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章
锦的形式躲过疏而有漏的新闻检查，在“社会新闻”版头条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飞机洋狗”消息。《伫候天外飞机来》注定了和王芸生的社评一起成为大时代一支令人难忘的chā曲。
据guó mín dǎng中宣部统计，1937年全国报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获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还是亲guó mín dǎng的或消遣、娱乐xìng的刊物。仅这一年被查禁的抗战以后出版的书刊就有961种。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收入了1938年以来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961种。
从2月8日到21日，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55处分店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贵阳分店有13人被捕，其中经理周积涵被押4年多，最后越狱脱险。2月22日，邹韬奋等主办、发行量最高达30万份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也在出至第157期后被查封。至此，他16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几乎全部被毁。两天后，他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出走香港。
在上海“孤岛”，《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副经理李骏英、《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相继遭暗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罗稷南等曾被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坚守“孤岛”发出抗战声音的人们无疑也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以笔为qiāng，把自己鲜红的血液一点点洒在了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bào发，日军进驻上海“孤岛”，当天上午，日军查封了《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中美日报》、《正言报》、《大美周报》、《大晚报》、《大英夜报》、《华美晚报》等外商报纸，连《良友》画报也未能幸免。26日起，日军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兄弟图书公司等八家出版机构封门检查达一月之久，被认为抗日的书刊一律被抄去焚毁，连纸张都遭没收。文化生活出版社曾被查抄，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曾遭日本宪兵拘捕。
12月15日，日军以刺刀命令《申报》、《新闻报》仍以美商名义恢复出版，以欺骗舆论。望平街上，有着悠久历史的“申”、“新”二报，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改朝移代，最终在日本入侵时代失去了品格，沦落凋谢了。
［记事］
1月8日，重庆《国民公报》、河南许昌《大河报》遭查封。
1月16日，湖南衡阳《开明日报》被迫停刊，总编辑等11人被捕。
1月24、25日，汪伪政府修正公布了《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不准出版物刊载“违反国策”的言论与新闻，以及主管部门禁止登载的文字，违者处罚。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被迫关闭，桂林营业分处则被guó mín dǎng武力查封（营业实际上一直维持到1944年秋）。在重庆，仅2月4日到16日的短短13天中，guó mín dǎng军警宪特拘捕殴打《新华日报》的报童报丁就有35人次。最为严重的是2月6日，guó mín dǎng秘密作出了《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发”的决定，大量《新华日报》被没收，周恩来亲往jiāo涉，潘梓年先后5次致函guó mín dǎng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除重庆一家分店以外，其余都遭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贵阳分店经理孙家林被关押3年2个月才逃回。
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勒令停刊。
2月，太原的全民通讯社因受guó mín dǎng当局迫害被迫关闭。
1941年于香港创刊的《光明报》
春天，广东韶关有共产党背景的《新华南》杂志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封闭，共出版50多期。
4月1日，周鲸文在他主编的《时代批评》半月刊第69期提出人权运动十大主张。7月1日，推出《人权运动专号》，发表了《人权运动纲领》、《人权建国论》、《党派与人权》、《争取人权》、《保障舆论与保障人权》、《人权运动的行动xìng》等一系列文章。同一天，《华商报》也发表《保障人权》的社论。
5月10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杂志原稿送审须知》，针对《群众》周刊等杂志的惯用手法，规定：免登的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者按语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被删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足以表示已被删节的符号。
这一年，青记总会和设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的各分会均遭查封。
新成立的民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
1942年：陆蠡用生命书写正气歌
《大公报》桂林版风行大后方，发行量最高达6万份。子冈的“重庆百笺”等在《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不出的通讯都是在桂林版刊载的，它和徐铸成执笔的社评一起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特色。
从2月28日查封《世界知识》杂志开始，这一年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封闭的报刊多达500多种。仅9月，重庆市图书审查处一次就撕毁书刊127种、1242册（其中有máo zé dōng、朱德、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着作）。相形之下，这一年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抗争就鲜有进入历史记忆的。
上海“孤岛”沦陷之后，编辑陆蠡（陆圣泉）还坚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岗位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继续为国人提供精神粮食，包括一些有抗日倾向的文学作品。4月13日，闻风而来的日本宪兵队到文化生活出版
用生命写下正气歌的陆蠡
社查抄整整两卡车的书。那天，他正好外出，一个前来送书的印刷厂工人却被抓走了。陆蠡毅然冒险到租界巡捕房去说理，这一去自然是自投罗网。文学界的朋友巴金、唐、黄源、柯灵、许杰等多方营救，都杳无音讯。有人说他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但没有确切消息。冬天到了，唐往监狱里寄棉袍，结果“查无此人”退回。
当年8月，从他狱中的难友那里，人们才得知他被日本宪兵关押期间，曾饱受酷刑折磨，始终不屈，
1942年3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4个月后陆蠡即遭杀害
表现得极为坚强。日本人问他：“你爱不爱国？”他大声回答：“爱国！”又问：“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他回答：“绝对不能征服！”他每次受审时的口供都让身边的狱友“胆寒色变”。
7月21日，陆蠡被押出牢房，说是释放，但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以后，朋友们就把这一天当作他的遇难纪念日。
他的朋友吴朗西说他个xìng死硬，在任何强暴前面都不会低头，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陆蠡是台州人）。吴朗西说：“陆蠡太傻了，然而他的可爱，感召我至深的，就是这一股傻气、正气。”
