那样提出一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人民从他们的历史xìng困境中解救出来。美国干涉主义者的唯一纲领是。消灭共产党“，让美国军方和美国经济学家管理中国。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对之寄予任何希望。更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许多人加入共产党以后，甘愿经受了他们前所未闻的各种艰难困苦。他们之所以不造反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深信苦痛是暂时的，而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神圣目标，他们甘心情愿经受千辛万苦。

  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使人认为，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新的革命。首先，很少有人在一代里发动两次大革命。战争已使中国人民元气大伤。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精力，甚至于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几乎耗尽了；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来反对已有的革命，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理上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其次，共产党已通过其土地改革纲领消灭了发生这类革命的主要基础—至少在长江以北是这样；而且看来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其他势力在长江以南领导实施这种纲领。第三，

  有人说，共产党是通过发动游击战争夺取政权的，因此也可以通过游击战争把它推翻。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游击战争，是因为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先后对中国渗透的总的后果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农村破产的基本原因被消除之后，虽然还可能发生局部xìng的农民bào dòng，但不会产生广泛的人民战争。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首先必须有极为迫切的个人原因和果断、有魄力的领导人。在反对共产党的营垒中，这两者都不存在。在中国，只有在下面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广泛的fǎn gòng游击战争，要就是在一部分严密保护的地区实行反土改，要就是共产党实行蛮横的土地集体化而引起农民的反对。这种条件不大可能会在近期内产生。但以后也可能产生。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七

  中国共产党单靠权力是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如果人民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任何社会都会四分五裂。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有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发生大混乱。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两千年中保持稳定，并不是因为北京的皇帝拥有强大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而是因为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和精神生活方式，完美地适应了中国的特殊需要。共同的信仰是保持社会团结的最强有力的因素。风俗习惯，儒家lún理，祖先崇拜，孝顺父母—一句话，人们共同遵循一种公认的生活方式，才使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尽管中国多次受到入侵，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所推翻，都没有能够破坏这种团结。中国从未接触过更优越的文化，她本身的风俗习惯仍然占统治地位，并保持了秩序。

  西方用较优越的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后，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儒家生活方式丧失了它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宗法社会的行为准则不再适用于进入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一下子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突然进入了新的环境之中。他们悯然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的创立者有责任制定一套能够重新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军阀们企图只凭借武力来恢复中国的秩序。他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结果只是更加扩大了中国的四分五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孙中山和guó mín dǎng试图用西方的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理论把中国团结起来。但这些理论比旧的信仰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它们不是产生于任何道德基础之上，只是一般xìng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准则。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理论是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搬过来的，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道德观念。在年轻的美洲大陆上，这种道德观念倒成为促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一种极好的精神粘合剂，因为根据这种道德观可以把土著居民消灭掉，所有的移民都可以迅速发财致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已经存在等级社会的古老国家中，这种道德观沉重地压抑了社会的下层人民，只对那些生来就有权势的受过教育的人有利。后来，guó mín dǎng领导人开始垄断年轻的资本主义企业以谋私利，事实证明这种自由企业的哲学根本无法使中国人民形成共同的感情，因为它使社会底层的贫民激增，同时又把一批骄横不可一世的官僚拾到了统治者的地位。一方面，强者可以凭借着自由企业制度任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它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限制了自由。所以自由企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guó mín dǎng内官僚资本集团的腐化，破坏了社会契约。整个社会从上烂到了底。由于没有共同的利益可保护，人们之间的共同感情已dàng然无存，结果，中国更陷于精神上四分五裂的状态，

  guó mín dǎng内的封建派为了阻止分裂，提出恢复古老的风俗习惯，恢复儒家lún理，依复古代传统。但是农民已经进了工厂，乡绅已经变成了大城市的投机商，地主已经成为工厂主。他们怎么可能在新形势下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套子?显然不能。结果是社会的分裂更加扩大。

