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1节
豫就买了进去。老三股跌到几块钱的价位，价值已经被严重低估了，不可能赔钱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只有当他们了解了资金链的关系后，才终于有些懊悔，是金融影响了产业，伤害了产业，连累了产业。
2004年的“五一”长假算是给处于高度紧张和沉闷的德隆一个喘息而整理的机会。我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唐万新了，他没有主动找我时，我一定不会主动给他去电话。因为我太相信他，相信他一定会有他的思考，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了。我准备好做一个执行者。因为唐万川在去北京之前也告诉我：你先原地待命吧，你这样的重组专家一定会派上很大用场的，等中央对德隆定了调子，你就有事干了。
从4月中旬德隆危机爆发以来，将近半个月时间里，德隆内部c外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对中国而言，第一次出德隆这么大的民营企业危机，还从来没有过。我们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应对机制。显然，整个国家机器里，尚不知道哪个部件是专门处理这类事情的。
这种混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德隆自身，并不知道自己出现危机后怎么应对；第二，作为政府，也不知道对于大型民营企业发生危机应当怎么处置；第三，国企再小，它也有对应的主管部门知道其内部情况，而民营企业再大，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的国家机构。所以，当时国家完全不知道德隆到底有多大，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几乎在所有德隆人的心中，德隆的命运都不会以今天这种方式出现。我们谁都没有担心德隆会彻底崩溃，因为我们知道德隆太大了，德隆的产业又做得这么好，不会有财务泡沫。我们可以设想许多种处理模式，但从来没有设计过今天这种模式，因为我们知道，不管用什么方式来重组德隆，代价都会比现在这种结束成本低。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整个经济基础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变革，但经济基础中，仍然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上层建筑也仍然是为公有制服务的上层建筑。非公有制经济体系在经济基础中虽然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找不到上层建筑中与他们对应的部分。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虽然总量很大，但单个的体量又偏小，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破产了，清算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逐渐有一部分企业成长起来了，也产生了若干家年超过100亿人民币销售额的非公有制企业，但我们体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出现了企业危机重组的真空现象；在政府机制严重缺损的情况下，又由于破产制度不完善，早期的破产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环境，新的破产法尚未出炉，一旦出现德隆这样的企业危机，我们的政府也就没有一个应对机制。
第七章溃败之途6
“五一”长假结束后，我仍然在正常地开展我的业务。只是听说不知道唐万新到哪里去了，我拨了一下唐万新的手机，试一试还能否拨通，得到的回答是：“你拨叫的号码不在服务区。”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情况很严峻了。我的部下们也纷纷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问我有什么打算。产品总部产品交易员唐军是产品总部最聪明的一个。他告诉我：他以及团队好多人都找到工作了，随时可以离开。
我告诉他，不管德隆最终是什么结果，现状是不会持续多久的，要么重组，要么重新崛起走出困难。我们多的时间都过去了，不要急着作什么打算，能够经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企业危机，也是人生的一大幸运，一辈子也不容易经历得到。这就是财富，既是事业上的财富，又是人生的一个财富。见证失败，是人生的一大成功，一大机遇。不能体验失败，就不懂得真切地体会成功；不能体会大的失败，也不懂得体会大的成功。我也非常珍惜我和我的团队在一起团结奋战所建立起来的工作默契和朋友情谊。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坚守到最后。
没有唐万新的指挥显得群龙无首，手足无措。各种关于德隆重组c德隆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一会向宏发表意见，接受长篇采访；一会东方高圣向媒体披露重组方案；一会传言，有海外财团看中德隆要加入进来，各地的公安局纷纷在债权人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到处寻访德隆的资产，开始抢夺。