陆蠡在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最终却成了散文家，留下了《囚绿记》、《竹刀》等传世的名篇。他还翻译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小说。但与这些文字相比，陆蠡相信：“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慷慨赴死，义无反顾是“傻气”，是“硬气”、“正气”，更是这种“高贵”的体现。他的死难比他那些美丽的文字更加感人，他用34岁的生命书写了一首正气歌，1942年的中国将因陆蠡之死而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记事］
2月7日，guó mín dǎng当局通过《图书送审须知》。
2月16日，guó mín dǎng当局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办法》。
3月7日，guó mín dǎng当局公布《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
4月16日，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实施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各地警察局作为登记执行机关，目的是防止老百姓收听抗日广播。
5月5日，guó mín dǎng当局公布《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公开批评guó mín dǎng当局的物价政策。
1941年12月26日日本侵略者封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时的贴条及1942年1月16日启封时的贴条
5月29日，guó mín dǎng当局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第23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着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自5月5日起实施。
6月，《华北文艺》主编蒋弼惨遭日军杀害。
9月29日，汪伪“南京政府”公布《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各地违禁收音机特许委员会组织办法》。“违禁收音机”是指有短波装置的收音机。
9月，guó mín dǎng当局连续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
11月25日，日本海军查封上海《申报》，起因于日本海、陆军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12月8日，日本驻沪海军报道部捧出他们手中的傀儡陈彬和，《申报》复刊。同月，日本海军取代陆军接管《新闻报》。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1943年，岁在癸未。2月2日，继张季鸾之后主持重庆《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之后，心情激dàng，挥笔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ròu，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dú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ròu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页162、163164。
此文一出，国人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2月4日的王世杰日记中说：“《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3月7日，着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右）与同事合影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guó mín dǎng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fù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guó mín dǎng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王芸生在写作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据guó mín dǎng中宣部统计，1937年全国报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获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还是亲guó mín dǎng的或消遣、娱乐xìng的刊物。仅这一年被查禁的抗战以后出版的书刊就有961种。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收入了1938年以来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961种。
从2月8日到21日，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55处分店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贵阳分店有13人被捕，其中经理周积涵被押4年多，最后越狱脱险。2月22日，邹韬奋等主办、发行量最高达30万份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也在出至第157期后被查封。至此，他16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几乎全部被毁。两天后，他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出走香港。
在上海“孤岛”，《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副经理李骏英、《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相继遭暗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罗稷南等曾被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坚守“孤岛”发出抗战声音的人们无疑也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以笔为qiāng，把自己鲜红的血液一点点洒在了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bào发，日军进驻上海“孤岛”，当天上午，日军查封了《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中美日报》、《正言报》、《大美周报》、《大晚报》、《大英夜报》、《华美晚报》等外商报纸，连《良友》画报也未能幸免。26日起，日军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兄弟图书公司等八家出版机构封门检查达一月之久，被认为抗日的书刊一律被抄去焚毁，连纸张都遭没收。文化生活出版社曾被查抄，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曾遭日本宪兵拘捕。
12月15日，日军以刺刀命令《申报》、《新闻报》仍以美商名义恢复出版，以欺骗舆论。望平街上，有着悠久历史的“申”、“新”二报，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改朝移代，最终在日本入侵时代失去了品格，沦落凋谢了。
［记事］
1月8日，重庆《国民公报》、河南许昌《大河报》遭查封。
1月16日，湖南衡阳《开明日报》被迫停刊，总编辑等11人被捕。
1月24、25日，汪伪政府修正公布了《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不准出版物刊载“违反国策”的言论与新闻，以及主管部门禁止登载的文字，违者处罚。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被迫关闭，桂林营业分处则被guó mín dǎng武力查封（营业实际上一直维持到1944年秋）。在重庆，仅2月4日到16日的短短13天中，guó mín dǎng军警宪特拘捕殴打《新华日报》的报童报丁就有35人次。最为严重的是2月6日，guó mín dǎng秘密作出了《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发”的决定，大量《新华日报》被没收，周恩来亲往jiāo涉，潘梓年先后5次致函guó mín dǎng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除重庆一家分店以外，其余都遭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贵阳分店经理孙家林被关押3年2个月才逃回。
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勒令停刊。
2月，太原的全民通讯社因受guó mín dǎng当局迫害被迫关闭。
1941年于香港创刊的《光明报》
春天，广东韶关有共产党背景的《新华南》杂志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封闭，共出版50多期。