  蒋介石于是乞灵于纯粹的权力，把服从国家规定为正确的行为准则。他反复强调一个“忠”字：士兵穿的背心上印着忠字，军官的升降取决于其忠诚程度；部长的任免视其忠诚程度而定，还叫平民百姓要忠于祖先，忠于国家，忠于中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单讲一个“忠”字并不能在社会上造成共同感情。当一个国家强调忠诚高于一切时，它就已经快接近崩溃了。因为人民开始认识到，统治者除了要求他们服从其权力之外，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为了使人民对他保持忠诚，蒋介石不得不强化高压统治的手段。他不断制定层出不穷的条例。随着条例的增加，又得大量增设人员加以执行。他通过了各种反颠覆法令，在学校里设置思想警察，设立特刑庭，大量增加国家警察、党务警察和特务。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原因是，虽然他指望通过这些法令控制中国，但它们全都是根据对社会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概念制定出来的；所有这些法令都是赤luǒluǒ反社会的，都只能使社会陷于更严重的混乱和分裂。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丧失了“德”，违背了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种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共产党足在guó mín dǎng失德而覆灭的废墟上兴起的。

  共产党现在能否完成过去一百年来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使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体?这不取决于它能从俄国得到多少援助或者不能从美国得到援助。归根结蒂，这取决于它是否能使中国人民产生共同的信仰。它在革命干部中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在它必须把干部中的这种同心同德之情灌输到全体人民之中。它必须在中国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相互信任感，否则它也要失败。

  八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宗教xìng的一面。无可否认，中国共产主义的确也有一种近似宗教的号召力。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它十分复杂，涉及到儒学、佛学、基督教、祖先崇拜、恋母变态心理、巫术、泛灵论、幻术，以及各种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以，我将仅就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内容及其同权力的关系作一概要的织述。

  每一种宗教都以不同的方式把生与再生作为它的主题。先知在艰难时世中出现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渴望重新生活，忘掉过去的罪恶和困苦。这种再生的愿望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进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共同之处。蒋的“新生活运动”只注意一些表面文章，如应把衣服扣子都扣上，不在街上吐痰，等等。而再生比“新生活运动”深刻得多，并接触到人们内心的隐秘感情。

  “翻身”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口号。按字面讲，翻身是“把身子翻过来“的意思。但有时翻身被译成“站立起来”。把这个词用于政治时，它指的是推翻地主制度，推翻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但是翻身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此。它具有明确、自觉的目的----使中国人民得到新的道德准则。把这个词用于个人时，它的含意是：使你的思想，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良心都来个大翻个。当然，这种lún理观念的哲学是一种改造的哲学，但它的深度远远超过改造的哲学，因为它还包含再生的思想。

  地主必须把自己的思想翻个个儿。这样，他不仅将不再剥削佃户的劳动成果，他自己也不再是地主，而通过脱胎换骨改造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丈夫必须停止殴打妻子，这不光是为了他妻子的缘故，他自己也从此成为一个新人。“破鞋”(或jì nǚ)必须加以改造，使其重新成为正常的女子，找一个丈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翻身的另一个侧面是人人都渴望恢复青春。当社会在政治上重新觉醒的时刻，整个民族都会产生重度自己童年的愿望。被遗忘的风俗、舞蹈、歌曲和传统，在这时又会重新出现。所以，中国人民十分喜爱复活了的秧歌舞。在华北和华中的乡村、城市的街道中，人们经常徘起长队，尽情扭起有节奏的秧歌舞。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满足了人民希望再次无拘无束地跳舞、欢笑的愿望。

  由于合唱和集体舞体现了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精神，往往为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政权提供良好的宣传阵地。歌唱和舞蹈一直就是建立共产党政权、以及在群众中培育团结精神的工具。由于它们揭示了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群众的阶级实质，我们在下面摘引几首耿的歌词：

  反动派，剥削人，千刀万剐不解恨。

  不顾百姓死与活，一心只想搞独裁。

  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大家族，一起干坏事，害得我们穷人活受罪。

  另一首秧歌的歌词是，

  爹娘没钱送我上学堂，

  人家读书又认字，可我还是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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