几天后，李强找到我，派我去南京，协助南京国投总经理张晓明的工作。意图是：表明德隆是负责的，在出了问题时，没有放弃不管，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不要引爆南京国投的问题，如果有机会便重组南京国投，使其平安落地。南京国投的实际分管人和董事长都是李强。而此时的李强要指挥处理德隆系的日常事务，无法分身。
我带了一个助手迅即赶到南京，发现友联旗下机构更加紧张。张晓明已经不敢去办公室办公。也不敢回家住，让家里人也离开了家里。他们安排我们在酒店住下，以酒店作为临时办公地点，也不要让我们去办公室。
由于南京国投涉及一项湖南长沙商业银行的债务，湖南的公安部门已经到了南京，从南京国投调走了部分财务资料，并要求张晓明来与长沙公安部的人见面，长沙公安也到处追查南京国投的资产，追到什么就查封什么。
此时的张晓明只有到处躲藏。我们见到张晓明时，他显得非常紧张，压力很大。我们来南京也实际上是在他已经扛不住南京方面的重重压力，向李强请求援助的情况下来的。一见到我们，他真像战场上孤军奋战一线的战士，得到了后方的支援一样，顿时轻松了许多。
我们首先了解了南京国投的真实情况和与德隆总部c友联旗下相关机构的资金来往，业务往来；看南京国投到底有多少亏损，有多少委托理财，是不是具备重组条件。重组方是不是可以承担这些东西。听完张晓明的介绍，我们立即和他讨论了工作计划。
第一，及时代表德隆向市政府汇报，听取政府意见；
第二，德隆愿意承担责任，担当起南京国投的重组工作，不向政府撂挑子；
第三，坚持重组以我方主导的意见；
我们的意图是：我们找一个对南京国投有兴趣的实力机构，作为战略投资人，对南京国投进行实质性重组，德隆愿意以较低价格出让，由重组方承担南京国投与德隆有关联的交易债务。
经过张晓明的安排，我们到了南京市政府。南京市委一位姓陈的副书记和市政府副秘书长以及国投集团的代表接待并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我首先表明：我是受德隆集团的委派，代表董事长李强来协助南京达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明处理公司的危机并进行重组的。然后，我毫不隐瞒地介绍了德隆危机的爆发和现状。
我说：“德隆危机始于2001年；三年来，德隆一方面继续发展，一方面积极应对危机，希望能卸下包袱，但本轮的宏观调控让德隆再次遭到重创。这次危机爆发是4月中旬开始的，危机爆发后，德隆没有放弃，而是积极行动，展开自救，并于“五一”前到北京向中央c国务院及银监会c证监会进行了全面c客观的汇报。中央有关领导对德隆也有相关指示，基本态度是认为德隆与以往民企危机的性质根本不同。希望德隆能够按市场的原则进行重组c自救，以求渡过危机。为此，德隆成立了唐万新为组长的危机处理小组。基本思路是：一，德隆全面承担德隆体系经济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二，愿意将资产打包，进行整体出售c重组，变现的全部资金和紧急贷款都将用于偿债。三，对南京国投，同意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进行积极的全面重组，由我和张晓明总经理提出重组方案。重组思路是：德隆愿意在全面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出让股权，引进战略投资人；通过资金注入，盘活存量资产，利用江苏资源和现有项目，产生利润和正现金流，德隆集团所有债务，逐渐通过债务重组和资产变现的方式偿还。帮助南京国投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经营秩序，获得信托业务许可证。鉴于债务，资产重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机构，人员众多，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各种诉讼。希望政府从保护南京国投这一金融机构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角度，为重组创立良好环境。
第七章溃败之途7
这位陈书记听完我的汇报后，发表了他的看法：感谢德隆集团的负责任态度，我们对德隆仍然抱有信心。虽然德隆的事情早已有征兆，但还是让我们有些猝不及防。
陈书记安排国资集团负责人发表意见，国资集团负责人的四点意见是：
1德隆对南国投的重组是实质性的，推进不错；
2重组过程中，政府c出让方都给予了很多帮助c支持，政府是有诚意的。当时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给了德隆帮助，也是看中了德隆的经营能力；
3政府目前的状况，可以理解，这是客观经济规律；
4希望尽早看到德隆的重组操作方案，也希望你们把对政府的要求说得更具体一些。
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2002年与德隆合作实施重组的，一直由李强负责其交易，但因为中国信托业的改革，所有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按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进行整顿后，重新验发营业执照和信托经营许可证。德隆对其控股后，仍由原公司总经理张晓明担任总经理，德隆派李强担任董事长，并将名称改为“大江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由于德隆系的入主，地方政府，银监部门在审核上格外严格，整整运作了两年，还没有拿到许可证，这也与重组方的德隆背景有关系。
