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章
长都很佩服。公开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不多。”
每到月底，他花一天时间写一份总结材料jiāo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花半天时间向大家宣读一下。有他在车间，业务上的事情车间主任就连管都不用管，他都会按时布置得井井有条。
有道是：花香蜂常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统计员遇到难题，免不了都要来请教他。了解他xìng格的，都知道投其所好，进门先叫一声“老夫子”，于是他立即眉开眼笑，求教者也能得到详尽细致的指点，满意而去；要是不知道他的xìng格，不叫这一声，其结果必然是嗯嗯啊啊，所答非所问，甚至疯疯癫癫地用一些难听的话把人家气走。
他不但xìng格古怪，生活也古板：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西装外套，披着风衣，一双破皮鞋，连后跟都没有了，就拿它当木拖鞋拖着，走起路来，噼啪作响，加上身子一弯一弓，脖子一伸一缩，活脱脱一个日本人的样子。每天上班，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埋头在书本里，很少跟人jiāo谈。三餐饭后，都要盘腿在铺位上静坐十几分钟，样子既虔诚又认真，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练的什么功，还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宗教仪式。
有一天，厂长到车间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询问他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厂长问一句，他答一声，神态傲然，倒好像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似的。再看看俩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是呢制服笔挺，干部架子十足，一个是破西服一身，样子像瘪三。俩人一问一答，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的话，厂长听得还很入神，临离去的时候，他依然身子不动一动，脑袋不点一点。厂长倒似乎很满意，笑眯眯地走了。
厂长一走，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忍不住问他：“听说厂长是个长征干部，在部队里是个团长，级别挺高的，只为文化低一些，才分到这里来管劳改。平常时候，犯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你对他怎么这样不礼貌？”
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guó mín dǎng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他把陈一新的手拉到他的脑后去摸摸，原来他脑后的后枕骨，竟然像公鹅顶一样，凸出老大一个包包来。对于自己脑后的这块骨头，陈一新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却不知道这跟一个人的xìng格还有关系。
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池步洲在guó mín dǎng军委会任职，跟guó mín dǎng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有一次他被提审，带回来的香蕉、苹果特别多。陈一新笑着跟他打哈哈：“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
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陈一新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倒换来了他的一个白眼：“你这个人真幼稚！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么？要知道，共产党对咱们这样的人，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放不放出去，其实是一样的。搞政治的人，真真假假，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照我猜，他们打算放我出去，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帮他们向台湾的军政人员做政治宣传。我是一个政治犯，并不贪生怕死，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无耻小人，违心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做的。所以我简单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请你们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像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判我十二年，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愿意老老实实服完我的十二年刑期，不打算争取提前。’他们听我一口回绝，也不勉强我，给了我一大堆水果，要我回来好好儿考虑考虑。我就这样回来‘考虑考虑’了。”
真是个怪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他却居然一口拒绝。如果进一步仔细想想，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放出去“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真还不如关在监狱里舒服呢！
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guó mín dǎng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dú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ròu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他接到弟fù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池步洲两次拒绝接见又退回汇款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厂。大家都说他脾气古怪，加上这一来心情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以免自讨没趣，连干部们都不大理睬他。这时候，只有与他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跟他算是最说得来，业余时间，还跟他学点儿数学。特别是池步洲教他“概率论”知识，这对于他丈量木材大有用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囚犯世界，无奇不有
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xìng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一号行车小组长，是浙江绍兴人，化名陶小牛。他本是台湾中统局的骨干分子，接受派遣潜入上海搞“工运”，发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顺着了他的脾气，倒是很平易近人的。
陶小牛的xìng格脾气非常古怪，勤俭节约得出了格：大冬天的，穿一身百结鹑衣，一双破鞋也是两头通风。但是到了车间，马达一响，就甩掉破鞋，生龙活虎地猛干起来，在行车木床上窜上跳下，动作敏捷得像一头松鼠。不出十分钟，就干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的，像刚出屉的馒头。他干脆甩掉百结鹑衣，赤膊上阵。统计牌上，他的产量质量总是名列前茅。厂里的各级干部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大会小会，班前班后，晚间点名，每次都少不了要表扬他。他听了，也不多说话，顶多微微一笑。
有一天下午下班铃响，马达一关，陶小牛拍拍满身的木屑，披上那件百结鹑衣，打扫车间环境卫生，正准备下班。这时候，车间主任笑眯眯地拿着一双力士鞋、一件新棉衣来奖励他，没有想到他却坚决不要。车间主任说：“这是政府实行人道主义，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大冬天的，不要冻坏了身子。”他哈哈大笑：“你以为一件棉衣一双鞋，就能把我收买了吗？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小恩小惠绝不能收买我陶阿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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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guó mín dǎng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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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池步洲在guó mín dǎng军委会任职，跟guó mín dǎng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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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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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guó mín dǎng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dú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ròu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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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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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到弟fù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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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xìng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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