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5 章

  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士，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jiāo替执政，相互攻伐，使腐败的朝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下面摘录了一位学友对裴度、欧阳修和滕甫三人对“朋党”讨论的对比总结，都体现儒家气概：

  “对君子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私利，相互勾结，结成各自的团伙，这就是党朋。而这些党朋就被一些小人用来作为整人的工具，攻击人的pào弹。并且出现了许多为自己狡辩的论点，即中国唐宋时期的裴度、欧阳修和滕甫。裴度的“朋党”论。裴度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正邪耳。”欧阳修的“朋党”论。欧阳修认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滕甫的“朋党”论。滕甫认为“君子无党”的：“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三种朋党论从字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实际上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三人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不同，所提出的朋党观点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裴度耻于与小人为伍，故有“君子必与君子为伍，小人必与小人为伍”之说。欧阳修当时因为范仲淹鸣不平，被一些朝野小人诬陷为朋党，才会说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之说。滕甫没有像裴度或欧阳修那样的经历，他就来得较为超脱，他所谓的“朋党”，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朋党”。但他们的论点中都强调一个共同之处，即君子同德，小人同利。君子之间的“朋党”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符合大众利益的基础之上。而小人之间的“朋党”则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利益之间，完全是为自己的私利，彼此相互勾结，靠损害大众利益，来谋求个人的私利或小团伙的利益。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这类的朋党更是遍地滋生。没有朋党，也就不可能出现目前的贪污腐化。没有朋党，就不会出现那些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阶层。朋党不能等同于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有善恶之分，朋党之间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善恶之理念。所以自古就有“君子朋而不党”之说。”

  唯贤是举，谦恭正直，得天下大治

  【子曾经曰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智者感悟】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派定各部门的负责人，赦免部下的小过失，提拔德才兼备的人。”仲弓问：“怎知道谁是德才兼备的人，从而把他提拔起来呢？”孔子说：“提拔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会推荐吗？”

  《中庸》里面记载孔子的话：“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意思是说。如果由贤良的人来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政绩一定显著；假如贤良的人不在了，仁政也就消亡了。所以，政绩的优劣，关键在人。儒家的“人为贵”思想要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

  任人唯贤是儒家选拔人才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思想中有“亲亲”的道德观念，即以亲近有亲缘关系的人为先，从而衍生了十分有利于封建王族的爵位可世袭的理论。然而，儒家又认为可以跨越固有的地位层次，不拘一格录用人才。《论语先进》中有孔子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之从先进。”就是说，宁愿先选用学了礼乐却尚无地位的人，也不愿先选没有学礼乐的卿大夫世家子弟。荀子在《王制》中说：“贤能不待次而举”，指出举贤不必考虑官职的次序。还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用人唯贤、不拘世袭的态度是坚决的。

  礼贤下士是儒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思路。儒家既然重视人才，就必然关心选拔人才的“致贤之路”。儒家认为“礼”是行仁的好的规范，他们也把这种思想渗透到用人思想中来，反复指出要通过礼贤下士来等到人才。《论语八佾》有“君使臣以礼”之句，《孟子-公孙丑上》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yù之谋焉，则就之”。孟子还说过：“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把“贤”和“贵”抬到同等地位来尊重。认为不谦逊必然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得不到贤人。他在《万章下》总结道：“yù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yù其入而闭其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进一步强调了礼贤的基础xìng作用。总之，礼贤下士，被儒家认为是君主获得贤人的道路，是明君应具备的良好品质，是各级官员选拔人才的基本思路。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人都有被尊重的心理需要，那么，要获得贤人的信任，让贤人为我们出力，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满足贤人获得尊重的需要了。儒家礼贤下士的做法是符合心理学原理的。

  知人之后如何任用？一个正确的原则是用其所长。孔子在《论语》中说：“无求备于一人。”汉朝东方朔有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因此，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委任》中指出：“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而非求其全。”提倡因材施用，用其所长。具体而言，正如《荀子君道篇》所言：“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坚持用人所长，则人人可用，各得其所，达到如韩愈在《送张道士》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