按照我和张晓明的约定，张晓明在会上坦诚地汇报了南京国投的全部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其中与德隆系有关联的交易行为涉及18亿人民币，这18亿人民币有可能成为风险。
市政府秘书长听完汇报后，非常严谨地表达了政府的态度：
第一，南京国投的重组，政府一直十分关注，至今德隆还欠14亿的交易金额未支付。市委c市政府对此安排非常担忧，这对南京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都有影响。我们不希望看到产生社会不安定问题。对南京国投的债权债务结构，还要做更细的分析；德隆与国投在股权上，要揭示出实际的控制关系当时德隆系用了其他公司的名义代德隆持有南京国投的股份，当时德隆在金融机构收购中几乎都用这种方式。
第二，希望德隆能够成功地创造出重组模式，不出现大的问题。对你们及时c主动来配合南京的工作表示好感，希望不仅仅是是好的态度，更要有好的行动。
第三，对目前的重组形势，不容乐观。对于重组南京国投，应该有比较完整c可行的方案。
第四，当重新考虑参与重组的组织。参与人员的责任c权利c义务要分清楚。
陈副书记最后总结说：“南京国投的重组在激烈竞争中选择德隆就是看中了德隆的高水平运营能力和德隆的诚意，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认为是错误选择。市政府一直支持c关注c促进，希望德隆进入南京国投给我们带来金融上的创新和人才。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只有两件事没完成，一是银监局的执照，二是14亿的股本金还没收到。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德隆的状况，我们已经关注了。希望德隆能够挺住。如果弄不好，对双方都很不利。损失最大的还是南京，包括：南京市的形象；南京金融资源的损失；资产c资金方面的损失；社会稳定方面的损失。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们感到责任很重大，压力也很大。政府的几点意见是：1对重新重组，要专门研究，要有详细的操作方案，要在重组过程中提供动力，减少阻力；2要如实反映近两年产业的债权债务总量，并进行分析；3请德隆要明确尝付手段c计划c时间节点，要具体；4你们所提出的意见，是代表德隆的意见，股东的意见。派来参与重组的人员不能随意变动。
“在德隆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也愿意和德隆一起，共同渡过难关，走出困境。德隆派的人，要书面授权，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团结一致，减少损失。”
我们对南京市及各级领导的态度非常感动。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民营企业发生危机而产生轻视情绪，也没有对我们造成的这些责任多加指责，而是理性地分析问题，共同想办法解决危机。
由于当时德隆过于庞大c复杂，而且已经是一个跨国民营企业。资产c业务涉及中国十几个省市和海外多个国家。如果我们各地方政府能够像南京一样，德隆系的结果不会是这样。因为德隆系而造成的社会损失也会小得多。
第七章溃败之途8
在南京工作了几天之后，我们带着一个较好的结果回到了上海，希望能够把这个结果尽快向领导汇报，得到一个答复后，立即返回到南京，组织对南京国投的重组。同时，我还在路上就不停地给一些机构联系，邀请他们来考虑参与南京国投的重组。
正在我兴致勃勃地考虑南京国投的重组方案之时，一个熟悉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这是唐万新身边最密切的助手来的电话，一个浓重而低沉的新疆普通话从手机传到我耳朵里：“世渝，这个周末你在不在上海”我感到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我的心里一阵紧张。
“周末要你参加一个会。时间，地点，到时会有人通知你。”我猜想一定是和唐万新有什么关系。
星期六上午，也就是5月15日，在焦急等待的我，终于收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上是“杨利”的名字。我知道肯定是我期盼的那个电话。
杨利在电话上告诉我：“晚上七点，在联洋社区十号别墅开会。”
我知道肯定是唐万新安排的。一定是有什么结果了。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我本人就住在联洋社区。这是浦东非常大的一个高尚住宅小区，高层楼房不多，几乎都是6层楼的住宅。联洋别墅在哪里，平时还真没注意。
我早就吃过了晚饭，紧张地开着车来到这里。天下着雨，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所以，安静而人烟稀少的联洋社区就更显得神秘了。
我到十号别墅时，天色已经比较暗了。我四周环视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或者注视我，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地走进了十号别墅。里面没有几个人，他们在进门处放了一张纸，让来者签名。我签上名字后，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开会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德隆元老。进来的人每个人都掩饰着自己的真实的内心世界。表面都装得若无其事，相互之间寒暄完了之后，都沉默不语，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在那个结果出来之前，谁都不愿意对今天和今天之前的所有事情表示什么观点。或许因为谁也不知道谈论些什么，相互之间也不去问对方这些天在干什么。原因也很简单，这段时间每个人干的事情可能都是秘密，都只能在知道这些秘密的人群中交流。