4月1日，周鲸文在他主编的《时代批评》半月刊第69期提出人权运动十大主张。7月1日，推出《人权运动专号》，发表了《人权运动纲领》、《人权建国论》、《党派与人权》、《争取人权》、《保障舆论与保障人权》、《人权运动的行动xìng》等一系列文章。同一天，《华商报》也发表《保障人权》的社论。
5月10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杂志原稿送审须知》，针对《群众》周刊等杂志的惯用手法，规定：免登的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者按语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被删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足以表示已被删节的符号。
这一年，青记总会和设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的各分会均遭查封。
新成立的民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
1942年：陆蠡用生命书写正气歌
《大公报》桂林版风行大后方，发行量最高达6万份。子冈的“重庆百笺”等在《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不出的通讯都是在桂林版刊载的，它和徐铸成执笔的社评一起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特色。
从2月28日查封《世界知识》杂志开始，这一年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封闭的报刊多达500多种。仅9月，重庆市图书审查处一次就撕毁书刊127种、1242册（其中有máo zé dōng、朱德、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着作）。相形之下，这一年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抗争就鲜有进入历史记忆的。
上海“孤岛”沦陷之后，编辑陆蠡（陆圣泉）还坚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岗位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继续为国人提供精神粮食，包括一些有抗日倾向的文学作品。4月13日，闻风而来的日本宪兵队到文化生活出版
用生命写下正气歌的陆蠡
社查抄整整两卡车的书。那天，他正好外出，一个前来送书的印刷厂工人却被抓走了。陆蠡毅然冒险到租界巡捕房去说理，这一去自然是自投罗网。文学界的朋友巴金、唐、黄源、柯灵、许杰等多方营救，都杳无音讯。有人说他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但没有确切消息。冬天到了，唐往监狱里寄棉袍，结果“查无此人”退回。
当年8月，从他狱中的难友那里，人们才得知他被日本宪兵关押期间，曾饱受酷刑折磨，始终不屈，
1942年3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4个月后陆蠡即遭杀害
表现得极为坚强。日本人问他：“你爱不爱国？”他大声回答：“爱国！”又问：“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他回答：“绝对不能征服！”他每次受审时的口供都让身边的狱友“胆寒色变”。
7月21日，陆蠡被押出牢房，说是释放，但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以后，朋友们就把这一天当作他的遇难纪念日。
他的朋友吴朗西说他个xìng死硬，在任何强暴前面都不会低头，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陆蠡是台州人）。吴朗西说：“陆蠡太傻了，然而他的可爱，感召我至深的，就是这一股傻气、正气。”
陆蠡在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最终却成了散文家，留下了《囚绿记》、《竹刀》等传世的名篇。他还翻译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烟》等小说。但与这些文字相比，陆蠡相信：“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慷慨赴死，义无反顾是“傻气”，是“硬气”、“正气”，更是这种“高贵”的体现。他的死难比他那些美丽的文字更加感人，他用34岁的生命书写了一首正气歌，1942年的中国将因陆蠡之死而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记事］
2月7日，guó mín dǎng当局通过《图书送审须知》。
2月16日，guó mín dǎng当局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办法》。
3月7日，guó mín dǎng当局公布《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
4月16日，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实施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各地警察局作为登记执行机关，目的是防止老百姓收听抗日广播。
5月5日，guó mín dǎng当局公布《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公开批评guó mín dǎng当局的物价政策。
1941年12月26日日本侵略者封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时的贴条及1942年1月16日启封时的贴条
5月29日，guó mín dǎng当局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第23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着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自5月5日起实施。
6月，《华北文艺》主编蒋弼惨遭日军杀害。
9月29日，汪伪“南京政府”公布《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各地违禁收音机特许委员会组织办法》。“违禁收音机”是指有短波装置的收音机。
9月，guó mín dǎng当局连续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
11月25日，日本海军查封上海《申报》，起因于日本海、陆军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12月8日，日本驻沪海军报道部捧出他们手中的傀儡陈彬和，《申报》复刊。同月，日本海军取代陆军接管《新闻报》。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
1943年，岁在癸未。2月2日，继张季鸾之后主持重庆《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之后，心情激dàng，挥笔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ròu，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dú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ròu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页162、163164。
此文一出，国人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2月4日的王世杰日记中说：“《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3月7日，着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右）与同事合影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guó mín dǎng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fù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guó mín dǎng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王芸生在写作
连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后来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的不可逆转。作为局外人，他的观察正是从蒋介石钳制新闻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庆和宋美龄见面时，向她提议“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然而，这位受美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第一夫人”回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费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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