  一个好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慧眼识英的眼力和举荐贤良的气度是很难有长远发展的，这种本领和气度或者可以使有才能的人为我所用，或者使贤者成为国家栋梁，即可以利益国家，又可以使自己多一位朋友！当然举荐人才应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切不可以此扶植党羽，以谋私利，君子应该不党，否则有失儒者风范！儒家认为举贤也应该是为官之道。《大学》上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意思是说，看见贤能的人不能推荐，推荐举用之后又不肯亲近，这是怠慢轻忽的行为；看见坏人不能拒绝、黜退，黜退之后又不能疏远他，这是错误的行为。可见举贤既是一种为官之道，更是一种为官的职责！

  其实举贤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汉代荀悦总结出用人的十大困难：“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jiān伤忠心；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其国也”。（《申鉴政体第一》）所以韩愈在《马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明认识和识别人才并不是一件易事，他需要有举贤的胸襟和气魄，还需要有时识贤的本领。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千里马不至于“骈死于槽枥之间”。王符也说：“凡有国之君，未尝不yù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索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天下也。（《潜叹》）。

  第34章 为官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

  孔子也曾感叹“才难！”《论语》中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fù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意思是说：舜有五位贤臣，就能治理好天下。周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个帮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及周武王这个时期，人才是最盛了。但十个大臣当中有一个是fù女，实际上只有九个人而已。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事奉殷朝，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通过历史来阐述人才的难得和可贵。这里提出舜为什么能够为中国的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除了领袖的道德才干，优秀的人才也非常重要，所谓领袖难当，人才难得。舜当时平定天下万古留名，是因为当时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个大贤者，才得天下大治。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shè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封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在唐太宗看来，使用人才就是要像器具的功用一样，不同的器具有不同的用处，只要有用的器具就有它的价值，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才德之人，历代都是有，只看能不能发现，发现之后能不能见用罢了。

  孔子曾经议论过怎样才是闻达之士，为认识贤达之士提供了参考！《论语》中记载这样一段话：“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一次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国君的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大夫的封地里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只是虚假的名声，不是通达。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至于有虚假名声的人，只是外表上装出的仁的样子，而行动上却正是违背了仁，自己还以仁人自居不惭愧。但他无论在国君的朝廷里和大夫的封地里都必定会有名声。”所以举荐贤者就应该以这用方法和标准来进行，被荐之人必须德才兼备，表里如一，是一位谦谦君子，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为公，上尊君命，下抚黎民！

  唯才是举，举荐人才不避亲仇，用人要“大公无私”，陈寿《三国志》：“以天下为公，唯贤是兴”。唐代韩愈也说：“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可宜焉”。即是说，当一个人只要他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因为他和自己疏远就不用他；相反一个人没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和自己有某种亲戚或亲密关系，就不罢免他。只要他能力能适宜从事某项工作，就大胆地使用他。

  有这样一则故事，祁黄羊荐贤无私。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缺个县官，你看谁当合适？”祁黄羊说：“解狐最合适。”晋平公很奇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做官？”祁黄羊答道：“您只问我谁能当县官，并没问我谁是仇人。”于是解狐就被派去做了南阳的县官。他在南阳做了一些好事，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又有一天，晋平公问祁黄羊：“朝廷里缺个法官，你看谁当合适？”祁黄羊说：“祁午合适。”晋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儿子吗，你不怕别人说你为儿子走后门吗？”祁黄羊答道：“您问的是谁可以当法官，并没有问祁午是不是我儿子。”祁午做了法官，能秉公执法，得到了人们的称赞。这两件事后来传了出去，知道的人都说：“祁黄羊这人可真不错，无论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儿子，只要是有德有才的，他都能推荐。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呢！”

  曾国藩为官之道一直以来都是后人的典范。他就非常注重举荐人才，并善于发现人才，一生荐人无数，且有不少都成为柱国之臣！这也是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原因之一。唐浩明在他的小说《曾国藩》中就描述很多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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