7点过了大约15分钟，门口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响起，感觉是一群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便是轻松而诡异地微笑着的唐万新。
所有的人全部站了起来，赶上前去和唐万新握手。我的眼泪涌到了眼眶，我拼命地抑制住自己，和唐万新握手时，他说了声：“辛苦了”
看起来唐万新气色很好，一个月没见到他了，真不知道他这些天都在哪里，怎么过的。此时看到他，心里完全感觉是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远处的灯光，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虽然只有一个月没见，但这一个月里，在中国经济漩涡里一直处于中心和焦点的德隆系，犹如经历了十年的煎熬。看着他轻松应对的自信模样，我对德隆的绝地反弹又有了信心。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与会者，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有产业上的，也有金融上的，但主要是金融上的。也有些高层人员没有在场，如王宏c郑荣新等。
他先用开玩笑的口吻给大家说：“对不起了，全中国的公安都在抓我，但并不是公安部的指令，全部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债权人找来的，没办法，在北京把全部资料交给中央后，我就只有躲起来，等他们的消息，看中央是什么态度，是要我们死，还是要我们活。半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是传出消息来，要德隆活下去，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再来活一次吧。”
因为会议的保密性，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带笔记本。谁也没有作这样的规定，这样的限制。除了担任会议记录的沈巍以外，没有一个人作记录。但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这样的氛围里，唐万新讲的字字句句，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停顿了一下，也没问一下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情况，便开始了他的一番演讲。
“德隆十多年前从借来的400块钱起家开始做生意，已经起起落落好几回了。我们用400元钱挣到了400多万，从正的400多万变成负的400多万；后来又从负的400多万变成了正的2000多万；从正的2000多万又变成了负的4000多万；后来又挣到了4个亿，40亿。这次，我们可能变成了负的400亿。
第七章溃败之途9
“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不会退缩，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当年做生意赔钱以后，我就上门找债权人一个一个去说，请他们相信我，相信我们能够还钱。我平均每半个月就去拜访他们一次，最后我们挣了钱，还清了债，也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这样债权人会永远都相信你。
“以目前德隆的情况，要用简单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我们一辈子也还不清。叫我们赤手空拳去还债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足够大的操作平台，用资产重组，用动态的方式来还债，我们用10年时间总也能还清的。
“我们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c监管下来经营，给债权人签协议，我相信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老是这个样子。资本市场形势好转了，我们就可以清偿债务了，到时我们还可以买回来，自己经营。
“今天通知来的这些人是我们经历这次危机之后，没有对德隆丧失信心，愿意继续合作的人。我们就算是过去的德隆已经结束，现在由这些人组成新的德隆。
“我从今天开始，宣布我们新德隆的诞生。唐万里继续负责组织危机公关，我负责德隆的全面自救和重组。我们成立两个偿债小组。由王世渝以总裁助理的身份，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刘勇任另一个小组组长。王世渝负责2000万以上额度的客户，刘勇负责2000万以下额度的客户。董事会明天就下决议，把文件发下去，办公室尽快将2000万以上的客户名单交给王世渝。大客户的偿还思路都是用投资银行方式进行偿还，偿还资金的来源由我负责，你们就是负责方案设计和谈判。
“现在上面的情况呢，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国务院开始听下面的汇报。这个时候，凡是和德隆有关系的监管机构c地方政府汇报上去的东西肯定是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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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五一”长假算是给处于高度紧张和沉闷的德隆一个喘息而整理的机会。我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唐万新了，他没有主动找我时，我一定不会主动给他去电话。因为我太相信他，相信他一定会有他的思考，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了。我准备好做一个执行者。因为唐万川在去北京之前也告诉我：你先原地待命吧，你这样的重组专家一定会派上很大用场的，等中央对德隆定了调子，你就有事干了。
从4月中旬德隆危机爆发以来，将近半个月时间里，德隆内部c外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对中国而言，第一次出德隆这么大的民营企业危机，还从来没有过。我们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应对机制。显然，整个国家机器里，尚不知道哪个部件是专门处理这类事情的。
这种混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德隆自身，并不知道自己出现危机后怎么应对；第二，作为政府，也不知道对于大型民营企业发生危机应当怎么处置；第三，国企再小，它也有对应的主管部门知道其内部情况，而民营企业再大，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的国家机构。所以，当时国家完全不知道德隆到底有多大，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几乎在所有德隆人的心中，德隆的命运都不会以今天这种方式出现。我们谁都没有担心德隆会彻底崩溃，因为我们知道德隆太大了，德隆的产业又做得这么好，不会有财务泡沫。我们可以设想许多种处理模式，但从来没有设计过今天这种模式，因为我们知道，不管用什么方式来重组德隆，代价都会比现在这种结束成本低。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整个经济基础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变革，但经济基础中，仍然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上层建筑也仍然是为公有制服务的上层建筑。非公有制经济体系在经济基础中虽然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找不到上层建筑中与他们对应的部分。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虽然总量很大，但单个的体量又偏小，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破产了，清算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逐渐有一部分企业成长起来了，也产生了若干家年超过100亿人民币销售额的非公有制企业，但我们体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出现了企业危机重组的真空现象；在政府机制严重缺损的情况下，又由于破产制度不完善，早期的破产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环境，新的破产法尚未出炉，一旦出现德隆这样的企业危机，我们的政府也就没有一个应对机制。
第七章溃败之途6
“五一”长假结束后，我仍然在正常地开展我的业务。只是听说不知道唐万新到哪里去了，我拨了一下唐万新的手机，试一试还能否拨通，得到的回答是：“你拨叫的号码不在服务区。”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情况很严峻了。我的部下们也纷纷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问我有什么打算。产品总部产品交易员唐军是产品总部最聪明的一个。他告诉我：他以及团队好多人都找到工作了，随时可以离开。
我告诉他，不管德隆最终是什么结果，现状是不会持续多久的，要么重组，要么重新崛起走出困难。我们多的时间都过去了，不要急着作什么打算，能够经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企业危机，也是人生的一大幸运，一辈子也不容易经历得到。这就是财富，既是事业上的财富，又是人生的一个财富。见证失败，是人生的一大成功，一大机遇。不能体验失败，就不懂得真切地体会成功；不能体会大的失败，也不懂得体会大的成功。我也非常珍惜我和我的团队在一起团结奋战所建立起来的工作默契和朋友情谊。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坚守到最后。
没有唐万新的指挥显得群龙无首，手足无措。各种关于德隆重组c德隆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一会向宏发表意见，接受长篇采访；一会东方高圣向媒体披露重组方案；一会传言，有海外财团看中德隆要加入进来，各地的公安局纷纷在债权人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到处寻访德隆的资产，开始抢夺。
几天后，李强找到我，派我去南京，协助南京国投总经理张晓明的工作。意图是：表明德隆是负责的，在出了问题时，没有放弃不管，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不要引爆南京国投的问题，如果有机会便重组南京国投，使其平安落地。南京国投的实际分管人和董事长都是李强。而此时的李强要指挥处理德隆系的日常事务，无法分身。
我带了一个助手迅即赶到南京，发现友联旗下机构更加紧张。张晓明已经不敢去办公室办公。也不敢回家住，让家里人也离开了家里。他们安排我们在酒店住下，以酒店作为临时办公地点，也不要让我们去办公室。
由于南京国投涉及一项湖南长沙商业银行的债务，湖南的公安部门已经到了南京，从南京国投调走了部分财务资料，并要求张晓明来与长沙公安部的人见面，长沙公安也到处追查南京国投的资产，追到什么就查封什么。
此时的张晓明只有到处躲藏。我们见到张晓明时，他显得非常紧张，压力很大。我们来南京也实际上是在他已经扛不住南京方面的重重压力，向李强请求援助的情况下来的。一见到我们，他真像战场上孤军奋战一线的战士，得到了后方的支援一样，顿时轻松了许多。
我们首先了解了南京国投的真实情况和与德隆总部c友联旗下相关机构的资金来往，业务往来；看南京国投到底有多少亏损，有多少委托理财，是不是具备重组条件。重组方是不是可以承担这些东西。听完张晓明的介绍，我们立即和他讨论了工作计划。
第一，及时代表德隆向市政府汇报，听取政府意见；
第二，德隆愿意承担责任，担当起南京国投的重组工作，不向政府撂挑子；
第三，坚持重组以我方主导的意见；
我们的意图是：我们找一个对南京国投有兴趣的实力机构，作为战略投资人，对南京国投进行实质性重组，德隆愿意以较低价格出让，由重组方承担南京国投与德隆有关联的交易债务。
经过张晓明的安排，我们到了南京市政府。南京市委一位姓陈的副书记和市政府副秘书长以及国投集团的代表接待并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我首先表明：我是受德隆集团的委派，代表董事长李强来协助南京达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明处理公司的危机并进行重组的。然后，我毫不隐瞒地介绍了德隆危机的爆发和现状。
我说：“德隆危机始于2001年；三年来，德隆一方面继续发展，一方面积极应对危机，希望能卸下包袱，但本轮的宏观调控让德隆再次遭到重创。这次危机爆发是4月中旬开始的，危机爆发后，德隆没有放弃，而是积极行动，展开自救，并于“五一”前到北京向中央c国务院及银监会c证监会进行了全面c客观的汇报。中央有关领导对德隆也有相关指示，基本态度是认为德隆与以往民企危机的性质根本不同。希望德隆能够按市场的原则进行重组c自救，以求渡过危机。为此，德隆成立了唐万新为组长的危机处理小组。基本思路是：一，德隆全面承担德隆体系经济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二，愿意将资产打包，进行整体出售c重组，变现的全部资金和紧急贷款都将用于偿债。三，对南京国投，同意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进行积极的全面重组，由我和张晓明总经理提出重组方案。重组思路是：德隆愿意在全面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出让股权，引进战略投资人；通过资金注入，盘活存量资产，利用江苏资源和现有项目，产生利润和正现金流，德隆集团所有债务，逐渐通过债务重组和资产变现的方式偿还。帮助南京国投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经营秩序，获得信托业务许可证。鉴于债务，资产重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机构，人员众多，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各种诉讼。希望政府从保护南京国投这一金融机构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角度，为重组创立良好环境。
第七章溃败之途7
这位陈书记听完我的汇报后，发表了他的看法：感谢德隆集团的负责任态度，我们对德隆仍然抱有信心。虽然德隆的事情早已有征兆，但还是让我们有些猝不及防。
陈书记安排国资集团负责人发表意见，国资集团负责人的四点意见是：
1德隆对南国投的重组是实质性的，推进不错；
2重组过程中，政府c出让方都给予了很多帮助c支持，政府是有诚意的。当时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给了德隆帮助，也是看中了德隆的经营能力；
3政府目前的状况，可以理解，这是客观经济规律；
4希望尽早看到德隆的重组操作方案，也希望你们把对政府的要求说得更具体一些。
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2002年与德隆合作实施重组的，一直由李强负责其交易，但因为中国信托业的改革，所有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按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进行整顿后，重新验发营业执照和信托经营许可证。德隆对其控股后，仍由原公司总经理张晓明担任总经理，德隆派李强担任董事长，并将名称改为“大江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由于德隆系的入主，地方政府，银监部门在审核上格外严格，整整运作了两年，还没有拿到许可证，这也与重组方的德隆背景有关系。
按照我和张晓明的约定，张晓明在会上坦诚地汇报了南京国投的全部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其中与德隆系有关联的交易行为涉及18亿人民币，这18亿人民币有可能成为风险。
市政府秘书长听完汇报后，非常严谨地表达了政府的态度：
第一，南京国投的重组，政府一直十分关注，至今德隆还欠14亿的交易金额未支付。市委c市政府对此安排非常担忧，这对南京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都有影响。我们不希望看到产生社会不安定问题。对南京国投的债权债务结构，还要做更细的分析；德隆与国投在股权上，要揭示出实际的控制关系当时德隆系用了其他公司的名义代德隆持有南京国投的股份，当时德隆在金融机构收购中几乎都用这种方式。
第二，希望德隆能够成功地创造出重组模式，不出现大的问题。对你们及时c主动来配合南京的工作表示好感，希望不仅仅是是好的态度，更要有好的行动。
第三，对目前的重组形势，不容乐观。对于重组南京国投，应该有比较完整c可行的方案。
第四，当重新考虑参与重组的组织。参与人员的责任c权利c义务要分清楚。
陈副书记最后总结说：“南京国投的重组在激烈竞争中选择德隆就是看中了德隆的高水平运营能力和德隆的诚意，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认为是错误选择。市政府一直支持c关注c促进，希望德隆进入南京国投给我们带来金融上的创新和人才。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只有两件事没完成，一是银监局的执照，二是14亿的股本金还没收到。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德隆的状况，我们已经关注了。希望德隆能够挺住。如果弄不好，对双方都很不利。损失最大的还是南京，包括：南京市的形象；南京金融资源的损失；资产c资金方面的损失；社会稳定方面的损失。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们感到责任很重大，压力也很大。政府的几点意见是：1对重新重组，要专门研究，要有详细的操作方案，要在重组过程中提供动力，减少阻力；2要如实反映近两年产业的债权债务总量，并进行分析；3请德隆要明确尝付手段c计划c时间节点，要具体；4你们所提出的意见，是代表德隆的意见，股东的意见。派来参与重组的人员不能随意变动。
“在德隆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也愿意和德隆一起，共同渡过难关，走出困境。德隆派的人，要书面授权，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团结一致，减少损失。”
我们对南京市及各级领导的态度非常感动。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民营企业发生危机而产生轻视情绪，也没有对我们造成的这些责任多加指责，而是理性地分析问题，共同想办法解决危机。
由于当时德隆过于庞大c复杂，而且已经是一个跨国民营企业。资产c业务涉及中国十几个省市和海外多个国家。如果我们各地方政府能够像南京一样，德隆系的结果不会是这样。因为德隆系而造成的社会损失也会小得多。
第七章溃败之途8
在南京工作了几天之后，我们带着一个较好的结果回到了上海，希望能够把这个结果尽快向领导汇报，得到一个答复后，立即返回到南京，组织对南京国投的重组。同时，我还在路上就不停地给一些机构联系，邀请他们来考虑参与南京国投的重组。
正在我兴致勃勃地考虑南京国投的重组方案之时，一个熟悉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这是唐万新身边最密切的助手来的电话，一个浓重而低沉的新疆普通话从手机传到我耳朵里：“世渝，这个周末你在不在上海”我感到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我的心里一阵紧张。
“周末要你参加一个会。时间，地点，到时会有人通知你。”我猜想一定是和唐万新有什么关系。
星期六上午，也就是5月15日，在焦急等待的我，终于收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上是“杨利”的名字。我知道肯定是我期盼的那个电话。
杨利在电话上告诉我：“晚上七点，在联洋社区十号别墅开会。”
我知道肯定是唐万新安排的。一定是有什么结果了。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我本人就住在联洋社区。这是浦东非常大的一个高尚住宅小区，高层楼房不多，几乎都是6层楼的住宅。联洋别墅在哪里，平时还真没注意。
我早就吃过了晚饭，紧张地开着车来到这里。天下着雨，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所以，安静而人烟稀少的联洋社区就更显得神秘了。
我到十号别墅时，天色已经比较暗了。我四周环视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或者注视我，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地走进了十号别墅。里面没有几个人，他们在进门处放了一张纸，让来者签名。我签上名字后，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开会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德隆元老。进来的人每个人都掩饰着自己的真实的内心世界。表面都装得若无其事，相互之间寒暄完了之后，都沉默不语，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在那个结果出来之前，谁都不愿意对今天和今天之前的所有事情表示什么观点。或许因为谁也不知道谈论些什么，相互之间也不去问对方这些天在干什么。原因也很简单，这段时间每个人干的事情可能都是秘密，都只能在知道这些秘密的人群中交流。
7点过了大约15分钟，门口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响起，感觉是一群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便是轻松而诡异地微笑着的唐万新。
所有的人全部站了起来，赶上前去和唐万新握手。我的眼泪涌到了眼眶，我拼命地抑制住自己，和唐万新握手时，他说了声：“辛苦了”
看起来唐万新气色很好，一个月没见到他了，真不知道他这些天都在哪里，怎么过的。此时看到他，心里完全感觉是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远处的灯光，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虽然只有一个月没见，但这一个月里，在中国经济漩涡里一直处于中心和焦点的德隆系，犹如经历了十年的煎熬。看着他轻松应对的自信模样，我对德隆的绝地反弹又有了信心。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与会者，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有产业上的，也有金融上的，但主要是金融上的。也有些高层人员没有在场，如王宏c郑荣新等。
他先用开玩笑的口吻给大家说：“对不起了，全中国的公安都在抓我，但并不是公安部的指令，全部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债权人找来的，没办法，在北京把全部资料交给中央后，我就只有躲起来，等他们的消息，看中央是什么态度，是要我们死，还是要我们活。半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是传出消息来，要德隆活下去，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再来活一次吧。”
因为会议的保密性，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带笔记本。谁也没有作这样的规定，这样的限制。除了担任会议记录的沈巍以外，没有一个人作记录。但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这样的氛围里，唐万新讲的字字句句，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停顿了一下，也没问一下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情况，便开始了他的一番演讲。
“德隆十多年前从借来的400块钱起家开始做生意，已经起起落落好几回了。我们用400元钱挣到了400多万，从正的400多万变成负的400多万；后来又从负的400多万变成了正的2000多万；从正的2000多万又变成了负的4000多万；后来又挣到了4个亿，40亿。这次，我们可能变成了负的400亿。
第七章溃败之途9
“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不会退缩，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当年做生意赔钱以后，我就上门找债权人一个一个去说，请他们相信我，相信我们能够还钱。我平均每半个月就去拜访他们一次，最后我们挣了钱，还清了债，也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这样债权人会永远都相信你。
“以目前德隆的情况，要用简单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我们一辈子也还不清。叫我们赤手空拳去还债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足够大的操作平台，用资产重组，用动态的方式来还债，我们用10年时间总也能还清的。
“我们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c监管下来经营，给债权人签协议，我相信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老是这个样子。资本市场形势好转了，我们就可以清偿债务了，到时我们还可以买回来，自己经营。
“今天通知来的这些人是我们经历这次危机之后，没有对德隆丧失信心，愿意继续合作的人。我们就算是过去的德隆已经结束，现在由这些人组成新的德隆。
“我从今天开始，宣布我们新德隆的诞生。唐万里继续负责组织危机公关，我负责德隆的全面自救和重组。我们成立两个偿债小组。由王世渝以总裁助理的身份，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刘勇任另一个小组组长。王世渝负责2000万以上额度的客户，刘勇负责2000万以下额度的客户。董事会明天就下决议，把文件发下去，办公室尽快将2000万以上的客户名单交给王世渝。大客户的偿还思路都是用投资银行方式进行偿还，偿还资金的来源由我负责，你们就是负责方案设计和谈判。
“现在上面的情况呢，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国务院开始听下面的汇报。这个时候，凡是和德隆有关系的监管机构c地方政府汇报上去的东西肯定是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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